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官窑假设与求证”求证之四）
————舒晓明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宋官窑器物主要收藏在两家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北京故宫博物院。
尽管杭州乌龟山窑址和老虎洞窑址发现出土了一些遗物，但清宫旧藏的传世官窑瓷器依然是研究宋代官窑瓷器的最重要的资料宝库。
据台北故宫博物院1989年出版的，“宋官窑特展”一书记载，该馆宋官窑器物藏品为143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数量说法不一，耿宝昌先生讲：“2010年，故宫博物院对院藏原定为宋官窑58件藏品进行了测试”。
王莉英先生讲：“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院藏品鉴定、划级工作中，经陈万里、孙瀛洲、冯先铭等先生鉴定出官窑瓷器约45件”。
叶佩兰先生认为“其中官窑44件”。
吕成龙先生说“对故宫博物院藏40件原定为宋代官窑烧造的瓷器，六件原定为明代景德镇烧造的仿宋代官窑瓷器，12件原定为清代景德镇烧造的仿宋代官窑瓷器……进行了无损检验分析研究”。
笔者经过综合分析考虑后，认为68件比较妥当。
两院相加，143件加上68件等于211件。
大英博物馆有宋官窑瓷器12件，暂不纳入讨论范畴。
这211件瓷器的下限是清楚的，清代朝廷随于1911年退位但溥仪仍居宫中。末代皇帝是于1924年被逐出故宫的。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对宫中文物进行了两次点收、造册。1925年，是这批官窑瓷器的下限。那么其上限又在哪里呢？这批瓷器是何时，何种方式进入故宫的呢？
两家故宫博物院的出版物与一些学者的论述赋予这些瓷器是由宋元明清宫廷直接传承的属性。此种论述认为：”清宫文物的收藏是在历代尤其是宋元明三朝帝王搜集的基础上形成的。明永乐帝迁都北京时，继承了南京宫中的珍宝和北京的金中都、元大都的宫中遗物，而且经过26代帝王在540年间搜求，至清末宫内仍保存了大批难能可贵的传世品”。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
王光尧先生著文《清代官廷对宋官窑瓷器的收集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王先生指出：
一、明代宫廷直接传承到清朝廷的宋官窑瓷器数量无法确知。
二、康熙一朝的内廷收藏宋官窑瓷器数量无从统计，臣属进贡共四件。“康熙五十六年万寿庆典时内阁大学士温达等人进贡有官窑笔洗和官窑双耳炉，原任经筵讲官户部尚书王鸿绪进贡有官窑黄寿芝一盆和官窑水丞”。
三、雍正时期宫廷收藏使用的宋官窑瓷器，共21件。“包括碟一、花尊一、长方花尊一、渣斗一、笔洗二、罐一、碗一、炉一、缸四、双管小瓶一、双管瓶二、梅瓶一、花瓶一、花盆一、八角小碟一、如意花尊一”。
雍正三年十月七日赏赐给西洋国教王的“官窑双管小瓶”、雍正十年三月初六日赏琉球国之国舅“官窑双管瓶”两件。其余的19件均应保存在清宫内，即成为乾隆时期宫廷收藏。同时档案显示，整个雍正时期只有雍正五年十月十六日兵部尚书查弼纳进贡过一件“官窑笔海”，且未被皇帝接收。
五、嘉庆时期见于档案的官窑瓷器共有51件，后被赏赐出去的达12件，剩39件。
王光尧先生的以上六则统计数据都非常重要，尤以雍正时期的数据最为珍贵。此则数字非常准确，没有含糊不清，连使用带收藏的宋官窑瓷器总共21件。
雍正朝拥有的21件官窑瓷器又被雍正帝赏出去两件，仅剩下19件传给乾隆。
乾隆一朝拥有宋官窑瓷器的数量是惊人的，初步统计是200多件至340多件。其组成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进贡的167件，另一部分的提法较为奇特，“见于记载且无法确定属于从宫廷之外进入清宫廷的官窑瓷器”173件。不能证明是进贡的，但又有记载。当然也不能证明是宫中旧藏原有的。因为雍正传给乾隆的只有19件。假如雍正的19件可以确认的话，剩下的哪些应多是乾隆自己收集或臣属进贡而来的。
王光尧先生认为：“根据档案记载虽然可以确定很多清宫旧藏的官窑瓷器并非一开始就与清宫有关，而是通过乾隆时期的大规模收集，才从清宫廷以外进入宫廷，成了乾隆以后的清宫旧藏器物。在两岸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宫旧藏宋官窑瓷器中，至今有相当的一部分是乾隆时期臣工从宫廷以外搜集进贡到清代宫廷之中的，这些瓷器在宋元明清宫廷内并没有连续不断的传承体系，在利用清宫旧藏瓷器为研究对象时一定要具体分析”。
