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观点｜宗教】拉先加：中国化视野下藏传佛教各教派形成的历史及本土特点
作者简介：
拉先加，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
自11世纪始，佛教在西藏衰而复荣，噶当派、萨迦派、宁玛派、噶举派等不同的传承系统相继建立，进入了宗派林立的时代。纵观佛教在西藏形成各大教派初期的历史，就会发现宗教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适应能力和强大的生命力。西藏历史上出现教派，标志着藏传佛教的正式形成，也意味着佛教顺应当时社会的现状，对自身的传播方式作了相应的调试，进一步深入扎根西藏社会，从而实现了本土化、中国化。
一、教派的形成顺应了西藏社会历史的发展
（一）教派的形成是西藏社会在政治上从统一的吐蕃政权走向分裂割据时代的结果
宗教传播发展的历史显示，宗教在借助统治阶级的扶持保持其完整性和正统性的同时，也反作用于统治阶级所需的思想工具。同时，历史上一些宗教出现内部分支的事实表明，宗教所依附的某个政权的瓦解或分化，往往会导致该宗教内部出现不同宗派或分支，并随之出现宗派或分支之间的纷争，这一过程甚至掺杂着世俗势力之间的争权夺利。在西藏历史上，从吐蕃政权瓦解，到元朝统一为止，西藏进入了长达400余年的分裂、割据、纷争的状态。这样的政治变动，佛教失去了原来全力扶持的统一政权这一后盾，从而失去了保持其完整性和正统性的政治保障。进入分裂割据时代，佛教逐渐顺应西藏地方的政治格局，调整了传播和存续的方式，形成依附于不同世俗势力的各种宗派，从此进入了各教派并存发展的格局。这一历史表明佛教不断调整与西藏社会相适应的步伐，进而不断本土化、中国化。
吐蕃时期，在王室的大力扶持下保证了佛教传播的整体性。吐蕃政权瓦解，尤其是遭遇了禁佛运动和奴隶起义，佛教在西藏失去了上述强有力的后盾。进入后弘期，佛教内部开始出现各种传承系统和分支流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相对统一的政权作为后盾。
（二）教派的形成是西藏社会在经济上从奴隶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的结果
经过奴隶起义，吐蕃政权瓦解，社会内部发生了重大变革，社会性质逐渐从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东噶·洛桑赤列先生指出：“在西藏，到分裂时期的中期，封建经济制度已从根本上确立，农牧手工业及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民直接占有小块土地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土地的产权或属领主，或交家族，或归个体农民私有。这时出现了为建寺而接受供养田、购置土地、家族争产业和拍卖房舍田园等情况。各地的手工业、商业也发展起来了，西部阿里的定日、聂朗、后藏的拉孜、古尔莫等地方形成了贸易市场。在阿里古格、北部的洛丁二地开采金矿，当时的黄金产量很大，山南和昂仁陶瓷业发达。”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佛教在西藏重新获得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为教派主要寺院的修建等也提供了财力、物力基础。
（三）教派的形成是在思想文化上弃苯灭佛后主流思想文化处于真空和混乱的结果
吐蕃时期，王室选择弃苯兴佛，导致西藏传统本土文化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经过几百年的兴佛，佛教文化逐渐占据了西藏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地位。然而，至9世纪，占主要地位的佛教及其思想遭到了几乎毁灭性的冲击。西藏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短暂的主流真空时期，苦难中的西藏民众迫切需要建立或延续一种思想文化。此刻，各地的封建主也在找寻各种思想理论以巩固其地位，各种教派也顺势形成。
