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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建川使巴金想建“文革博物馆”的遗愿得以实现
一代文坛巨匠巴金老人在辞世前，曾经留下过一段打动了无数人的忏悔。他说：“那时，在文革，为了活命，我不得不胡言乱语，甚至对朋友落井下石。其实，何止朋友，当自己的妻儿遭到侮辱，我也只能选择沉默，躲在厕所里悄悄流泪。那时，我唯一响亮的声音，就是当红卫兵高呼：‘打倒巴金’！我也跟着喊到：‘打倒巴金’。文革，这就是文革。它使我荒唐，使我错乱，使我忘记起码的人格和尊严。所以，我说，悲剧不要重演。所以，我说，我们要说真话。所以，我说，建一个文革博物馆吧”。
巴老的忏悔将我们带回了那一段噩梦般的岁月。对于文革这场浩劫，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愿提起。但是，我相信，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会像巴老一样，有着对那段岁月、对自己的一份忏悔和救赎。一个人是否懦弱和强大，就看他能否直面自己的历史。同样地，一个民族是勇敢还是懦弱，就看这个民族是否敢于面对过去的历史。巴老晚年，曾奔走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为的就是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并从中汲取教训。
如今，斯人已逝，遗愿犹在。令我们欣慰的是，老先生的遗志终于找到了归宿，他的四川老乡，全国抗战文物、同时也是文革文物收藏的第一人樊建川先生，勇敢地站出来，还了巴老一个心愿。
生于1957年的樊建川，从9岁到19岁，经历了“文革”的十年浩劫。他先是看到父亲被批斗、毒打，然后自己也去参与动手打人。1976年，文革结束，在反思自己成长经历的时候，樊建川开始模糊意识到这段历史的错误，也意识到了记住这段历史的必要。他逐步开始搜集各种像章、传单。后来，随着生意上的发达，樊建川对文革旧物的迷恋陷入了不可收拾的境地，凡是有价值的，他一概不会放过。因为他知道，与收藏抗战文物一样，用实物来保存历史的记忆，是无可辩驳的。
樊建川：我希望我们，这一百年，特别是抗战也好，或者是我们红色年代，包括文革这样的也好，当它成为“明代”的时候，它会是很清晰的记忆，它是真实的记忆。那么这种记忆，就是刚才说的，很多很多的记忆的参照物或者是载体。
对“文革”的性质，尽管中央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但是作为将巴金的“呼吁”付诸实践的第一人，樊建川仍然遇到了不少阻力。馆名用“文革”二字有些敏感，他就改名“新中国瓷器”与“红色年代生活用品”陈列馆，终于将自己多年的藏品摆了进去，让它们展示在世人面前。他的这些陈列馆，虽然不是巴老希望的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博物馆”，但是，这种不那么尖锐的方式，仍然开启了正视和记录那段历史的先河。
王鲁湘：这一个门进去，就是一个很空旷的，一个圆形的空间，这有点儿像回音壁，噢，这个声音就变了。
樊建川：但是这儿虽然很空旷，但是我们脚底下踩的东西很吓人啊，四万八千枚当年的公章。
王鲁湘：都是当时候的权力的象征啊。
樊建川：权柄权柄，“粪土当年万户候”啊。
“红色年代瓷器馆”记录着精神扭曲的荒诞年代
要不要给文革建馆？以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来建文革馆？事实上意味着我们能否正确对待自己的历史。樊建川没有哭，也没有笑，他只是把那些离我们还并不遥远的物件排列起来，在它们几乎是无限的重复和单调中，让参观者切身感受到一个物质匮乏和精神扭曲的荒诞年代，任何一个神智健全的人从文革馆走出来都会长舒一口气，我们终于从文革中走出来了，这是多么幸运的事！
纪实：其实我们这个馆里边内容很丰富，但是，我故意把这个门做得比较小，就像一个人家，一个普通人家的门一样，而且这个门是广东那边买回来的一个老门。