王先生指出：“康熙、雍正时期均无收集宋元明窑瓷器的意识，雍正时期以前，清宫对宋官窑瓷器并没有达到渴求的程度，处在有无均可的状态下。雍正时期基本只是对器物有无作记录而已，且不加评判。雍正皇帝既不接受臣工进贡官窑瓷器，而且还用官窑瓷器赏赐外国人，说明雍正皇帝本人对官窑瓷器并不看重，也不致力于收集与收藏”。
笔者对于以上观点深表敬佩与赞同，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确为正本清源之论。
吕成龙先生指出：故宫博物院王光尧先生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清代宫廷对宋官窑瓷器的收集及影响”的演讲，认为根据对清代档案记载的统计，可清点出清宫旧藏中有将近200件被认为是宋代官窑烧造的瓷器。
对于这批清宫旧藏宋官窑瓷器，历史上进行了四次鉴定断代、种类划分、称谓命名的变动。第一次为乾隆时期，第二次为民国时期，第三次为1996年，第四次为2010年。台北故宫博物院143件藏品未经历后两次变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58件藏品全程参加了四次变动。
乾隆时期
乾隆帝在位期间开始大规模收集古代名窑瓷器，对北宋官窑更是达到了渴求的程度。咏官窑的诗歌竟然高达67首。乾隆在宋官窑瓷器的鉴赏活动分为两个阶段，乾隆十五年前为学习阶段，乾隆十五年后为自行鉴定阶段。乾隆继位后，对故宫的旧藏宋官窑瓷器进行了认真的认知与学习，并请人认看以便鉴定真伪，做出等级判断。以知道请的认看人叫杨其云。乾隆十五年后，对于臣僚的贡品乾隆再也不找认看人了，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具备了鉴定宋代官窑的能力。
王光尧先生指出：“。。。。。。从乾隆皇帝对臣工贡品的判断情况看，从刻在瓷器上的乾隆皇帝御制诗文表现出来的对官窑瓷器和仿官窑瓷器的真伪难以掌握看，从乾隆皇帝对官汝、官哥和官钧等不分看，终其一生乾隆皇帝基本上是处在真假不分或是臆断的状态下”。
王光尧先生指出：乾隆皇帝毕竟是一个政治人物而非文物鉴定家，我们既不应该以专业的鉴定水准来对其鉴定能力进行评判，同时也不能以当今的科学标准来苛求古人。
对于北宋官窑有无的问题上，乾隆认为是有的《咏官窑葵花小盂》中写道“宣和陶器用公巧，修内督之奄竖伦”。《官窑瓶子歌》曰：“官窑名始宋南渡，后苑制效政和故”。《咏官窑小方瓶》曰：“陶成北宋至今贻”。《咏宋官窑八方瓶》曰：“邵局仿东京，官窑因得名”。《咏官窑四弦瓶》曰：“邵局窑工法政和，惟供御用号官科”。
以上诗句鲜明的表达了乾隆的两个观点，一，北宋官窑是存在的，但称谓不叫官窑，官窑称谓自南宋始。二，南宋官窑是法北宋，仿东京，效政和。南宋官窑，仿效于北宋官窑，是其对两窑关系的明确指示。
笔者以为，以上两条意见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对于宋官窑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乾隆一生目前初步统计到的咏陶瓷诗歌达196首，上到高古陶器至柴窑五大名窑，又及永宣成化都有诗作。洋洋洒洒，无不涉猎。咏官窑诗达67首，占总比例34%。
民国时期
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成立后对宫中文物进行清点造册，并对宫中旧藏宋官窑瓷器进行了种类划分，称谓定名。宋官窑瓷器的种类划分，称谓定名工作由郭葆昌先生负责完成的。郭先生将宫中的旧藏宋官窑瓷器分为：北宋官窑、南宋郊坛下窑、南宋修内司窑三种称谓。台北故宫博物院143件宋官窑瓷器沿用此三种称谓至今。将其称之为“故宫博物院原典藏名称”，其中冠以“北宋官窑”称谓者达24件。
郭葆昌先生祖籍河北定兴人，早年在北京古玩铺学徒，后任袁世凯政府“陶务总监督”，是景德镇御窑厂最后一任“督陶官”。在任期间督制烧造了著名的“洪宪御瓷”，后人视其为稀世珍宝。易培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被委任以“故宫博物院瓷器馆馆长”“古物审查委员”，后任“故宫博物院瓷器专门委员”、“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瓷器专门委员”等职务。
