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其独特的陶瓷文化誉满古今中外，古陶器除了充满原始美感的纹样，还装饰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后渐渐发展为陶文，成为汉字的最早雏形。到了商朝，青铜器上铸刻的文字产生了铭文和款识的概念。
随着后世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陶瓷烧造技术进步，陶瓷款识从最初的简单符号，发展为记载器物信息和作为使用地的标记等，再到刻写吉祥用语、诗词歌赋，越来越丰富多样，赋予了不同时代、不同窑口瓷器纹饰和铭文款识。同时也作为重要的断代依据，是鉴定古代陶瓷真伪的重要根据之一。
清康熙三十九年青花福禄寿
十八罗汉图棒槌瓶
本瓶高49厘米，器型规整，盘口，直颈，颈部起凸弦，筒腹，下有圈足，给人以挺拔、庄重之感，是典型的康熙时期“硬棒槌瓶”。
瓶内外体施透明釉，釉面光洁莹润，通体纹饰以青花绘画，口沿用青花几何纹装饰，颈部以青花勾勒平涂“福禄寿”三字，福禄寿代表着好运、功名财富以及长寿，以此三字入画饱含了对生活的美好追求和人生愿景，寓意极好。
瓶腹部以青花通景绘十八罗汉，每瓶各绘画九。青花之色妍丽秀雅，富有层次感，分水技法炉火纯青，当为康熙朝青花“墨分五色”之典型。窑工以精湛的画功将罗汉的相貌、神态乃至须发和衣纹都刻画入微，众罗汉皆古貌苍颜，广袖飘舞，手持法器，形态各异，潇洒自若，整个画面错落有致、活灵活现。
康熙朝的青花人物在笔墨上趋于求简，但却描绘细致，注重的是寥寥数笔之下的形态，以纯粹单调的笔墨，流畅的线条和晕染，描绘出人物的神态举动，更具唯美意境。尤其是眼睛的画法，简约而灵动，栩栩如生。
康熙早期人物的眼睛一般是一条线，类似于柳叶眉，虽然简单却形象生动。后来逐渐出现在线条上画点作为眼珠，直到中晚期才开始点睛。因此，人物眼睛的画法是鉴定康熙中早期人物纹瓷器的重要参考依据。
此瓶所绘的十八罗汉眼部画法各不相同，包括线描、点睛等描绘方法，生动表现出罗汉或喜或嗔的表情，面部轮廓及衣纹线描特点明显，行笔流畅，且不显冗杂，罗汉脑袋浑圆，正气凛然，集聚了康熙瓷器人物描绘的特点，将罗汉的万千佛态，悠闲隐逸凸显无遗。
十八罗汉是指佛教传说中十八位永住世间、护持正法的阿罗汉，由释迦牟尼派往各地弘扬佛法的十六个弟子加上迦叶尊者、弥勒尊者而来。分别称为坐鹿罗汉、喜庆罗汉、举钵罗汉、托塔罗汉、静坐罗汉、过江罗汉、骑象罗汉、笑狮罗汉、开心罗汉、探手罗汉、沉思罗汉、挖耳罗汉、布袋罗汉、芭蕉罗汉、长眉罗汉、看门罗汉、降龙罗汉和伏虎罗汉。在佛教经典中，十八罗汉可以帮助人们除去生活中一切烦恼，达到涅槃境界，不再受生死轮回之苦。
本瓶以罗汉为饰，蕴含着信士祈祷远离烦恼、平安吉祥的愿望，而这对棒槌瓶是信士供奉于观音大士案前的，《妙法莲华经》中又有“十八罗汉拜观音”的典故，这一细节可见信士笃信佛法，供奉尤为虔诚与用心。
元至正十一年青花云龙象耳瓶
那要说到最典型的供奉铭款，就不得不提闻名于世的元至正十一年青花云龙象耳瓶，又称“大维德瓶”，它是中国陶瓷史上重要的里程碑。这对瓷瓶原供奉于北京智化寺，辗转被英国学者大维德爵士收藏。
大维德爵士一生共收藏中国瓷器1700多件，其中最核心的藏品是50件清宫旧藏。1927年，盐业银行决定将慈禧太后在1901年抵押的清宫旧藏瓷器出售变现，各路人马都跃跃欲试，甚至有消息称两位试图购买的人都遭受了生命威胁，但大维德爵士凭着极大的勇气，将自身安危置之度外，并通过官方的关系造访了银行，他与董事会的谈判前后持续了一年多，历经了无数困难，直至第二年才说服董事会集体接受他的提议，达成了40件物品的寄售协议和资金条款，由此可见大维德爵士对中国陶瓷的热爱。
从铭文“信州路玉山縣順城郷德教里荆塘社奉聖弟子張文進喜捨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謹記。星源祖殿胡浄一元帥打供”可知，这是元代一个叫张文进的人在至正十一年，即1351年，为祈求家庭幸福安康而供奉的。
在这对瓶的落款中，包含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至正十一年”，这是中国元朝末期的一个年号，为我们了解当时瓷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信息。信州路为元代行政区划，包括江西省东北部上饶市及周边地区，玉山县为信州路所领五县之一，在景德镇东南约120千米。星源即江西省婺源，在景德镇正东约85千米，由此可推测景德镇至少在1351年就已开始生产青花瓷。
1952年，美国波普博士对这对象鼻瓶以及巴黎卢浮宫、伦敦维多利亚、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等收藏的具有相同特征的74件青花瓷进行研究，发表了《中国十四世纪青花瓷》论著，使得元青花成为了公认的事实，并将青花瓷器的繁盛时期提前到了元代。
造像中的铭文款识
闻一知十，触类旁通。除瓷瓶以外，造像中也有许多耐人寻味的铭文款识，让我们接着来欣赏同为供奉铭款的明万历白瓷观音菩萨立像。