王鲁湘：这是部队的门嘛。这应该当时肯定是个军营的，或者，
樊建川：可能是军官宿舍，军官家属，那种随军家属的那种门，然后这还打铃才能进去。这站了一尊当年做的毛主席像，他在给我们指路，他角度偏了一点，故意偏了一点，他意思是你们往这边走，实际上这是中国最大的交通警察了。
王鲁湘：站在所有的城市的这个交通路口。
红色年代瓷器馆中，陈列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这段历史中生产的瓷器。它们记录了那个狂热而又压抑、喧嚣而又无知的时代的气息和声音。可以想象，在多年之后，人们回顾中国瓷器历史的时候，这个短暂年代的作品也应该算是空前绝后的。樊建川说，它们是一个狂热的顶峰，一个红色的绝响。
这有一个花瓶挺有意思，这个花瓶其实，当时这个鸭子吃了人民公社的公粮，你看嘛，这是当时的，原来的大字报，某某某，私迷心窍，放出鸭来吃公粮，这种思想不改造，到底要走哪条道，这个就很搞笑。
王鲁湘：把鸭子吊到树上头批。
樊建川：对，批。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那个主人说我的鸭子没吃公粮，说吃了，怎么办呢？把鸭子给杀掉，把肚子给剖开，打开一看，里面有很多谷子，果然吃了公社的公粮，这是坏分子，思想落后的人物做的事，好了，张贤亮看了以后，他给我后来写的字，用那个细笔写的，笑出眼泪，这是笑出眼泪，这是张贤亮第一个写的，好了，冯骥才后来看见了说，别笑，这是我们一代的真实，这是冯骥才写的了，然后邓贤写的是什么呢，我如其鸭，邓先生说，樊建川，我当知青的时候肚子饿的不得了了，我去偷老百姓的东西，被老百姓追，差点被逮住，逮住以后也要被吊起来打的，我如其鸭。
将当时各种极端思想和行为以简单漫画的形式，或者将政治口号原封不动地表现在各类瓷品上，这便是文革瓷器的鲜明个性。现在，当它们进入博物馆，便成了那段历史的见证，也成了警示后人的重要符号。
有资料显示，文革开始后，全国各地瓷厂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纷纷生产主席塑像。这同佩戴主席像章、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一样，成为了热爱领袖的时尚。尽管毛泽东本人在第二年就明确要求制止这种现象，但是，仅仅一年的生产，已经让各种主席的塑象多得无法统计。
这儿体现的是为一个人，为当年的我们的那个毛主席，毛泽东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姿势，你看，你看这儿就很清楚，就是他青年时代，学生时代，书生意气，这儿是拿着雨伞参加革命了，就业了，那儿是新中国成立了，然后又巡视大江南北啊，招手的啊，拿帽子的啊，各种各样的坐姿啊，站姿啊，和其他人在一起啊，这么多塑像，其实我这可能也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完全的，但是你应该看到在全世界任何一个领袖人物用瓷器给他做塑像，这可能是最多的
由于博物馆空间和陈列设计的关系，樊建川所收藏的瓷器和主席塑像根本无法全部展出。来到他的仓库，可以发现，这里的场面也相当地壮观。
樊建川：这是真的老东西，现在新做的那种毛泽东像，这个脸就开不到这么好，怎么都开不出这个脸来，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是用虔诚开的脸。当时那个情况就像释迦牟尼一样，他是一个神，他是有标准的，他是一个大神，每个人对他都很熟悉很熟悉，很熟悉，对。他的线条，他的痣应该在什么地方，
他的笑容应该是什么笑容，他挥手应该是这样的。
王鲁湘：对对对，有标准的。
樊建川：一个人的生活，总是要接触很多很多器皿和这种生活用品，但是被一个什么东西所包围着，被一个，就是在这个年代的这种政治诉求，这种说教，政治诉求，和一种左的，包括一些个人崇拜的，甚至一些封建因素，达到登峰造极，包括“万岁万岁万万岁”，跳忠字舞，它被这个整个所笼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