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石命名的演变过程，漫长且奇趣横生。为考据各类宝石的命名由来，本文作者翻阅了大量中外文献资料，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考据、分析和总结。本栏目将连载其研究成果，以飨读者。
红色象征炽热的生命力，古今中外，一直备受瞩目，红色宝石由此也更令人喜爱。中国人对红色宝石的认知路径，在大方向上与西方相同，在细节上却又融入了自身的文化特点，在我国流传的不少优美诗句中，都能找到红色宝石的踪迹。
笔者考据发现，同为上古时期，东方常见的红色宝石有玛瑙、玉髓和珊瑚，皆不透明；被西方统称为“红宝石”的红色宝石，则皆透明或半透明，人们只是据其颜色深浅而稍作区分。随着认知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从红色宝石中，分离出“石榴石”“尖晶石”和“红宝石”等不同种类。
一、石榴石名称之流变
石榴石是古老的宝石，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它分布广泛，曾出现在埃及、希腊等地，以及诸多西方古籍里。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有石榴石产出，即古代的“玫瑰”和“靺（mò）鞨（hé）”。
公元一世纪的“驭龙师（DragonMaster）”黄金宝石吊饰（阿富汗国家博物馆藏）
5.2厘米×6.9厘米
这件藏品出土于阿富汗西北黄金之丘（TillyaTepe），其上的红色宝石为石榴石。由于丝绸之路的存在，东伊朗部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这也侧面印证了石榴石是由中亚输入的
（一）“玫瑰”，载于史书的红色宝石
“玫瑰”两字，如今是蔷薇科蔷薇属多种花卉的通称，但其偏旁部首既非“艸（cǎo）”又非“木”，反而是“王（通玉）”。没承想，“玫瑰”到后来却以花名著称，其颜色和造型占据集体记忆的空间，成为上溯历史的重要“线索”。
1.古籍中的“玫瑰”
在古籍里，关于“玫瑰”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先秦《韩非子》“买椟还珠”的寓言里：“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楚人的这只精美木匣上，装饰有珠玉、玫瑰和羽翠。这里的玫瑰，到底是宝石还是植物，真不好定夺。好在事物的出现有连续性，可以作为佐证。在接下来的西汉，将“玫瑰”作为宝石名称的记载明显增多：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描述“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琨珸”，在《上林赋》提及“玫瑰碧琳，珊瑚丛生”；西汉史游所著的启蒙读物《急就篇》亦记载了“璧碧珠玑玫瑰瓮”。
在文化上，西汉承接先秦，司马相如所在的汉景帝与武帝时代更是如此。考虑到寓言一般由口耳相传而成，并非为韩非子自创，由此推测，“玫瑰”一词的出现年代可能比韩非子所处的时代更为古老。
2.“玫瑰”“火齐”是同种宝石
到了东汉，“玫瑰”被“火齐”所取代。
唐代姚思廉所撰《梁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十八·诸夷）中，曾提及火齐珠是扶南、丹丹等海南诸国所贡，相似的记载还来自《南史》。在《魏书》《周书》《北史》《隋书》中也同样出现了“火齐”，其产地为西域。在上述史书中出现的西域宝货清单里，还有琉璃和水晶，故还可据此排除“火齐”是指琉璃或水晶。
