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定窑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白瓷窑场之一，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定窑有着丰富的文献记载和大量传世品，是古陶瓷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窑场之一。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兴起，湮没已久的定窑窑场于1922年被重新发现，经过百年来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以及逐渐丰富的考古学研究，定窑研究正在向更为广阔和深入的方向发展。
一、古代文献对定窑的记载
目前关于定窑最早的文字记录见于现藏曲阳北岳庙的唐永贞元年（805）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该碑碑阴刻有出资造影堂的功德主的姓氏和官职[4，5]，其中多人与瓷器生产有关，包括管理瓷器生产的瓷窑冶的大小官员，甚至可能还有类似“作头”的工匠和负责采办的官员，这些官员、工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官营制瓷手工业生产体系，由此，唐后期的定窑被认为是藩镇义武军官窑[6]。此碑的发现为探索定窑创烧年代和判定早期定窑的生产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7]。《光绪重修曲阳县志》中收录有五代后周显德四年（957）《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碑文，文后署有六位龙泉镇官员，其中一位为“□□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殿中侍御史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冯翱”[8]，这说明五代后周时瓷窑商税务使已在曲阳龙泉镇征收窑业税，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定窑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烧造规模[9]。
入宋以后，定窑产品以其造型典雅、纹饰流畅自然、釉色清丽明快的特点为文人士大夫阶层所追捧，成为宋代文献中出现最多的制瓷窑口[10]。在宋金时期的石刻史料、官方文献、文人笔记及诗词中，多有对定窑及其产品的记述，涉及定窑的生产性质、具体产品、瓷业交流与商品流通等内容。
1.生产性质
有关定窑从事商品生产的记载相对较少。《光绪重修曲阳县志》中收录有五代后唐天成元年（926）《王都重修王子山院碑》碑文，碑文最后补刻文字“时宋宣和二年（1120）庚子八月十五日中山府贩瓷器客赵仙重修记”[17]，表明北宋时期曲阳一带有专门贩卖瓷器的商人，从侧面佐证了定窑生产商品瓷器的事实[18]。
2.具体产品
文献中记述的定窑产品有定窑刻划花白瓷、酱釉瓷、芒口瓷、描金瓷器等。北宋苏轼《试院煎茶》诗中有“定州花瓷琢红玉”[19]句，有学者认为这是对带有刻、划花装饰的定窑白瓷茶碗的咏颂[20，21]。在元明青花兴起之前，定窑瓷器也被称为“花瓷”[22]，如金刘祁《归潜志》卷八记其父在金末诗会中以“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咏定窑白瓷酒瓯[23]。其他关于定窑产品的文献记载还有：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中记北宋仁宗时有“定州红甆器”[24]，即御用定窑酱釉瓷器；苏轼《东坡志林》卷四“辨真玉”条有“真玉须定州磁芒所不能伤者”句[25]，述及定窑芒口瓷；南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卷“治物各有法”条有“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后再入窑烧之，永不复脱”的记载[26]，涉及描金定窑瓷碗的制作过程；等等。
3.瓷业交流与商品流通