郭先生编印的“项子京藏瓷器图谱”已入善本之林，珍罕难得。其“瓷器概说”一书，中英双语印行，影响甚广。书中郭先生指出：“官窑建于宋大观间（西元1107年至1110年）在今河南开封县”。“南渡后，修内司官窑（修内司北宋属将作监，掌宫城太庙缮修之事。南渡后将作监并入工部，其职务多由修内司代掌。故官窑亦属之。窑为邵成章提举后苑时所设，在凤凰山下今杭县地）制袭旧京”。“东（窑建于宋初，在今河南陈留县，以其在汴京之东，故名东窑）”。
陈万里先生在1943年针对郭氏对宫中官窑的命名发表了“故宫一部分古陶瓷鉴定之商榷”一文，（此时，郭葆昌先生已于1942年逝世）陈先生说：“（指《图说》）所称之南宋官窑，当然是南渡后修内司窑。。。。。。就文献的记载，说是沿袭旧京的制作，为此究竟南渡后的官窑，跟汴京的官窑，有什么分别，恐怕谁都不容易有一个明白的判断，不晓得郭先生当时根据何种鉴别方法，判断这十六件为南宋官窑，而不说他是南渡以前的官窑？”同时，他又提到：“69图名哥窑盘，第70图原名官窑盘，当时已经搅不清楚了，就照片上看，完全是相似的物，而一名为哥，一名为官，到了郭先生又称之南宋官窑，真是一种好笑的事”。“我从这一点，就可以推出以前的命名，确实没有绝对的根据。所以说它哥好，说它官好，甚至南宋的官也好，反正是自己也摸不清楚，于是乎其他的人，跟着堕入五里雾中，更是莫名其妙”。
笔者以为，以上言论属于正常的学术探讨范畴。
一九九六年
1996年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了“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全”中的《两宋瓷器》一书（共两册），此版为繁体字香港发行。2002年，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与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简体版。
主编李辉炳先生在导言中写道：“为方便于读者阅读，《两宋瓷器》共分两卷，首以南北地域划分，次以官、民窑顺序排列”。此书确实有许多奇特的地方，宋代瓷器都冠以“宋”，“南北”朝代没了。北方宋官窑是汝与钧，南方宋官窑是官窑与哥窑。
把这些不会说话的瓷器摆在哪里，或“提拔”成官窑，或贬低成“民窑”，这都好说。毕竟东西在，过两天再摆回去就是了。经李先生一番眼花缭乱的划分后，有一个事实出现了：北宋官窑没有了，被彻底消灭了。清宫旧藏的58件宋官窑瓷器全部被划到了南方窑口里。这个事实未免有点令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李辉柄先生的观点是被许多宋瓷爱好者熟知的。其实此论的始作俑者是英国著名收藏家戴维德氏也。蔡和壁先生说：“早在一九三〇年代陶瓷在系统性的研究风气渐盛之际，英国戴维德便认为顾文荐的记载前段：‘汝州有瓷窑’与后文的‘宣、政间、京师自置窑’应属一事。故此宋汝窑应是普通名词的北宫官窑，此外别无专有名词的北宋官窑，这个看法早年即为部分人士所接受”。
李先生消灭北宋官的主要理论就是“铁道线”说。李先生说：“。。。。。。但很少有人注意，古汴京城（开封）及其周边地区有无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这一实际问题。纵观中国瓷器发展史可知，民窑也罢，官窑也罢，均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为这是建窑烧瓷的必备条件。没有烧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柴与煤）等自然条件，是无法建窑烧瓷的。这当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考古资料证明，河南是我国唐宋时期古代瓷窑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从河南全省的古代瓷窑的分布情况上看，各个时期瓷窑遗址绝大部分集中在今京广铁路以西：北起太行山麓的鹤壁、焦作，南到伏牛山东麓的平顶山广大地区。而铁路以东几乎没有古瓷窑的遗存。古汴京（开封）地处京广线以东，也不能例外。因此，它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