开元寺是在唐朝由玄宗下令全国各州兴建的,保留下来的以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西街的开元寺最为著名，现存主要庙宇为明、清两代修建。而漳州府位于福建省南端，1615年也正是漳州窑鼎盛时期，这种漳州窑带“开元寺”铭款的佛造像当年很有可能是为供奉该寺而烧造的。
但明朝嘉靖到万历时期道教盛行，为何还会出现佛造像呢？公元1572年，年仅十岁的万历帝登基，万历孝母，母亲李太后礼遇高僧、重兴佛法，其母颇受佛教影响，这在晚明崇道之风下，给佛教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也开启了明末民间礼佛的新局面。万历时期大量装饰着佛教色彩的器物也足以证明佛教深入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除漳州窑外，以白瓷为代表的福建德化窑，明朝制瓷名家何朝宗的瓷雕类、铜器类也有观音题材的塑像作品，充分反映了明朝佛教信仰的流行程度。
文昌星原为道教二十八宿之一，是保护文运与考试的神祇，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满清入关以后，皇室深谙宗教信仰对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性，为顺应大多汉人的传承习惯，对于道教、佛教都采取了怀柔宽容的态度。加之科举制度空前兴盛，所以祭祀文昌帝君之风十分盛行，士人百姓都将文昌帝君像供奉于家中，以祈科举中榜、仕途顺遂。
铜器中的铭文款识
铭文款识除了在陶瓷上百花齐放、大放异彩，也在其他类型的工艺品和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应用。铜镜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鉴容器具，从战国时期开始广泛使用，直至明清时期，基本上与古代封建社会相始终。不仅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且常伴有精美的铭文，其中也多见纪年款。
此面铜镜直径110mm，厚5mm，重272g。镜背左侧有铭文“洪武二十二年正月日造”，“洪武”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洪武二十二年即1389年，这款铜镜属于纪年款中的帝号年款，根据考古发现此铜镜样式为明朝初期所流行，出土及传世均比较多。
结海堂所藏的这件铜镜曾先后收录于201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犀照群伦，光含万象——晓轩斋藏宋辽金元明清铜镜》第60页；2018年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越风——浙江民间收藏精品选》第157页，同时也与古陶瓷界泰斗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第11页中提及的景德镇出土的洪武二十二年款云龙铜镜极为相似，其器型、所饰龙纹风格、铭文内容均一样，对研究同时期的瓷器纹饰、款识都有着重要意义。
瓷器款识的错版
综上所述，铭文和款识所包含的信息量是相当大的，它可以是器物的“出生证明”，也可以是订烧人的所思所想，它的书写应是绝对严谨的，尤其官窑瓷器在制作上有着严格的规定。那么大家可知瓷器款识也有错版呢
古代瓷器烧造是有专门的匠人负责写款的，极少出错，尤其清朝文字狱之频繁远超以往王朝，匠人们更是兢兢业业，不敢有失。但百密也难免会有一疏，比如这件清宣统黄地绿彩云龙纹小碗，底款竟是“大清宣绪年制”，这样绝无仅有的错款瓷器是珍贵非常的。
众所周知，晚清时期我国遭列强侵略践踏，国力衰落、江河日下，从下图的晚清粉彩十八罗汉图瓷板中也可见一斑。画中罗汉虽也颇具特色，但比之康熙全盛时期的作品还是相去甚远，罗汉的动作、衣饰等都略显单调，面色沉沉并无仙家的神采焕发，隐隐透出一丝颓气，反映出晚清社会动荡、日渐颓败的时局。
到了宣统时期，封建统治更是摇摇欲坠，皇室乃至朝廷官员都惶惶不可终日，没有心思和精力大兴文字狱，故而这一错款的清宣统黄地绿彩云龙纹小碗也得以留存于世，在百年之后侧面印证了那个时代的风雨飘摇。
铭文款识虽在方寸之间却大有乾坤。它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面貌，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而陶瓷铭文款识又是研究中国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考证历史、文物、陶瓷工艺以及文化史等方面提供了重要依据。
正因如此，探索铭文款识的深刻意蕴显得愈发重要，它将带领我们拨开更多历史的迷雾，深刻认识祖辈传承下来的文化艺术，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努力。
今日之中国，在习主席的带领下繁荣昌盛、阔步前进，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努力，我们更应铭记历史中的苦难再创辉煌，坚守民族的精神家园，以一往无前的姿态开创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