首先，分裂割据虽然造成了政治上的分崩离析，但为形成各种思想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吐蕃时期，佛教在西藏的传播有整体和统一的限制或规则，而这类限制或规则体现了对印度佛教的循规蹈矩。虽然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佛教的规范发展，但同时也限制了佛教形成各种发展流派、传承模式、传播中心等，从而阻扰了佛教在西藏形成本土特点和文化特色。分裂割据时代，佛教的复兴获得了更广阔的空间和自由，以往经典翻译的范围、教法传承系统等方面的限制已经不复存在，佛教的传播开始走向多渠道传承的兴起、多佛教经典的翻译与修习、多传播中心的弘扬时代，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史料显示，这一过程中西藏社会中一方面出现了杂乱、无序、腐化等的传播特点，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不断矫正、规范、整顿的传播特点。总之，这一时期的“藏传佛教的这种理论上的自由创新和实践上的杂乱无章的所谓叛经离道的现象，一方面对藏族社会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是我们所深恶痛绝的；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藏族人已不恪守印度佛教的经典教义、清规戒律的限制，藏传佛教已逐渐摆脱印度佛教既定的轨道，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其次，大量译师的出现，为教派形成提供了藏译经典传承的思想基础。虽然后弘期出现的译师数量统计存在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后弘期佛教在西藏出现多元化的传承特点，译师们功不可没，甚至很多教派的创始人本身就是译师出身。《德格丹珠尔目录》载，后弘期出现了157位译师；《松巴佛教史》载，外籍译师95位、本地译师169位，总计264位译师；《本续杂集目录》载，后弘期来藏译师78位、本地译师235位，总计313位译师，这些译师合力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根据《布顿佛教史》的记载，后弘期的翻译卷本从第一位译师仁钦桑布至布顿大师为止，总共有四千左右佛教经典目录，其中密宗方面的论典有1747部，显教方面的论典有590部，合计藏译本有2337部之多。如此众多的译师队伍和翻译经典，为后弘期佛教形成不同教派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
二、教派的形成彰显了三大本土特点
（一）创始人有僧有俗
纵观国内外佛教传播发展的历史，主要传承者为僧尼身份者居多，很少有俗人直接成为某一宗派的创始人或传承者。在藏传佛教史上，除了僧人之外，各教派最初形成过程中有很多俗人身份的人起过重要作用。宁玛派形成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三素尔”中，“小素尔”索尔穹·喜饶扎巴一开始也是俗人，不是出家僧人；被称为噶举派祖师的玛尔巴译师，也是俗人身份；萨迦派的萨迦五祖中有三人是俗人身份；噶当派的仲敦巴也是俗人身份。这些现象说明藏传佛教教派形成过程中，有世俗势力的加入，进一步加深了藏传佛教世俗化，巩固了政教合一制度的根基。
总之，藏传佛教各大教派形成过程中除了僧尼之外，还加入了一些世俗身份的人士，充分说明佛教在西藏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的具体局势，出现了僧俗共同参与佛法传播的历史特点。
（二）教义经典各成体系
与吐蕃时期的佛教不同，后弘期佛教在西藏的传承与发展开始出现多元化的局面。首先，后弘期的佛教复兴有了不同的渠道，其中最主要的内部渠道有两个，即“下路弘传”和“上路律传”。“下路弘传”主要是沿袭吐蕃时期的旧密法，所用的密教经典被称为“旧密咒”；“上路律传”所依据的是后弘期时翻译的印度佛教密宗经典，史称“新密咒”。这种密宗修习所依据的经典传承的不同，是西藏出现不同宗派系统的最初原因之一。另外，后弘期开始，大量的佛教学者从印度、克什米尔等地方来到西藏，同时西藏本地也有大量学者前往这些地方学习佛法，归来后成为佛教在西藏复兴的主要力量。这个过程中，由于各自师承不同，所依据的佛教经典和对其理解、证悟方式也不一致，故此出现了对同一宗教的不同的学修方法和体系，这也是各教派形成具有各自特点的教义经典系统的主要原因。