“没有烧瓷的主要原料一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材与煤）等自然条件是无法建窑烧瓷的”。这句话是一完整的概念，是对的，是绝对条件，也是烧造陶瓷这一事物的共性。“陶瓷是火与土的艺术”是人所共知的常识。
偷换概念是在思维和辩论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违反同一律的逻辑要求，用一个概念去代换另一个不同的概念而产生的逻辑错误，是一种常见的诡辩手法。其表现为任意改变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使之变成另一个概念。
李先生正是任意改变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使之变成另一个概念的。他将窑址离瓷土与燃料“近”变成了“有”瓷土与燃料，窑址离瓷土与燃料“远”变成了没有瓷土与燃料。“远”与“近”与“有没有”是两个概念，李先生把其混淆在一起，使“有没有”变成了“远与近”。
远与近，是个成本问题。近了，运输费用低；远了，运输成本高。而有没有，是个烧成烧不成瓷的问题，这两件事，怎能混为一谈呢？共性指不同事物的普遍性质，个性指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性质；每一件事物，都有着共性，又有着个性。共性是绝对的，个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共性，决定于事物的基本性质，个性揭示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有没有”是事物的共性，“远与近”，表现的是事物的个性。
相对与绝对是一事物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重属性。相对，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有限的；绝对是指无条件的，永恒的，无限的。“有没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永恒的。因为没有瓷土与燃料是烧不出陶瓷的。而距离这些条件的远与近，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暂时的，有限的。这两者的关系是不可以混淆的，抹杀事物所固有的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是一种片面性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可以这样讲，只要有人出钱，只要有这个需要，在河南境内，乃至全国境内，都可以开设窑场。
众所周知，珐瑯彩瓷器产自北京皇宫内，虽说白釉素胎来自景德镇，但釉上低温彩绘是需要入窑烧制的。这里陶瓷产生的两个必要条件缺乏一项——即燃料。可谓“有土无火”。怎么办？花钱买来就是了嘛。
京广线的尽头生产一种瓷器叫“广彩”，条件更恶劣，可谓离瓷土与燃料最远，但丝毫没有影响其产品的烧制。没有“火与土”是烧不出陶瓷的，而获取“火与土”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这是两个不容混淆的概念。
1996年，以“两宫瓷器”一书为代表的划分“清宫旧藏”宋代瓷器的方法是荒唐的，在今日看来，几近笑柄。
二零一零年
2010年，故宫博物院召开了“宋代官窑及官窑制度国际学术研究会”。此次会议“推陈出新”。推陈者，以往的提法不提了；出新者，引入了科学检测手段。陈丽华副院长指出：在宋代官窑瓷器研究中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长期困扰着古陶瓷研究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们，而事实证明单靠社会科学很难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借助于自然科学手段，走多学科研究的路子。
至于南宋官窑文献上既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之分，故传世的官窑器当分属哪类，更是扑朔迷离、不易定夺的难题了。当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服务的吴玉璋、谭旦冏两位陶瓷专家，每次向新进人员讲述南宋官窑时，都是辞藻典雅，滔滔不绝。但听者却总是非常迷惘，无法真正了解两种南宋官窑的异同点。后来我终于领悟到，那时由于窑址还没发现，两位前辈只能用古书中有关这两种官窑的记载来描述，如“冰裂”、“鳝血”、“紫口铁足”等辞句，而无法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实物进行分析阐明。
