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出土瓷器；制瓷阶段；风格特征；湖北省博物馆
湖北在历史上虽然没有像浙江、江西、河南、河北等省有非常重要的名窑名瓷，但作为地处长江中游东西南北交汇之地，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窑口瓷器多有出土。湖北省博物馆作为湖北地区最大收藏最丰富的综合性博物馆，对各地窑口瓷器多有收藏，或来自于省内各地的考古发掘，或来自于各市县博物馆的调拨移交。经过梳理，馆藏湖北出土瓷器有几个重要的阶段和成果，分述如下。
一、商周原始青瓷和汉代成熟青瓷阶段
湖北虽然不是瓷器的发源地，但并不表明湖北没有早期瓷器的出土发现。能够确认的湖北境内最早的原始青瓷器见于西周时期，黄梅焦墩遗址出土的原始青瓷豆即是明证。黄冈禹王城战国墓出土了原始青瓷缶，江陵九店出土了原始瓷双系罐，蕲春豃鱼嘴西汉墓出土了原始青瓷瓿，随州曾侯墓地更是出土了相当数量的西周原始瓷。这些原始瓷器，当是长江下游浙江等地输入的高档产品。当阳刘家冢子东汉晚期墓出土的青瓷，应是典型的瓷器成熟期的标准器。
2011年、2013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对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一批西周早期原始瓷器，本馆调拨收藏了一部分。这是一批非常重要的实物材料，可以说是西周早期原始瓷器断代的标准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批原始瓷器共计70多件，出土于M2、M3、M8、M25、M27、M28等16座墓葬中，在140座墓葬中占比8.75%。该批原始瓷的特点如下：
1、器型和组合
器型不多，主要有豆、豆托、尊、瓿、罐、瓮、簋、器盖等几种。豆托、带盖瓷瓿是少见的器型。其中瓷豆最为常见，是器类组合的核心，多和尊、瓿、罐、瓮等搭配。
2、胎釉
胎体较厚，灰白胎，大部分较坚硬，少部分粗松有气孔。器物胎体表面常见砂粒显露。青灰釉，釉薄，采用浸釉法，不均匀，有流釉、聚釉、剥釉现象。
3、纹饰
比较简单，主要有弦纹、水波纹、波折纹、回纹、云雷纹、斜线纹、叶脉纹等，多组合使用。大部分纹饰规整，少部分草率不太规整。装饰工艺有刻划、拍印、戳印、堆贴。大器基本为拍印，主要有方格纹、波折纹和云雷纹等。刻划纹饰主要有弦纹、波浪纹和叶脉纹等。堆贴比较流行，有卷云形或S形小泥条、小乳丁、扁方形或半环形实心钮等。
4、工艺
一般都是采用泥条盘筑加慢轮修整成型，一些器物己经出现拉坯成型。由于成型技术尚不成熟，一些器物形制不甚规整，有变形、歪斜、开裂、鼓包现象。说明制作、烧制工艺不是很成熟，处于早期阶段，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器物规整相比，相差较大。
叶家山出土的原始瓷并非北方当地所产，而是东南地区的浙江窑址所产，主要通过水运到达随州，进而通过随枣走廊到达中原、关中。曾国所在的地域处于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交流的中继地，商周时期，商品的长途运输是完全可能的，包括当时最重要的金属原料——铜矿、印纹陶和原始瓷等。
当阳刘家冢出土的青釉罐、青釉钵器型规整，胎釉和装饰已经达到成熟青瓷的标准，根据器物特征，推测来自于湖南湘阴窑，说明湖北地区的早期青瓷最初来自于水陆交通更为便利的邻近地区。
二、魏晋六朝青瓷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是青瓷的“一统天下”，瓷业得到迅速的发展。湖北省内的鄂州、武昌、荆州、宜昌等地作为长江中游重要的节点城市，有大量的六朝瓷器出土，其中以鄂州最多。鄂州（古武昌）先后做过孙吴王都、首都、陪都，两晋南朝时为长江中游的重镇和政治和军事中心，所出土青瓷蔚为大观，堪称南方青瓷的代表。