1.宁玛派以“九乘”为主要教义，形成了“大圆满法”的修行目标在藏传佛教诸教派中，宁玛派自誉为历史最悠久的教派，其依据是这一教派所传承的教义源自吐蕃时期的莲花生大师所传教法。虽然其作为教派产生于11—12世纪，但通过民间密咒师的传承和伏藏传承等形式，该教派一直在修习和继承吐蕃时期所译的密咒经典和仪轨传统，直至“三素尔”时期。从教义经典看，“三素尔”的贡献在于把原来散落于民间的密宗经典传承进行系统化的整理与归纳，确认和规范密宗修持的理论。后来，“三素尔”所传的教法成了宁玛派的经典传承，它的内容主要由“幻变”和“集经”两部教法所构成。后来逐渐形成了以“心品”为主的密宗教法，并分化成3个系统：第一个系统称为“心部”，第二个系统是“界部”，第三个系统是“教授部”，另外每一部下面又有3个子教法系统，形成了所谓的“九乘”佛法。宁玛派把最后一个教法系统，即“教授部”称为“大圆满法”，确定为所有修持宁玛派教法的最高境界。如此系统化的密宗教法体系的形成，是宁玛派对佛教密宗教法的主要贡献，也是从教法修持方面使佛教进一步在西藏实现本土化的有力佐证。
2.噶当派以“三藏”教义为准则，树立了佛教修习新风以“噶当”一词命名教派的名称，能够透析该教派对佛法教义方面的修持态度。史籍对“噶当”一词做了解释：“对如来教言，不舍一字，悉了解为教授之义”，“此派乃是将如来的言教，即三藏教义，一切无遗的都摄入阿底峡尊者三士道次第的教授之中，作为修习，所以名为噶当巴”。这一教派是后弘期最先创立的重要宗派。该派重视一切佛教经论，对藏传佛教修学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教派建立时期，有文献记载“雪域藏地出家僧人虽然很多，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以修持密法为名，从事淫乱活动，又有一些人宣称不修密法，只靠性空就能涅槃成佛，别解脱戒的教法虽有传播，但学习菩萨行的人很少，而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应该寻求一位能破除这些罪行的大班智达来藏……”，面对这种局面，噶当派的教法首次较为系统地整顿了佛学次第和修习过程。该派主要以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为主要学习经典，提出显密结合、先显后密的佛教教学内容与程序。曾分为教典、教授、教诫三个支派。
3.萨迦派以“道果法”为核心教义，建立本土化的教义思想体系“道果法”在萨迦昆氏家族中的流传可以追溯至后弘期著名的卓弥大译师。萨迦派昆·贡却杰布师从这位大译师，获得了“道果法”的传承，从此该教法成为萨迦派的主要教义思想。所谓“道果法”，是持“明空无执”或“生死涅槃无别”之见，即亲证内心实相，其理论基础在于承认众生皆有佛性，正因为众生在基位上具有成佛之因，即具有如来藏佛性，所以才有修佛之道和成佛之果，殊胜的道果法才流布人间。轮涅无别之见不仅是萨迦派修行证悟的殊胜见解，更是修成佛果的最高境界。关于萨迦派的教法思想体系对佛教的贡献，“概括起来说，这一思想体系是以多元一体格局为特征的；从分体上看，它来自印度佛教的诸种宗派和诸多经典。然萨迦派的佛教思想体系这样一个整体格局，则在印度佛教中似难找到。因此，从整体上看，萨迦派佛教思想体系又非源于印度……萨迦派佛教思想的这种超越门户之见、兼采诸宗学说、综合创造体系的特点，可视作藏传佛教藏族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除上述几个教派之教法外，觉囊派的“他空见”教法、觉域派的“断”之教法、希解派的“能寂”教法、格鲁派的“缘起性空”教法等，不仅继承和弘扬了佛教教义中的重要法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本土特点和民族智慧，使佛教教义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三）多样性传承方式
藏传佛教教派的形成本身就意味着其传承方式形成了西藏本土化的特征。每一个教派自成体系的教法教义通过师徒传承、主属寺传承、经典文献的学习传承等渠道，在西藏各地获得传播；每个教派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其教义教法被传承、完善、发展，主要寺庙和僧尼数量不断增长，信教群众的分布范围也不断扩大。这个过程中，佛教进一步深入扎根于西藏社会，与西藏的人文地理等深度融合，形成了具有西藏特色、中华文化底色的藏传佛教文化。
