——从邺城博物馆陶瓷藏品看邺地人的生活
贾海仲
陶，是多音汉字，拼音táo或yáo，通“窑”。起先“陶”字没有“阝”旁，“阝”的本义土山，无石者。后来在其左边增加“阝”部，形成陶字，其义表示制陶时从高坡上取黏土之义。陶字的形成也就定性了陶器的属性，“陶,烧瓦器土室也。”——《一切经音义》。“陶”字中的“缶”汉语词典解释为“大肚小口的瓦器”，也可以是解释为“古代瓦质打击的乐器”，说明陶可以发出音乐的旋律。司马迁编著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渑池之会”——“秦王击缶”和《庄子·至乐》中“庄子击缶”，证明了陶器“缶”作为打击乐器在当时已经比较盛行，古朴的陶器已经普及平民和走上了帝王将相的台案，在充当饮食器物的同时，也扮演着高雅的角色，用简约古朴的器型来调节生活的品位。
陶器在古代的作用主要是建筑构件、装饰用品、餐饮用具、乐器娱乐、储存设施、墓葬冥器等几大类，其中每一类能遗存延续到今天的器物，都成为了价值不菲的“国宝”，它承载的信息含量和研究价值更是无可估量。今天，我就邺城博物馆陈展的饮食方面的部分陶瓷制品，谈一下粗浅的看法，从中体会古代简约古朴的陶器所包含的信息，从一个侧面反映的邺地人高雅的生活方式。
作为饮食方面的陶瓷器制品主要有炊具类、饮器类、食用类、盛放类几种，它们形态各异，纹饰不一，功能不同，都有自己特定的属性，在当时物质匮乏、生产条件低下的情况下，能把饮食器具分设的如此详尽，本身就折射出邺地居民生活品质，在慢节奏、简约古朴中享受文化的熏陶，感受生活的优雅。
炊具类：主要有鬲、甑（zeng）、釜、鼎、簋(gui)、鬶(gui)等。
“鬲”古代煮饭用的炊器，其形状一般为侈口（口沿外倾），三足中空，便于炊煮加热。新石器时代已有陶鬲出现。后期出现青铜鬲，青铜鬲流行于商代至春秋时期。鼎足是实心的，这是“鬲”和“鼎”的区别。
“甑”古代的蒸食用具，与鬲通过镂空的箅相连，用来放置食物，利用鬲中的蒸汽将甑中的食物煮熟，多为圆形，有耳或无耳。极像现在的蒸笼。
“鼎”.古代煮东西用的器物，圆形，三足两耳，也有方形四足。有一种成组的鼎，形制由大到小，成为一列，称为列鼎，列鼎的数目在周朝时是代表着不同的身份等级。列鼎通常为单数。据文献及考古发现九鼎应为诸侯之制，七、五鼎为卿大夫，三、一鼎为士级。但天子之制为十二鼎，是双数。目前在邺城博物馆第二展厅就陈展着一组由小到大的七件陶鼎，据邺城文保所人员介绍，该组陶鼎出土西太平村的一座墓葬中，是村民在七十年代浇地时发现的，因为当时条件有限，并未发掘，按此推论该墓葬至少是卿大夫的墓葬，现墓葬保存完好，有待发掘。
簋(gui)黍稷方器也。周礼舍人注，方曰簠（fu）圆曰簋，有盖有耳。是古代用于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也用作礼器，圆口，双耳。流行于商朝至东周，目前陶簋发现较少。
鬶(gui)一种炊、饮两用的陶制器具，形制与鬲相似。三足空心，所不同的是口部有槽型的“流”，也称作“喙（hui）”。《说文·鬲部》：“鬶，三足釜也。有柄喙”，主要用于炖煮羹汤镬温酒，做好后作为餐具直接端上筵席。这种器具主要流行于新石器时代。
单单从炊具类的用品在邺城博物馆就可以看到这么多，当然不只这些，不同的用具有不同的功能，既反映了炊具改革的进步，也折射出生活饮食的多样性。
饮器类：主要有觞(shang)、勺、觚(gu)、钵、碗、盅、杯、壶。