“玫瑰”之名在当时十分活跃。曹魏的《广雅》曾将“玫瑰”收录在册，这与《三国志·魏书》里提到的大秦国有“玫瑰”相符合。随后，《南史》中记载“玫瑰”源于波斯，而北齐魏收《魏书》（卷百一十·食货志六·第十五），更明确记载了魏太祖“作黄金合盘十二具，径二尺二寸，镂以白银，钿以玫瑰”。由此可见，玫瑰是可与白银相提并论的材料。
南北朝文化碰撞激烈，对宝石的命名更为率性，由此，“火齐”与“玫瑰”可交替使用。在同一部史书中，确实也存在用不同的名词来指同一种宝石的情况，无论是产地还是使用过程。在南朝梁萧统编的《六臣注文选》“卷四”“卷九”中，还曾出现“火齐，玫瑰珠也……玫瑰，火齐珠也”这种较为随意的描述。到了唐初，这种混乱的状态不复存在，欧阳询仅在《艺文类聚》（卷八十四·宝玉部）中的“琉璃”词条下注释“《韵集》曰琉璃，火齐珠也”，并未提及“玫瑰”。与此同时，颜师古注《汉书》曰：“火齐珠，今南方之出火珠也，玫音枚，瑰音回，又音瓌（guī）”。由此可见，这两个名称，在唐初已归纳为“玫瑰”。
3.“玫瑰”名列佛教七宝之一
南北朝之际，域外僧在其翻译的佛经里提到“玫瑰”，后世佛教经典亦多有论及，直至清代，“玫瑰”都是名列佛教七宝的吉祥贡物。
随着佛教文化逐渐在中原传播开来，“玫瑰”成为寺院里的重要点缀品。
“玫瑰”亦受到文人雅士青睐，逐渐出现在诗词创作中：南北朝沈约在《登高望春诗》中写到“宝瑟玫瑰柱，金羁瑇瑁鞍”；唐代诗人刘禹锡在《伤秦姝行》中写到“青牛文梓赤金簧，玫瑰宝柱秋雁行”；唐代词人温庭筠在《织锦词》中写到“此意欲传传不得，玫瑰作柱朱弦琴”；宋代吴文英在《还京乐》中写到“对雁斜玫柱，琼琼弄月临秋影”；宋代宋白在《宫词》中写到“绣鞍新辔饰玫瑰，随驾堤边试马回”；宋代王安石在《次韵答彦珍》中写到“手得封题手自开，一篇美玉缀玫瑰”……在这些出处中，“玫瑰”还具有一种特殊功用，那就是作为乐器上的弦柱——“玫瑰柱”（简称“玫柱”）。此外，东晋葛洪笔记小说《西京杂记》中提及汉武帝的逸事时，也曾有“常以玫瑰石为鞍”（后被收录到纪实小说《太平广记》中）的描述。
公元二世纪的安息（古波斯）黄金宝石耳饰（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3.81厘米×2.11厘米×3.91厘米
其上的红色宝石为镁铝榴石（Pyrope）
4.探究“玫瑰”颜色
虽然作为宝石的“玫瑰”，在古籍里有其清晰的历史轨迹，但笔者仔细品读后，却未在文中发现有关于其颜色的描述，仅能从“火齐”一词中隐约感受到其火红的色泽。
好在古籍里记载的“玫瑰”，并非只以宝石名义存在。在佛教文化昌盛的唐代，名列佛教七宝之一的“玫瑰”，还是一种花卉名称，被唐人倾注了更多的热情，在唐宋诗词里被大量咏唱。
唐代诗人唐彦谦《玫瑰》诗云：“麝炷腾清燎，鲛纱覆绿蒙。宫妆临晓日，锦段落东风，无力春烟里，多愁暮雨中。不知何事意，深浅两般红。”
宋代诗人杨万里《红玫瑰》诗云：“非关月季姓名同，不与蔷薇谱谍通。接叶连枝千万绿，一花两色浅深红。风流各自燕支格，雨露何私造化功。别有国香收不得，诗人熏入水沉中。”
这两首以“玫瑰”为题的诗，分别描述其颜色为“深浅两般红”与“一花两色浅深红”。由此得知，在当时，“玫瑰”最常见的颜色为由浅至深的红色，与现今的玫瑰花一样。
再看其他诗人笔下的“玫瑰”风姿：唐代诗人白居易《草词毕遇芍药初开》中的“菡萏泥连萼，玫瑰刺绕枝”；唐代词人李珣《南乡子》词中的“红豆蔻，紫玫瑰，谢娘家接越王台”；唐代诗人徐夤《灯花》诗中的“点蜡烧银却胜栽，九华红艳吐玫瑰”；宋代词人赵师侠《朝中措·月季》词中的“蔷薇颜色，玫瑰态度，宝相精神”；宋代诗人李至《庭中千叶玫瑰今春盛发烂然可爱因赋一章寄上》诗中的“小槛锁玫瑰，群芳次第催”；宋代诗人项安世《郢州道中见刺玫瑰花》诗中的“一种繁香伴行客，只应多谢刺玫花”；宋代文学家戴表元《吴姬曲五首·其一》诗中的“问君青春得几许，看取架上红玫瑰”。在唐宋诗词里，“玫瑰”的花语与现代截然不同。现代的“玫瑰”花语多受西方文化习俗影响，散发着浓郁的“爱情芬芳”，而在唐宋，“玫瑰”花语则充满了时代动感，像青春的代表艳冠群芳，带刺却不愿受拘束，情愿在路途中洒尽繁香。于是，在古人的眼里，“玫瑰”的艳丽来自“态度”，甚至能代表唐代传奇里飞檐走壁的侠客形象。