主要包括定窑对其他窑场的影响以及仿定窑产品的生产等。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二《器皿三》“陶尊”条记载高丽青瓷中的部分器类是仿定窑产品而制作：“……复能作碗、碟、杯、瓯、花瓶、汤盏，皆窃仿定器制度，故略而不图。”[27]南宋周辉《清波杂志》卷五“定器”条载：“辉出疆时，见虏中所用定器，色莹净可爱。近年所用，乃宿泗近处所出，非真也”[28]，记述了南宋时“宿泗近处”已较大规模地烧造“仿定器”。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下卷记其师邱处机壬午（1222）六月于邪里思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见“国人皆以石、铜为器皿，间以磁，有若中原定磁者”[29]，反映了金末定窑类型瓷器在中亚地区的使用情况。
4.其他记载
宋代还有关于定瓷入药的记录，如北宋唐慎微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五“白瓷瓦屑”条记载定窑白瓷可用于止血：“主妇人带下白崩，止呕血，破血，止血……定州者良，余皆不如……经验后方：治鼻衄久不止。定州白瓷，细捣研为末，每抄一剜耳许，入鼻立止，……若白丹者方：取白瓷瓦末，猪胆和涂之。”[30]
至迟到南宋时期，定窑瓷器已开始作为前朝古物出现在文献记述中。如南宋后期传为临安市贾所撰《百宝总珍集》卷九“古定”条：“‘古定从来数十样，东京乔位最为良，近者粉色皆不好，旧者多是不圆全。’（小记）古定土脉好，唯京师乔娘子位者最好，底下朱红，或碾或烧成乔字者是也，器物底有蚩虎者多好，如有泪痕者，多是绍兴年器物，不甚旧”[31]，对北宋汴梁“乔娘子”所烧定瓷和南宋初年（金初）定瓷进行了对比。南宋后期到元代，定窑瓷器作为时人古董收藏中的重要品类，频繁出现于文人笔记中。如传为南宋太平老人撰《绣中锦》中将“定磁”列入“天下第一”[32]。元孔齐《至正直记》卷四“莫置玩器”条提及古董定瓷价格不菲：“义兴王仲德老先生……惟好蓄古定、官窑……皆不下数千缗”[33]124，同书卷四“窑器不足珍”条则记录了景德镇高档青白瓷与定瓷十分相似之事：“携至旧御土窑器……其质与色，绝类定器之中等者，博古者往往不能辩。”[33]156
明清时期有关定窑的著述更是汗牛充栋，内容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对传世定窑瓷器特点和真伪辨别的总结及对定窑地位的评价，二是皇室尤其是乾隆时期的皇室对定瓷的大力推崇，三是古董定瓷的高价买卖，四是对定窑瓷器的仿烧[34]。
从文献记载来看，定窑自明初《格古要论》开始就被重点记录[35]，到了明代后期，已被列为宋代名窑，嘉靖万历时期张应文即在《清秘藏》中言：“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36]清末至民国初期许之衡也在《饮流斋说瓷》中提出：“宋最有名之窑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37]到20世纪后半叶，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钧窑为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正式形成，定窑“宋代名窑”的地位最终确立并影响至今[38]。
二、近代窑址的发现与考古工作
1.窑址的发现
1922年，叶麟趾根据多次实地调查成果，并结合所采集标本的实验室分析结果，确认了定窑窑址的所在地[45，46]。1934年，他的《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一书首次报道定窑遗址在河北省曲阳县剪子村（涧磁村）和仰泉村（燕川村）[47]。此书一经出版就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看到此书后大受震动，成为其后来决定到中国实地调查定窑的最重要动因[48]。1941年小山富士夫抵达北平与叶麟趾会面咨询[49]，而后前往定窑窑址调查，进行文字、图像记录，并在涧磁、燕川两地采集到1000余件瓷片和窑具标本（图一）[50，51]。之后，小山氏的发现由美国学者詹姆斯·普拉玛（JamesM.Plumer）翻译介绍到欧美国家[52]。
2.窑址的调查与考古工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项考古工作逐步恢复，对定窑窑址的调查与发掘也逐渐展开。
对定窑窑址的考古发掘始于20世纪60年代，是北方地区最早开展的窑址发掘工作之一，此后相沿不断。