“觞”古代的一种盛酒器具，器具外形椭圆、浅腹、平底，两侧有半月形双耳，有时也有饼形足或高足，考古界称其为耳杯，用粘土作胎，外施酱色釉，造型纤巧，端庄中显生动，使用方便，受人青睐,出现于战国时期，一直延续使用至汉晋，其后逐渐消失。不过唐代李白在《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有“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诗句，说明唐代觞还常出现在宴席上。这种饮器具在邺城博物馆展陈较多，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邺地人崇尚饮酒的风俗。
“觚”是古代一种用于饮酒的容器，圈足，敞口，长身，口部和底部都呈现为喇叭状，其状如我们现在生产的“文武杯”。它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现存青铜器较多，也用作礼器。
“钵”是洗涤或盛放东西的陶制的器具，形状像盆而较小的一种陶制器具，用来盛饭、菜、茶水等。一般泛指僧人所用的食器。一钵之量刚够一僧食用，僧人只被允许携带三衣一钵，此钵则为向人乞食之用。
“勺”是古代中国人发明的从盛酒器中舀酒的器具，形如有曲柄的小斗，当时作为量器，后经长期发展演化为当今人们广泛使用的各类勺子。其用途主要用来盛舀汤、饭等液体类食物、流食。目前邺城博物馆陈展的为青铜制，
“壶”深腹,敛口,多为圆形,也有方形、椭圆等形，本意是指陶瓷或金属制成的一种有把有嘴的器具，通常用来盛茶、酒等液体，也指像壶的形状或出水状态的东西。
“碗”作为人们日常必需的饮食器皿，碗的起源目前不可考证，不过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泥质陶制的碗，其形状与当今无多大区别，即口大底小，碗口宽而碗底窄。下有碗足，高度一般为口沿直径的二分之一，多为圆形，极少方形。中国人大多喜爱用“碗”作为饮食工具，可以取谐音“挽”字，意为挽留之意，象征寓意较好。邺城博物馆内陶碗较多。
“盅”属于杯类，没有把儿的杯子。饮酒或喝茶用具。
食用类：主要有豆、盆、盘、罐、碟。
“豆”象形字，形似高脚盘,或有盖。本义：古代指盛肉或其他食品的器皿。邺城博物馆的陶“豆”较多，散落在邺城遗址的陶豆残片也随处可见，可见豆作为一种食用器皿在民间广泛应用，这和豆的器型有关，因为它高足有盖，有防虫防鼠、保护食物的安全功效，因此被人们广泛接受。
“盘”会意字，盛放物品的扁而浅的用具，或刻以舟饰，或因型如舟可浮于水，曰为盘。商周多用于盥（guan）洗，亦盛食物。
“盆”盛东西或洗东西用的器具，口大，底小，多为圆形，专指用来盛放物品的钵状容器，因其形状要比钵大，故而称为盆。盆与碗的本质区别在于盆的边缘比内壁要厚，而碗的边缘较内壁要薄。从型器到功能的定位，可见古人的智慧。
“罐”是盛东西用的大口器皿，多为陶瓷制品。现在仍是生活中的主要盛物的主要器具。为了携带方便，古人在沿口设有口鼻，以绳穿系，提携方便。目前在邺城博物馆展陈二系、四系罐居多。
“碟”盛食物等的器具，比盘子小，扁而浅。形声字，从石，从枼（yè）。“叶”意为“薄片”，“石”与“枼”联合起来表示“薄石片”，为石陶制的浅薄器皿。
盛放类：主要有瓮、缸、盂、罂（ying）、罍（lei）、升鼎、羞鼎。
“瓮”形声字，从瓦，公声。陶制盛器，小口大腹，多为存放食物。