鄂州在1956年至1983年因为修建钢铁厂、公路等经过五次较大规模的清理发掘，绝大部分是在1956～1958年发掘的，共有六朝墓葬390余座。主要分布在西山、雷山、洋澜湖周围墓区。其中，有两批次合计138座六朝墓葬的发掘资料和出土文物现存本馆。馆藏鄂州出土六朝随葬品共1100余件（套），主要是陶瓷器和其它杂件。陶瓷占总数的80％，杂件占总数的20％。
根据出土青瓷的特征，分为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两个不同的系列。长江中游主要是湖南湘阴窑、江西洪州窑的产品，占90%左右；长江下游主要是越窑、婺州窑的产品，占10%左右。两个系列在造型品种、纹饰等方面共性较多，发展规律也基本一致，最大差别在胎釉、工艺等方面。主要特征如下：
1、造型
器型主要有碗、盏、盘、盆（洗）、罐、盘口壶、鸡首壶、唾壶、酒樽、耳杯、勺、槅、盒、水盂、砚、灯、熏、虎子、插座、带盘瓷炉等。器型是随时代发展逐渐增加的，各个时期不断有新器型的出现。特别是孙吴后期至西晋瓷质的仓厨明器、家禽畜圈模型明器开始流行，有院落、房舍、仓、灶、案、井、磨、臼、碓、猪、狗、鸡、鸭、牛、马、车、猪圈、禽舍、人物俑和镇墓兽等。器型变化上，孙吴至西晋前期以扁肥粗矮为主，西晋后期至晋宋之际以圆鼓丰满为主，南朝时期以瘦削修长挺拔为主。
长江中游窑口青瓷胎色以灰白胎、灰黄胎为主，亦有灰胎、橙黄胎、褐红胎等。釉色绝大多数都是青中带黄，青绿者少，大多有细密开片，釉薄较亮，不及长江下游的肥润厚实，有些产品胎釉结合差，多有剥落。而长江下游窑口的青瓷，胎质致密，烧结程度较高，胎色淡灰，微泛红色，釉色青绿或青灰，胎釉结合良好，光泽度和透明度均较强，应属于长江下游越窑系统的产品。总体而言，长江下游越窑的产品质量要好于长江中游窑口的青瓷。
3、工艺
主要采用快轮拉坯法，少数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还有模制法、手工捏塑等。长江中游青瓷造型不太规整，有的口部不平，有歪斜、烧塌的现象，拉坯、修胎、挖足均不太讲究，不及长江下游的规整精致。
4、装饰纹样
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也是以共性为主，发展规律也是基本一致。东汉末——孙吴时期（三国初）装饰简单，流行麻布纹，弦纹、水波纹比较多见，亦见钱文、蕉叶纹等。西晋装饰手法和纹样多样化，造型上流行仿动物的形状，如蛙形水盂、羊形烛台、狮形插座等等，流行弦纹加菱形网格纹、短线纹、花蕊纹、连珠纹等构成的装饰带，贴塑纹有铺首、朱雀、麒麟、佛像、辟邪、熊、龙虎等，有的与佛教艺术有关，还出现了褐色点彩。东晋时期装饰重釉面，改以素面为主，趋于简朴，多使用简单的弦纹装饰，褐色点彩比较多见。南朝流行莲花纹，与佛教信仰有关的莲花纹、卷草、忍冬纹成为青瓷主流。
馆藏六朝青瓷中，有几个比较特别之处。一是人物俑、镇墓俑、动物和模型明器的流行，根据胎釉、造型等主要特征，应该是湖南湘阴窑的产品。二是褐彩和器款。只有十几件器物有褐色“点彩”，所占比例很少，说明在长江中游并不流行，不见长江下游“彩绘”花纹的形式。馆藏仅有两件器物有款识，极为罕见。一为写款，一为刻款。西山M9出土“陈”字小盏，盏底用褐彩书写“陈”字，字体流畅，和江西南昌妇幼保健院东晋墓所出的“朱”字青瓷碗相似，或为工匠名，或为墓主名。西山M2出土西晋“曰武子”四系罐，外底浅刻隶书“曰武子”三字，极为少见。三是青釉莲花尊和坞堡。青釉莲花尊全国出土极少，河北易县、南京等地有出土，武昌出土2件，高大厚重，堆贴、刻划花装饰繁缛。青瓷坞堡在湖北仅发现3件，器形庞大，结构复杂。根据胎釉、装饰特征，推测其产地为湖南湘阴窑。莲花尊、坞堡和宜昌出土的妙趣横生的青瓷人顶灯一样，是魏晋六朝青瓷的优秀代表。
三、隋唐青瓷阶段