实则台北故宫之百余件南宋官窑藏品，在满清宫中仅标明为“南宋官窑”；而将这批错综复杂的陶瓷区分为“修内司”与“郊坛下”，则似为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时清点文物的专家所为。当时参加清点文物的专家中，既有知名的学者，又有北京古玩店中具有丰富古玩经验的老师傅。惟当时的“订正准绳“并无明文记载，而仅靠历代口述的古玩常识。这种不科学的方法，实为后人所无从理解者。因而无法识别“修内司”与“郊坛下”两种官窑的局促窘迫情势，是二次世界大战后陶瓷专家们的共同苦恼。”
此次会议论文，（无论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方面）精彩纷呈。尤以科学检验论文极为抢眼。科检论文旗帜鲜明的提出了以下几个极具前瞻性，突破性的观点：
一、七件清宫旧藏小碟可能为北宋官窑产品。
二、杭州卷烟厂遗址可能为一处独立遗址。
三、明清仿宋官窑与宋官窑瓷器是完全可以辨认分开的。
四、老虎洞遗址24个坑中瓷片的釉面中石灰釉与石灰碱釉的差异是在同时期发生的，不能作为断代的依据。
这四个观点犹如四道闪电刺破了笼罩在当前宋官窑研究领域的雾霾，照亮了正确的方向。
笔者仅就第一题，“七件小碟”展开讨论，其他问题日后专文另议。这七件小碟的编号为，GcQS：1585、1587、1588、1589、1590、1591、1592。名称为：宋官窑六角菱花式碟。
古陶瓷的化学分析是指对瓷器的胎釉等进行化学和矿物成分的分析，这是基于现代技术水平已可能比较确切的对古陶瓷的胎釉的显微结构与化学组成作出定性与定量的测定。在常温常压下的古陶瓷其固有的化学组成、显微结构及器型特征变化不大，都会保留其原始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大量信息
古陶瓷的化学成分组成由主次量元素与微量元素组成。主次量元素的化学组成多反映胎釉的人工配方的变化信息，微量元素多携带产地与年代信息，是断源断代的重要依据。
微量元素不受人工配方控制，对瓷器原有的质量不产生直接影响，是造假者无法控制的。微量元素是矿物形成时环境条件形成过程所决定的，因此，能从一种特殊的角度反映出胎釉的本质特征。
此次会议论文，正是应用无损分析的方法对馆藏瓷器进行了突破性的研究探讨。
主次量元素分析：
从图6可见，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官窑瓷青釉的主次元素大体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低铝、低钾、高钙类，主要是七个器型类似的碟，其氧化铝含量低于10%，氧化钾在3.32%~3.51%之间，氧化钙在9.57%~10.50%之间且氧化镁含量大于1.5%，氧化钛高于0.15%；第二类为高铝、高钾、低钙类；其氧化铝一般大于11%，氧化钾在4.24%~5.76%之间，氧化钙在4.61%~9.06%之间；第三类为高铝、低钾、高钙类，其氧化铝一般大于11%，氧化钾在3.09%~~4.97%之间，氧化钙在8.17%~11.76%之间。此外，还有四个样品（1号、3号、19号、29号）主次量元素比较分散。
第一类样品（碟）青釉中氧化铝的含量低于10%，这与汝窑和南宋官窑有明显差异。
此外七个样品的氧化镁含量大于1.5%且氧化钛也高于0.15%，这也与郊坛下官窑瓷釉氧化钛在0.08%~0.42%，氧化镁在0.64%~1.02%之间，老虎洞窑宋代地层氧化钛在0.09%~0.12%，氧化镁在0.72%~1.1。%之间的分析结果不相符合。
不同产地、不同窑口的瓷釉中微量元素特征是不同的。如北方主要是用高岭土，系贫铷，贫锶矿物，而南方多使用当地的瓷石，主要为绢云母、系富铷、贫锶的云母类矿物，这就造成了各地瓷器氧化铷、氧化锶含量的差异。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官窑瓷器根据青釉中氧化铷和氧化锶含量的高低，大体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为类似河南汝、钧瓷青釉的“低铷中锶”类，第二类符合杭州官窑的“中铷中锶”类，第三类亦为符合杭州官窑的“中铷高锶”类，第四类符合景德镇的“高铷低锶”类。对于第一类中的七件小碟，釉的微量元素符合北方瓷器特征，但主次量化学组成与汝瓷又存在差异，这是否就是文献提及的北宋汴梁官窑？