1960—1962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曲阳涧磁村的地理位置、环境与自然条件以及窑址的分布范围、文化层堆积情况等进行了调查，并试掘了420平方米。这是对定窑遗址进行的首次全面调查与考古发掘。发掘地点位于今曲阳县灵山镇北镇南村村北的第一级台地上，共发现晚唐灰坑5处，五代残窑1座，宋代墙体、瓷泥槽各2处，出土瓷器、窑具、铜钱等遗物216件[2]204，232—237，[55]。
1985—198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分别对北镇村和涧磁村以北涧磁岭的3个地点以及燕川村、野北村窑址区的4个地点进行了发掘，发掘总面积近2000平方米，出土上万件器物[56—59]。据自当时主持发掘的刘世枢先生和参加发掘的马会昌先生介绍：1985年，分别在北镇北村和南村布探方进行发掘，发掘面积450平方米，出土器物以唐代为主，还有部分北宋到金代后期乃至元代的遗存；1986年重点发掘涧磁岭区域，布5米×5米的探方9个并进行了扩方，发掘面积900余平方米，清理了窑炉、作坊、碾槽等遗迹，出土了唐、五代到近代的大批遗存（依托此次发掘成果，建设了定窑遗址博物馆）；1987年对燕川、野北窑区的4个地点进行了发掘，发掘总面积425平方米，清理了窑炉等遗迹，出土了包括金代“尚食局”款瓷器在内的金元时期遗存。
经过上述考古调查与发掘，大体摸清了定窑的位置与范围：窑址位于河北省曲阳县灵山镇境内，集中分布在涧磁村、北镇村和东、西燕川村及野北村两个区域，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图二）。1988年，涧磁村定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9—2010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曲阳县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定窑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在北镇村、涧磁岭、涧磁西、燕川村4个地点布方23个，发掘总面积约800平方米，清理各类遗迹94处，出土各时期的瓷器和窑具数以吨计，包括完整和可复原标本数千件。此次发掘成果显著：清理了自中晚唐到元代各个时期的地层，大体判定定窑始烧于中唐后期，终烧于元代前期，并判断北镇窑区是唐、五代时期定窑的生产中心[60]，涧磁岭窑区则是北宋时期定窑的生产中心和金代高质量定瓷的生产地[61]；清理了一批重要的窑炉遗迹，包括2座保存较完好的五代窑炉和4座金代窑炉（图三）；出土了一批反映定窑各时期贡御情况的重要遗存，如五代、宋初的“官”字款器物，北宋晚期“尚食局”“尚药局”款器物，金代“尚食局”“东宫”款碗盘等，为研究定窑贡御瓷器的特征及贡御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10]。
由于定窑生产规模较大，产品使用阶层广泛，尤其符合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清雅艺术审美取向，加之其在工艺技术方面的创新对当时的全国制瓷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不同于其他大多数窑口瓷器仅在窑址有大量发现的情况，定窑瓷器在窑址以外的考古遗迹中也有大量出土。这些窑址以外出土的瓷器为定窑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有些甚至成为改变学界对定窑的认知的关键性材料。现根据出土遗存时代择要列举如下：
1997年发掘河北曲阳涧磁村唐墓时出土30余件定窑瓷器，包括白瓷托盏、多曲长杯、凤首壶、塔式罐、枕和三彩塔式罐等[62]，质量精美，器类丰富，为研究晚唐五代时期定窑产品的种类、特征及工艺特点提供了依据。
1978年发掘浙江临安唐光化三年（900）钱宽墓时出土定窑细白瓷15件，其中“官”字款13件，“新官”款1件，部分器物残留镶痕迹；1980年发掘天复元年（901）钱宽夫人水邱氏墓时出土定窑细白瓷17件，其中“官”字款3件，“新官”款11件，多数镶银或鎏金银（图四）[63—65]。两墓为唐末吴越国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为探讨晚唐定窑精细白瓷产品的流通与使用人群，“官”“新官”款白瓷的内涵与年代，镶定瓷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1969年发掘河北定州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静志寺与至道元年（995）净众院两塔地宫时出土较多瓷器[66—68]。