隋唐时期形成“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青瓷愈加成熟，南方越窑、岳州窑、长沙窑、洪州窑等群窑并起，各领风骚。这一时期的产品，多来自湖南岳州窑、江西洪州窑，同时，长沙窑瓷器在本省唐墓中亦有大量的出土，和六朝时期相比，越窑产品却很少见。
其中，以武昌城郊大批隋唐时期的墓葬最为重要，是南方地区一批成规模的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考古材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1953年～1958年，配合当时城市规划和旧城改造，主要在武昌城的东面、东北面的墓葬区，发现并发掘了500余座汉代至宋明时期的墓葬。其中隋唐时期墓葬160余座。出土随葬品共1800余件（套），有陶瓷器、金属器与砖石器等。陶瓷器占大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器中以陶俑、动物雕塑、模型明器、三彩釉陶器最具特色，造型丰富多样，艺术性极高，是武昌隋唐墓中面貌最丰富、最具代表性的随葬品。
出土瓷器以青瓷为主，品种、器型、装饰多样。以生活器皿居多，瓷俑、瓷塑很少，瓷质模型明器基本不见，和六朝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器型主要有碗、杯、钵、盘、高足盘、鸡首壶、盘口壶、注子、瓶、罐、双唇罐、唾盂、香炉、灯盏、砚台等，特别是盘口壶多见，几乎每墓必出。品种虽然没有六朝丰富，但胎釉结合比六朝要好。来自多个窑口，主要来自于长江中游湖南岳州窑、长沙窑，以及江西洪州窑的产品，三窑在长江中游占有绝对统治地位。
1、湖南岳州窑瓷器
主要器型有碗、杯、碟、鸡首壶、盘口壶、罐、钵、盘、高足盘、炉、砚以及瓷俑。器物胎壁一般较厚，胎色有灰白、青灰等多种，坚硬致密。釉色以青绿为主，也有青黄、褐色等，玻璃质很强，多有细密开片。装饰方面隋代盛行印花，包括莲花纹、草叶纹、团花纹等几种纹饰相间均匀分布。常见一种器心作方块露胎的盘，为湖南地方特色，也是岳州窑和长沙窑的共同风格。唐代一般无装饰纹样，以造型和釉色取胜。
2、湖南长沙窑瓷器
出土有十几种近百件，有盘口壶、碗、盘、瓜棱罐、双耳罐、双唇罐、注子、执壶、水盂、唾盂、灯盏等，以碗、罐、盘口壶最多见。胎较薄，质地较细腻，胎色有灰白、浅灰、浅红、浅黄。以青釉为主，釉色多青黄、浅黄、黄褐。褐绿彩绘瓷相对少，主要为褐绿点彩和几何纹，少见彩绘的人物、飞禽走兽、花草、云气、山水、文字等。长沙窑瓷器在武昌流行的年代主要在中晚唐时期。
3、江西洪州窑瓷器
主要为隋至唐代前期洪州窑盛烧时期，主要有盘口壶、鸡首壶、圈足盘、高足盘、双唇罐、罐、碗、杯、钵、碟、盏、盂、唾壶、多足砚、滴水砚、烛台、虎子、盘托多足器、灯等等。胎釉结合比六朝时期要好，脱釉现象比六朝减少。隋代为灰胎、灰白胎，釉以青绿为主，稍偏黄。唐代除少数胎白坚致外，一般胎质较粗松，以灰白或灰色为主。釉色呈青色、青黄色、酱褐色，多偏黄、偏酱褐。纹饰方面，大多采用模印法，主要盛行印花，装饰题材比南朝丰富，有水波纹、树叶纹、松柏、宝相花纹、莲瓣、月华等，以及杯、碗腹外壁戳印重圈纹，莲瓣纹有减少的趋势。武昌钵盂山M389出土的一件灰陶印模，是罕见的保存下来的印模实证。
武昌多出上述三窑产品，一是鄂湘赣三地均处长江中游，比邻而居，水陆畅通。二是三窑在造型、胎釉、装饰方面有各自的产品优势，各有特色。三是武昌地处东西南北交汇之地，为发达的交通要冲，地理位置重要。武昌在隋唐时得到长足发展，全国经济重心南移，人口增加，手工业发展，商业经济活跃，城市经济繁盛。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水运和商贸的多重优势，武昌既是三窑产品的消费地，也是三窑产品的集散地。
四、两宋青白瓷阶段
历年来，共发掘舒安王麻窑、土地堂青山窑、湖泗浮山窑、安山镇陈家垅窑、杨家澥窑、新窑村窑等6处窑址，共清理发掘砖土结构斜坡式龙窑7座，还发现作坊遗迹。