显微特征分析：通过光学显微镜对宋代官窑及明清仿官窑瓷器显微结构的共性特征和个性特征进行归纳和比较，为判断他们之间的类群关系提供显微结构方面的数据支持，是科技无损分析的一部分。
本次测试的对象为45件宋代官窑（包括七件小碟）及明清仿官瓷器。采用仪器为德国LeicaMz16A型显微镜，对样品不同部位进行了不同放大倍数（3.55-57.5倍）显微照片的采集及分析，利用aNalySlS软件对图片进行测量和统计，从而了解宋代官窑及明清仿官瓷器的显微结构特征。
经学者们观察研究后得出以下有关结论：受多种因素影响，宋代官窑瓷器釉纹片普遍短而密，而明清仿官瓷器釉纹片普遍稀而长。由于明清仿官瓷器烧成温度高，釉中晶相相对较少，故纹片较宋代官窑瓷器纹片直，弯曲度小。
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官窑瓷器中，有七件六角菱花式碟的显微结构与其他官窑瓷器不一样，釉在显微镜下看起来似被熔蚀，釉中气泡信息不明显，能观察到胎体中环状痕迹，可能因成型或修坯时使用过轮制工具所致。
拉曼光谱无损分析：此次试验应用的是法国jObin一YVOn一HOYiba公司生产的Hr800型激光拉曼光谱仪。对28件故宫藏官窑样品及12件故宫藏明清仿官样品进行了测试，其中未包括疑似北宋官的七件小碟，学者们得出以下结论：依照釉烧温度和元素分析结果，目前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官窑样品可分两类；大部分样品是一类具有较低的熔融温度系数，在较低烧成温度下烧制而成的样品；另一类具有相对较高的熔融温度系数，在相对高一点的烧成温度下烧制而成。宋官窑青瓷的釉烧成温度范围预测为1100℃~1270℃。院藏明清仿官青瓷具有较高的Ip值，其釉烧温度也相应较高。
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官窑青瓷样品的釉面玻璃相中未熔的晶相普遍为残留的石英，而明清仿青瓷釉中的玻璃相多有未熔的钙长石，两者釉面效果类似，实质不同，这刚好也佐证了宋代烧成温度较低，而明清烧成温度较高的事实。
通过以上分析，七件小碟脱颖而出，他们既有着宋官窑器物的共性，又有着强烈的个性。
七件小碟的特点如下：
一、原产地应是河南，而不是杭州。这是由微量元素“低铷中锶”特征所决定的。
二、生产工艺应用的是钧瓷的特有工艺。胎体上的“环状纹路”是宋钧瓷特有的工艺，目的是阻止面釉在烧制过程中的流动，达到最佳的胎釉结合的目的。这种工艺在河南其他窑口及杭州窑口并不存在。
三、排除了与汝窑的关系。主要是氧化铝的含量低于10%，与汝瓷有明显差异。
四、胎体应为钧瓷胎。照片缩釉露胎部分显示得很清楚。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这七件小碟基本上可以确认为北宋官窑器物。
2002年，吕成龙先生曾表示过以下观点：“仅凭肉眼尚无法对传世宋代官窑瓷器的窑口进行科学划分，这还有待于将来用高科技方法对传世宋代官窑逐一进行无损测试，通过将测试结果与对老虎洞窑和郊坛下官窑遗址出土标本的测试结果进行比较，即可将两个窑的产品清楚地区分开来。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科学测试还可以为解决北宋官窑问题提供科学证据，如果测试结果表明传世宋代官窑瓷器全部都是南方窑产品，那么，某些学者认为北宋官窑遗址在开封的观点就不能成立了，北宋官窑就是汝窑。如果测试结果表明传世宋代官窑瓷器中确有一部分属于北方窑产品，那么就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北宋官窑产品，即为开封窑产品，这样一来，汝窑就不是北宋官窑了”。
对于吕先生此观点，笔者深以为然。
自然科学检测是新时期科学发展的产物，反映的是物体的客观数据，不受人的主观意识的干扰，反映了物体的本质特征，是科学的。
在“空间”范畴上，微量元素数据将这七件小碟锁定在了河南汝、钧窑产区。主次量元素数据又排除了汝窑，只剩下钧瓷产区。显微特征还显示七件碟的生产工艺是钧瓷产区独有的，胎也是钓瓷胎。作为证明物体的空间证据已充分清楚，不容推翻。
这七件小碟笔者斗胆暂定名为：高度疑似北宋官窑六角菱花式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