1.师徒传承教派形成的历史显示，教法传承方面的保守性和特定性是教派产生的内在原因之一。这种师徒传承，在最初形成教派的过程中产生过重要作用。纵观各大教派形成的历史，教法的传承包括非亲缘关系的师徒传承和带有亲缘关系的家族内部传承。比如，噶当派、宁玛派、噶举派的教法传承具有浓郁的师徒传承色彩，而萨迦派的传承主要以家族内部传承为主。通过师徒传承，各大教派保证了其教法教义和仪轨修持的相对独立性和纯洁性，并形成了教法传承方面的教派特色和本土特点。
3.经典文献的传承经典文献是教义思想的载体。后弘期开始，藏族先贤对佛教显密教法经论进行广泛翻译的同时，围绕这些经典文献进行学习、研修、阐释、解读，著书立说，形成了具有各自教派特色的数量众多的阐释经典文献。这些经典文献在后来教派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这一教派内部学习和传承本教派教法教义的规范性教材。比如宁玛派经典传承主要为幻变经、集经和大圆满教授传承，其中大圆满教授分心、界、教授三部。到了14世纪，宁玛派大师隆庆然坚巴·智美鄂色（1308—1364）按照大圆满心要传承，造《七宝藏论》，从此成为宁玛派的根本经典；噶当派主要以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为经典文献，同时把“噶当六论”作为主要的学习内容；噶举派以“那若六法”作为该派主要的经典教法来传承；萨迦派主要以“萨迦五祖”的著作作为修习教法的经典文献，等等。
综上所述，从11世纪开始形成各教派到15世纪初格鲁派的形成，藏传佛教的教派才最终定型，从而也标志着藏传佛教的形成。藏传佛教教派之间的差异既不像印度的小乘十八派是由于其遵行的戒律不同而分派，也有异于印度的大乘因其主张的教义不同而分派。其派别差异是因不同师承、不同修持教授、所据不同经典和对经典的不同理解等佛教内部因素和不同地域、不同施主等教外因素而形成众多派别。这些差异构成了佛教在西藏发展过程呈现出的本土特点，从而形成了藏传佛教的中国化特色。
三、教派的形成产生了四方面重要影响
（一）教派的形成催生了政教合一制度
（二）教派政教势力的发展促使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
（三）教派的形成造就了众多佛学人才和浩瀚文献
在后弘期教派形成的过程中，各大教派为了壮大各自势力，十分注重本教派佛学人才的培养，他们建寺庙、立道场，创建本教派的学经教育体系，先后培养了众多在佛学上有很深造诣、修行上取得很高成就的高僧大德。同时，这些高僧大德凭借对本教派教法仪轨的修习继承，通过讲、辩、著等方式宣扬教法，不断完善和提升教派的学修系统，扩大教派的势力和影响，对整个藏传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藏传佛教历史上，先后涌现出了数以千计的佛学人才，他们围绕佛教经、律、论、续等做了阐释性的解读，留下了浩瀚的文献。除了佛学著作之外，这些高僧大德的著作内容还涉及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通过各大教派历代佛学优秀人才的努力，西藏传统文化获得传承和发扬。
（四）教派的形成孕育了西藏文化的多姿多彩
藏传佛教教派的形成使西藏文化进入了多元化的时代。首先，在广阔的青藏高原上，由于教派发展的需要，各教派先后建立多个佛教文化传播中心，相应地形成了具有该教派特色的民俗文化圈。因为各大教派在服饰、饮食、建筑、艺术、绘画等方面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点，从而在佛教文化中增添更多了教派特色，丰富了藏传佛教文化。其次，各教派的节庆文化存在差异，也间接丰富了西藏民俗领域中的节庆文化，各个地方按照其所尊奉的教派传统，举办各式各样的民间节日等。总之，“藏传佛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文化，在组织方式、教义思想、学经制度、传承方式、文化习俗等方面均有独特之处，已成为中华文化中的一种特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