其中，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瓷器115件，以定窑细白瓷数量最多，器类有碗、盘、盖盒、炉、瓶、净瓶以及模制成形的龟形水注、海水纹海螺等，还出土了一些定窑低温铅釉器物。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定窑瓷器55件，除低温黄釉瓶、黄绿釉净瓶外，余均为细白瓷，器类有盒、罐、瓶、净瓶、执壶等。两塔基地宫出土定窑瓷器数量和品种多、质量精良、保存完好、时代可靠，对于研究北宋早期定窑贡御、陶瓷器在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中的角色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1984—1985年发掘河南巩义北宋咸平三年（1000）宋太宗元德李皇后陵时，出土定窑白瓷碗、盘等37件，其中17件“官”字款器物[69，70]极为精致，制作一丝不苟，一件碗底残器上还饰有细线划花对凤纹（图五）。笔者自发掘者赵文军先生处获知，北宋皇陵区咸平六年（1003）宋真宗长子周王墓中亦出土有精美的定窑白瓷（图六）。元德李皇后陵和周王墓出土定窑白瓷都是最可靠的北宋早期定窑贡御的证据，对研究北宋早期定窑的产品特征和使用人群、贡御情况及“官”字款瓷器内涵等问题意义重大。
在一些北宋品官及其家族墓，如2006—2011年发掘的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71]，2008—2010年发掘的河南安阳韩琦家族墓[72]中，也出土有质量精美的定窑瓷器，是探讨北宋士大夫瓷质器用品味的重要资料。
除墓葬外，在宋宁宗恭圣仁烈皇后宅[79]、太庙[80]、府治与府学[81]等南宋临安城皇家居址和官府机构遗址中也出土有金代定窑瓷器，反映出金代定窑瓷器的流通情况及南宋宫廷与士人阶层对定窑产品的偏爱。
三、定窑研究的重要进展
1.分期研究与兴衰历史
在对定窑的分期研究中，林洪[55]、冯先铭[91]、李辉柄[92]、谢明良[93]、张金茹[94]、穆青[95]36—37等学者对定窑的生产历史进行了阶段划分，还有部分学者重点对定窑某一时代的发展进行细分，包括权奎山对唐五代窑址、墓葬出土定窑瓷器[96]，刘涛对宋辽金纪年定窑瓷器[97]1—15，彭善国对辽代墓葬、塔基出土定窑瓷器[98]以及刘淼对金代定窑瓷器的深入探讨[78]等。
2009年定窑遗址的发掘，揭露了从中晚唐到元代完整的地层序列，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遗迹与遗物，为定窑的考古学分期研究提供了条件。高美京依据2009年的发掘资料将定窑的窑业发展分为五期九段[90]293—306：
2.创烧年代与早期白瓷生产
3.带款识瓷器
定窑瓷器上出现的款识、铭文十分多样，有“官”“新官”“尚食局”“尚药局”“奉华”“吴王府”“会稽”“东宫”“德寿”“德寿苑”“寿成殿”“凤华”等，可分为烧成前所刻和烧成后所刻两种。冯先铭[91]、汪庆正[102]、胡云法[103]、刘淼[104]等学者均对带款识的定窑瓷器做过较为详细的介绍，而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也进一步推动了带款识定窑瓷器的研究，其中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有：
（1）“官”与“新官”款瓷器
（2）“尚食局”与“尚药局”款瓷器
刘涛认为“尚药局”款瓷器生产于北宋徽宗崇宁二年至钦宗靖康元年之间（1103—1126），“尚食局”款瓷器的年代上限不早于金熙宗时期[114]。彭善国以俄罗斯阿纳耶夫斯克耶古城遗址内金代房址F30所出的“尚食局”款瓷碗为例，确认并补充了刘涛的观点[115]。郑嘉励则认为“尚食局”款定瓷中存在北宋制品[116]。2009年以来的窑址发掘资料表明，“尚食局”款器物的生产可以早至北宋末期（图七，1），“尚药局”款瓷盒则与崇宁二年至靖康元年（1103—1126）的“六尚局贡”有关（图七，2）[99]，而金代仍设有“六尚局”，因此这两种款识的瓷器在金代依然存在，并影响了高丽青瓷的生产。河北崇礼太子城金章宗泰和行宫中出土的“尚食局”款定窑瓷器[117]印证了这一观点（见秦大树：《定窑的贡御资料与宋代文人阶层的白瓷趣味》，《考古与文物》待刊）。此类明显具有贡御性质的瓷器产品的出土，也进一步表明一些宋人笔记中“定窑有芒不堪用”的记载与实际情况不符[15]。
（3）其他款识瓷器
陆明华认为“昜定”款小碗上的铭文应该是“曲陽定碗”“曲陽定器”一类名词的简称，可能为五代后期献给后周朝廷的贡瓷[118]。孟繁峰等人则提出其为“易定”，与义武军易定官窑有关[6]。