根据窑址标本和墓葬出土瓷器，其产品特征包括品种造型、胎质釉色、装饰纹饰、烧造工艺等，以列表的形式简明扼要概述（表一至表四）。
湖泗窑在两宋时期形成了窑场林立的空前盛况，是宋代经济重心南移的一个实证，填补了湖北地区古代瓷器烧造的空白，填补了南北交汇之地长江中游湖北制瓷的缺环。商业的发达，交通的便利，为湖泗窑瓷器的销售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各地考古发掘充分证明湖泗窑的产品销往湖北及省外各地。武汉诸多宋墓、以及湖北境内鄂州、黄冈、英山、荆州、老河口、宜昌、三峡等其它地区多发现有湖泗窑的产品。同时也在邻近省份发现湖泗窑产品。
此外，景德镇的青白瓷在本省各地都有大量的发现，以汉阳十里铺、蕲春漕河、麻城阎河等为代表，出土非常精美的景德镇窑青白瓷，如执壶、温碗注子、盏托、瓷枕等，胎釉、装饰等较湖泗窑更胜一筹。其它如龙泉窑、吉州窑、磁州窑、建窑、耀州窑等窑口瓷器常有出土。
五、元代及明代藩王墓出土瓷器阶段
元明时期，由于商业的流通和明王朝的分封，在湖北各地的元墓和武昌（楚昭王）、荆州（辽简王、湘献王）、钟祥（郢靖王、梁庄王）、蕲春等地的明藩王墓葬中，出土了不少瓷器珍品，以青花为主，还有单色釉瓷和少量彩瓷。其中，元代青花瓷器，明代早中期特别是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空白期”的瓷器，是非常重要的材料，在全国范围内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武昌龙泉山楚昭王朱桢墓出土永乐时期的翠青釉碗和白釉坛各1件。二妃山明景陵王朱孟炤夫妻合葬墓出土3件青花云龙盘、1件白釉瓷坛。江夏流芳岭墓葬群主要为楚系藩王及其妃子、亲属的墓地，自建国以来陆陆续续出土过一些瓷器。有青花云龙纹高足杯、青花鸳鸯戏莲纹盖罐、青花龙纹盘、青花双兽耳长颈瓶、青花人物兽耳罐、青花兰竹纹盖罐、青花弈棋簋形炉、蓝釉金彩双兽耳罐等。特别要提到的是，2007年～2008年，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武昌流芳明王室家族墓葬26座。其中，镇国将军朱季夫妻合葬墓出土“天顺年置”青花云龙纹碗、蓝釉鸡心执壶、白釉高足杯和碗盘、白釉红绿彩绘人物纹长颈瓶、霁蓝釉三足炉等24件瓷器。辅国将军朱均钵墓出土青花龙纹高足杯、青花双兽耳长颈瓶、青花筒形香炉等10余件，两墓出土瓷器近40件。这是一批非常重要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空白期”瓷器的材料，其中一件有“天顺年置”明确纪年款的青花龙纹碗，极为难得，弥足珍贵。
钟祥郢靖王朱栋墓除出土元代青花龙纹梅瓶、青花四爱图梅瓶外，还出土4件龙泉窑青釉瓶，以及青釉梅瓶、白釉梅瓶各1件。钟祥梁庄王朱瞻垍墓出土8件瓷器，分别为永乐时期的青花龙纹高足杯、仕女赏月图图高足杯各1件，正统时期的白釉贴金龙纹高足杯2件，青花缠枝莲纹梅瓶4件。其中，青花龙纹高足杯制作精美，应是赏赐的前朝永乐官窑之物，为梁庄王所珍视，为此后来还特意配置了银盏托和金锺盖。青花仕女赏月图高足杯同样属永乐官窑，为前朝赏赐之物，扬之水先生考证为根据唐诗画意所绘，极有意境。
荆州江陵八岭山曹氏王妃墓出土有莲花蝶纹白瓷罐1件，辽王妃墓出土甜白釉暗花凤纹罐1件。蕲春荆王墓发现有正统青花龙纹梅瓶1件、凤纹梅瓶2件、白釉暗花龙纹盖罐1件、弘治绿釉缠枝花纹三足盖罐1件，以及少见的珐花器等，均属典型的“空白期”瓷器。
上述瓷器中，有几个特殊的瓷器品种值得重视。一是永乐创烧的翠青釉品种，二是红绿彩品种，三是绿釉品种，四是白釉金彩、蓝釉金彩品种。
以上是对馆藏湖北出土瓷器的概括性总结，包括了商周原始青瓷和东汉成熟青瓷阶段、魏晋六朝青瓷阶段、隋唐青瓷阶段、两宋青白瓷阶段、元代及明藩王墓出土瓷器阶段等五个阶段，体现了本地瓷业发展脉络清楚、成果丰硕和地方特色鲜明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