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釉里红盖罐是上世纪50年代发掘出土的（图一），出土时已破碎，后修复；通高30.3、口径14、底径15.2厘米，直口，圆溜肩，鼓腹，下腹渐收，宽圈足。罐身共分四层纹饰带，颈部与肩部之间绘一周卷草纹，肩部饰一周覆莲瓣纹，共计19瓣，再往下绘一圈古钱纹，腹部主纹饰为四组开光，开光内对称各绘两组“凤戏牡丹”和“莲池鸳鸯”图案，在四组开光之间的边角处绘八个朵云纹。盖为平折沿，曲形盖面，平顶蘑菇形钮。盖身饰三层纹饰带，盖沿绘古钱纹一周，盖面饰覆莲瓣纹13瓣，内圈再绘一周古钱纹。纵观全器纹饰图案，均为元代的流行纹样，特别是“莲池鸳鸯”纹又称“满池娇”，是最富盛名的元代纹饰图案。
釉里红瓷器是元代景德镇窑创烧的一种名贵瓷器品种，著名的江西高安元代窖藏中有一件釉里红开光花鸟纹罐，高25.4、口径13.2、底径15.2厘米，尺寸基本相同，不过器盖已缺失。两器的纹饰组合也非常相似，腹部皆设四个菱形花边开光，只是所绘花鸟纹的题材略有不同，开光之间也有八个朵云纹装饰，同样均有古钱纹和覆莲瓣纹的纹饰带。
“釉里红”与“青花”均属于釉下彩瓷，都是在制成的胎体上以矿物原料为着色剂描绘纹饰，再罩一层透明釉后入窑一次烧成。所不同的是青花以钴料作着色剂，而釉里红用铜料作着色剂，由于铜料在高温中容易挥发，所以釉里红瓷器的成品率很低。就这件釉里红盖罐而言，其盖面红彩发色稳定，纹饰清晰；而罐身红彩非常艳丽，但出现晕散现象，不过纹饰还依稀可见，已是极为难得的元代釉里红瓷珍品。
明初龙泉窑缠枝牡丹纹玉壶春瓶
这件玉壶春瓶高33.8、口径9.5、足径11.5厘米（图二）。喇叭形口，细长颈，垂腹，圈足外撇。瓶身自上而下共刻六层纹饰，分别为：颈口处饰蕉叶纹，颈下为一圈回纹，往下饰一周卷草纹，腹部主纹饰为缠枝牡丹纹，腹下部饰一圈仰莲瓣纹，圈足再饰一周回纹。瓶体造型浑厚凝重，胎质细腻坚硬，通体施青釉，釉层肥厚，釉面匀净，温润如玉。
龙泉窑是我国南方著名的青瓷窑场，一般认为其青瓷创烧于北宋，到南宋时异军突起，烧造出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粉青、梅子青釉瓷器，元代龙泉窑继续有较大发展，到明初时龙泉窑进入最辉煌的时期。与景德镇窑一样，明代初年在处州龙泉也曾设立过官窑，而这段历史近年来才逐渐为古陶瓷学界重视。
据《大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行移饶、处等府烧造。”这里所说的“饶、处等府”就是指景德镇窑所在的饶州府和龙泉窑所在的处州府，而“定夺样制”说明这两处官窑生产的瓷器在器形、规格、纹样等方面都有统一要求。特别是近年来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等考古新发现，又让人们深入认识了明初龙泉窑青瓷，有研究者将枫洞岩窑址出土的明初龙泉官窑瓷片与明初景德镇官窑瓷器进行比较，发现不仅品种、器形、规格近乎相同，就连纹饰的组合及布局构图也惊人相似，只是景德镇官窑为釉下彩绘青花或釉里红技法，而龙泉官窑采用刻花、印花技法。
我们将安徽博物院收藏的这件龙泉窑缠枝牡丹纹玉壶春瓶与故宫博物院图录中收录的明初瓷器进行比较，发现它与明洪武青花缠枝牡丹纹玉壶春瓶（高32.2厘米、口径8.7厘米、足径11.9厘米）、明洪武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玉壶春瓶（高32.5厘米、口径8.5厘米、足径11.7厘米）造型、尺寸大体相同，而且颈口部蕉叶纹、颈部回纹、卷草纹、腹部缠枝牡丹纹、下腹部莲瓣纹等纹饰图案几乎完全一样，就连纹样层次组合也完全一致，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应当同为明初官方“定夺样制”，统一督烧的官窑瓷器。
其中，龙泉窑缠枝牡丹纹玉壶春瓶是1973年10月出土于合肥西郊蜀山公社的一座明代墓葬。该墓出土了墓志一合，盖刻篆书“故怀远将军指挥同知致仕赠平江伯陈公之圹志”。据墓志内容可知：墓主名叫陈闻，生于元至顺壬申（1332），卒于明永乐甲午（1414）。戎马一生，官拜怀远将军成都右卫指挥同知。墓志中还重点提到了其长子陈瑄，是明永乐、宣德年间，督理漕运三十年的漕运制度奠基人。在靖难之役中，陈瑄率水师主动迎降，帮助朱棣的燕军顺利渡过长江，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加授陈瑄为“奉天翊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佥右军都督府事、平江伯，食禄一千石。”在陈闻的墓志中，也记述了陈瑄的这次受封。可见，陈闻、陈瑄在明初是一个功勋家族，其墓葬中出土精美的龙泉官窑瓷器也就顺理成章了。
釉里红开光花鸟纹盖罐是1955年2月出土于合肥西郊安徽农学院里的一座明代墓葬。据当时发掘简报介绍，发现墓志一块，上楷书“故骠骑将军致仕都督府佥事王公之墓”，可能因墓志铭不清晰，并未辨识全文，只是根据出土的“洪武通宝”，推断该墓为明代墓葬。那么这座墓的墓主人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