2009年定窑遗址涧磁岭A区出土有“东宫”款刻花龙纹盘（图七，3），表明金代后期定窑仍在生产贡御产品。但这类瓷器在地层和遗迹单位中与其他日用瓷器以及较为粗糙的灰青釉瓷等同出，说明此时定窑的贡御器物没有独立的生产区域，且这类瓷器在定窑产品中所占比例很小，是一类比较特殊的产品[99]，这也从侧面说明金代后期定窑的贡御形式是由官府向高水平作坊定制器物[119]。
4.制瓷工艺与窑业技术交流
科技考古的兴起为探讨定窑的胎釉工艺特征和工艺技术发展创造了条件。2009年定窑遗址的发掘，为科技考古研究提供了具有可靠地层关系与年代序列的标本，依托这些标本，对定窑胎釉工艺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周利军采用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LA-ICP-AES）对窑址出土的约200件细白瓷标本及约20种胎釉原料展开了化学分析，对定窑不同时代的胎釉配方进行了研究[120]。崔剑锋等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定窑出土标本的胎釉成分进行分析，研究了定窑不同时期的产品特征与胎釉配方的关系[121]。他们还通过对窑址出土标本的能量色散X荧光光谱分析对定窑、邢窑和巩义窑白瓷烧造工艺的联系和区别进行了研究[122]。康葆强等采用X荧光波谱等方法分析了窑址出土的制胎原料，对定窑各时期制胎工艺及变化进行了研究[123]。张遥等通过对定窑涧磁西窑区及邢窑磁窑沟窑址出土金代黑釉瓷片标本的胎釉成分分析和显微观察，对比分析了两处窑址金代黑釉瓷的生产工艺[124]。
5.产品销售与流通
喻珊对窑址以外所出唐、五代和宋金时期的定窑瓷器进行了分期，并分析了各期产品的流布情况及特点[138，139]。李鑫讨论了中晚唐至五代时期不同阶段定窑与邢窑、巩义窑的白瓷产品在市场中的消长[140]171—211。刘淼探讨了金代定瓷的行销情况，认为其时定窑全国性销售市场已经形成，并将金代定窑发展的原因归结为北宋晚期以来定窑的持续发展、金代经济的恢复、宋金战争的影响、统治者的重视以及日益增长的用瓷需要[87]129—144。
定窑瓷器的海外输出方面，高美京较为全面地搜集了海外出土定窑瓷器的资料，利用窑址出土资料和分期研究结论辨析出海外出土瓷器中的定窑瓷器，并对时代进行修正，全面探讨了不同时期定窑瓷器的销售范围及不同区域出土定窑瓷器的特点[90]321—358，360—362。李鑫讨论了唐、五代时期包括定窑产品在内的早期白瓷在海外的发现及输出问题[140]212—238。李晞等对日本出土的定窑瓷器资料做了搜集整理（李晞、丁雨：《日本所见定窑瓷器初探》，见《考古学研究》十三，科学出版社，2022年，待出版）。一些学者对西班牙阿梅利亚（Almería）伊斯兰宫殿出土的内壁口沿下加施虹彩（Luster）的定窑深刻花莲瓣纹碗残片进行了研究，认为其与东亚、东南亚及环印度洋地区屡有发现的定窑瓷器不同，是少数最早进入欧洲的中国瓷器之一[141，142]；另有学者认为其很有可能是流通至西亚中东地区的定窑产品，由叙利亚或埃及手工业者施加彩绘，后作为礼物由当时控制地中海的伊斯兰势力送给当地统治者[143]。
6.重要专著、专题展览与会议文集
定窑瓷器是世界重要公私收藏尤其是两岸故宫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传世品十分丰富。关于传世定窑瓷器的展览主要有台北故宫博物院于1987年举办的《定窑白瓷特展》和2013年举办的《定州花瓷——院藏定窑系白瓷特展》，两次展览集中展出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定窑白瓷精品，并出版了图录[146，147]。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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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青”字后之“州”字疑衍，应以“定州青、白瓷器……”为正，见秦大树.定窑的贡御资料与宋代文人阶层的白瓷趣味［J］.考古与文物，2022（待刊）。
（作者：李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秦大树安雨桐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原文刊于《文物春秋》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