考虑到“玫瑰”由宝石借代为花，与琅玕（gān）由宝石转喻为翠竹的思路相似，且发生在同一时空，故可将其当作文化进化中衍变出来的一种思维方式。同时，也可参照由翠竹来推断青琅里含绿的方式，推测“玫瑰”的颜色为深红并带有紫色调。
5.“玫瑰”即为石榴石
在红色宝石中，石榴石的历史最为悠久，因为它分布较广，且最容易被挖掘到。石榴石自身是一个驳杂的宝石体系，除了没有蓝色，其他什么颜色都有。但是，传统意义上的石榴石一般是指深红色的那种。在古代，石榴石被当成稀世珍宝，镶嵌在重要物品如王冠和权杖之上。石榴石不仅颜色诱人，摩氏硬度更是高达7.5，这在上古宝石中很少见，因为佛教七宝中的其他宝石多是硬度较低的有机宝石。
在现代宝石学中，常见的红色石榴石主要有两种：铁铝榴石（Almandine）和镁铝榴石（Pyrope），前者红中带紫，后者红里偏黄。
唐代词人李珣《南乡子》的“红豆蔻，紫玫瑰，谢娘家接越王台”一句，“玫瑰”不似在指花卉，毕竟那时的古人还不懂现代的玫瑰花色改良技术。这里的“紫”有可能是指宝石的“紫”，比如红中带紫的铁铝石榴石,即后来明代所称的“紫牙乌”。
司马相如《子虚赋》的“赤玉玫瑰，琳瑉琨珸”里，“赤玉”与“玫瑰”为并列短语，其中“赤玉”为红玉髓，位居其后的“玫瑰”也应在材质形态上与其对等。“赤玉玫瑰”中的“玫瑰”，有可能就是指红里偏黄的镁铝石榴石。除此之外，能表达“玫瑰”在宝石中地位的诗句，还有一句王安石的“一篇美玉缀玫瑰”——宛若美玉上点缀着“玫瑰”。
（二）“靺鞨”，流行于宋代的红色宝石
“靺鞨”作为宝石名，仅存在于从隋朝至清朝的时空里，因其曾于宋代达到高峰，后被明代人贴上宋代的时代标签。
靺鞨本不是宝石名，而是一个地理概念，亦是指中国古代居住在东北地区长白山、松花江、黑龙江一带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商周时被称为“肃慎”，战国时被称为“挹娄”，北魏时被称为“勿吉”，隋唐时被称为“靺鞨”或“靺羯（jié）”，辽时被称为“女真”或“女直”，是满族的先祖。由此得知，靺鞨是隋唐时的地理区域和民族名称。
1.“靺鞨”是石榴石
靺鞨最早出现在隋代杜公瞻撰的《编珠》一书中。《编珠》是本早期的类书，原本四卷，至清代只有两卷遗存。高士奇根据目录补齐了失缺的两卷，又增加另外两卷，共得六卷。靺鞨出现在第三卷的“珍宝部”。因为它是清代补齐的内容，我们只能肯定该词源自原书“靺鞨琉璃”的词条里，是其作为“宝石”存在于文献记载的上限。
唐代志怪笔记小说《唐宝记》记载了女尼真如意外得到一批珍宝，将其献给唐肃宗。这批珍宝之一，即为“红靺鞨，大如巨栗，赤烂若朱樱，视之可应手而碎，触之则坚重不可破也。”此时，正值安史之乱末期，于是这件事被当作祥瑞，称为“肃宗八宝”，被唐宋元时期的《白孔六帖》《旧唐书》《册府元龟》《文献通考》等古籍转载，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唐宝记》的故事虽然荒诞，但其中的描述却提供了“靺鞨”作为宝石的重要信息。在颜色方面，“靺鞨”为红色，与诗歌里的“朱樱”相类比，可知它是樱桃般的深红色。在材质方面，“靺鞨”的“视之可应手而碎”，表示其内部的许多裂纹可从外表轻易看到，这暗示“靺鞨”的透明度一般不错，只是这块因为有裂纹，所以显得透明度不好，似乎一掐就会碎。还可再进一步推测：“靺鞨”的块度不小，因为从肉眼就能看到内部的裂纹。硬度方面，“触之则坚重不可破也”，又说明其硬度很好。
结合现代宝石学来推测，这种透明度好、块头大且坚硬的“靺鞨”，就是红色石榴石。其中带有紫色调的铁铝榴石，在明清之际被称为“紫牙乌”。这么一想，《唐宝记》里记录的这颗红色石榴石，布满裂纹就太正常了。毕竟清宫旧藏的帽顶上，就曾有过这样的红色石榴石。古时的宝石，不似现代有优化的手段，确实多有犹如土豆般的圆形弧面裂纹。