“缸”形声字，从缶（fu），从工，“缶”指陶器。“工”指土木建筑的“工程”，本义：大型陶容器，常用于土木工程工地，用来盛米盛水。
“盂”形声字。从皿,于声。本义:盛饮食或其他液体的圆口器皿。盂,饮器也。——《说文》
“罂”是一种盛贮器，既可用来汲水、存水，也可用来盛粮食。
“罍”斜肩，深腹，圈足式，平底,有盖,下腹近圈足处亦有穿鼻。繁缛（ru）的花纹配以厚重的胎体，显得深邃神秘，凝重大方。前期为陶，型为瘦高，从商代渐变为矮粗，肩部丰满，在纹饰方面，浮雕，多处以夔(kui,一条腿像龙的怪物)龙、蟠龙和兽面作为装饰，成为一种装饰意味很强的图案。
这里多说几句“罍”的典故，感受一下纹饰器物在古代重要性，因为一件器物丢了性命。早在西汉时期，罍已成为王公贵胄们竞相争夺的藏品。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汉文帝和窦后的儿子梁孝王刘武是当时有名的古物收藏家，在他的众多藏品中有一件罍，被其视为至宝。刘武临死前立下遗嘱“善保罍樽，无得以与人”，就是说千万不要把罍给外人。后来刘武的孙子刘襄继位，史称梁平王。他的王后姓任，史载此人骄横跋扈、贪得无厌，得知府库中有一件罍，便向梁王刘襄索要。刘襄宠溺任王后，便置祖训于不顾，也不听其祖母劝告，强行将罍取出，送给任王后，这件事在梁王府里闹得沸沸扬扬。后有人将梁王与其祖母争罍之事告于朝廷，汉武帝与群臣商议后认为梁王极为不孝，理应惩处，于是下令将梁国削去八座城池，并将祸端任王后斩首于市。
“升鼎、羞鼎”因器型较大，陶质不宜保存，故现存主要以青铜器为多，现在邺城南部的安阳博物馆有展陈。据了解“升鼎”是盛放煮熟的大块牲畜肉，“羞鼎”是盛放食用蘸料的。把大块的畜肉用一种叫鑊（huo）鼎的煮熟后，放入升鼎，食用时蘸取羞鼎里的调料。古人的这种大快朵颐的饮食，想想也让人十分的惬意。
在邺城博物馆还有一件器物，距今年代较近，为明代器皿，想来大家比较熟悉，它是印有“文人饮三杯，进三场，连中三元；武将吃一盏，杀一阵，官封一品”，“问酒何处好，还答此处高”铭文的大酒坛，它是大家到邺城博物馆参观后宴饮的必谈话题，文饰中的慷概气度、豪迈情怀极具感染力，成为劝饮的“经典名句”。有人说此中有错别字，恰恰其中的“错别字”和洒脱流畅的笔画，更赋予参观者的想象力，再现了酒的作用和酒的魅力，让人联想到书写者酒酣之后，醉眼蒙蒙、提笔吟唱、一挥而就的畅快淋漓，把穿越近千年的生活场景、善书善饮的文化气息告知今天的人们，这就是艺术的高雅，生活的品位，同样也让我们领略到邺地人往昔岁月的生活诗意。
邺城博物馆饮食文化方面的陶瓷藏品，反映了邺城人在艰苦生活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不同层面的饮食器具的创造，来寄托对困难生活改造的决心。在这些饮食器具中盛放的是希望和祝愿，更多的是对高雅人生追求和努力。当然在博物馆内还收藏陈展着陶、瓷制作的大量冥器，反映了邺地人对来生的寄托，这里面有灶、仓、井、房舍、猪圈以及猪、羊、狗、龟等，活灵活现，这也是在艰苦生活中一种艺术的创造。
除此以外，邺城博物馆内还有大量的陶制品为主的建筑构件，同样为人们展示了一座帝都的辉煌，创造了诸如铜雀瓦砚、富贵瓦当、莲花瓦当等寓意深邃的文化符号，在建筑格局的基础上锦上添花，使开创都城建设之典范的邺城，以更加美丽的身姿留在了人们记忆中，留在了浩瀚的诗词典籍中，使后人魂牵梦萦，孜孜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