清代（乾隆年间）银镀金镶红色宝石朝冠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高14.4厘米，座径4.36厘米
明清对红色宝石并不加以区分，这颗硕大的石榴石，特征与“肃宗八宝”中的“红靺鞨”十分吻合
自唐代起，“红靺鞨”以宝石之名进入诗人视线，晚唐文学家皮日休较早将“靺鞨”引入诗词里，如“山果红靺鞨，水苔青髤髵”（《太湖诗》）。这里的“靺鞨”既不是水果，更不可能是东北的民族名称，而是在用宝石的颜色代指水果。实际上，宝石与水果、鲜花等植物之间的相互指代，在唐宋时期极为常见。比如，有些宋词里的“靺鞨”并不指宝石，只为让人们间接感受到其存在。宋代词人葛胜仲的《西江月》里描述“靺鞨斜红带柳，琉璃涨绿平桥”，原因是“靺鞨”天生自带红色，被诗人信手拈来后，勿需过多描述，就渲染出一种充满诗意的朦胧氛围。诗歌的影响力巨大，此类朗朗上口的诗句，让“红靺鞨”之名深入人心。
在宋代，让“红靺鞨”留给后世深刻印象的诗词，当属诗人文同的《朱樱歌》：“金衣珍禽弄深樾，禁篽朱樱斑若缬。上幸离宫促荐新，藤篮宝笼貂珰发。凝霞作丸珠尚软，油露成津蜜初割。君王日午坐猗兰，翡翠一盘红靺鞨。”诗歌前部分堆砌的大量华丽词藻，就是为结尾的“红靺鞨”作铺垫，只为成就其精彩，并与标题遥相呼应。看懂标题后，再对照“靺鞨”，即可推测“靺鞨”的色泽如樱桃，为深红色。其实，这种描述并不是文同的新创意，而是他对“肃宗八宝”里关于“红靺鞨”记载的艺术加工。
2.“靺鞨”的消失
当宋代的尘烟消散在历史长河，“靺鞨”之名也渐渐随之消失。在明代，前朝的宝石名称被进行了新的归纳总结。比如，在明代方以智编撰的《通雅》（卷四十八·金石）中就有：“碧者，唐人谓之瑟瑟，红者，宋人谓之靺鞨”的记载。“靺鞨红”的时代被标定为宋代，就好像“瑟瑟珠”被标定为唐代一样，其他明代著作的观点也不约而同与之相似。
域外宝石众多，明代人们也习惯将“靺鞨”与海外进口的宝石进行比对，“靺鞨”之名处于衰退中。尽管如此，人们仍然能在诗词当中找到“靺鞨”的存在。比如明代思想家王夫之《蝶恋花·秋感》中的“袅袅长竿争打枣，靺鞨珠圆，颗颗香甜饱”和诗人胡应麟《斗鸡曲》中的“朱冠碎靺鞨，彩颊掀琳琅”等，就属于这样的句子。王夫之的比喻继承了前朝的传统，将“靺鞨”当作红枣；而胡应麟诗中的“靺鞨”则是指宝石，这也是明代唯一一首直接将“靺鞨”写成宝石的诗词。可以说后者是着眼于“靺鞨”的颜色特征，另辟蹊径，抓住了记载中“视之可应手而碎”的特征。
在明代《天工开物》列举的红色宝石清单里，其中之一就是“靺羯（通‘鞨’）芽”。明代喜欢在前朝的宝石名称中加上“石”“子”“芽”。比如，“石榴子”则出现在元明之际，得名于其形状类似于石榴的籽。再比如，“靺羯芽”就是明代在前朝基础上进化得来的名字，这也预示着“石榴石”的到来。
明代镶宝石金带饰（山东博物馆藏）
1970年山东邹城鲁荒王朱檀墓出土
20.6厘米×10厘米
明代为古代彩宝供应和认知的巅峰，这块首饰上红色宝石数量占据了一半
待到清朝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满族作为“靺鞨”民族的后代，出于缅怀先辈的情思，对“靺鞨”特别有亲切感。作为满族历史上最富盛名的词人，纳兰性德给我们留下了两首带有“靺鞨”的诗词：
其一见于《眼儿媚·咏红姑娘》：“骚屑西风弄晚寒，翠袖倚阑干。霞绡裹处，樱唇微绽，靺鞨红殷。故宫事往凭谁问，无恙是未颜。玉墀争采，玉钗争插，至正年间。”这里的“靺鞨”造型是否带有宋代《朱樱歌》的遗韵？不同之处只是朱樱变成了美女的樱唇。其二见于《台城路·上元》：“阑珊火树鱼龙舞，望中宝钗楼远。靺鞨余红，琉璃剩碧，待嘱花归缓缓。”这里的“靺鞨”与琉璃形成排比，似是从《西江月》里“抄作业”，没有新奇之处。
（三）“玫瑰”与“靺鞨”的异同
“玫瑰”与“靺鞨”虽然皆为石榴石，且具有相互重叠的生存时空，却代表着不同的起源与身份。
笔者曾好奇于它们是否曾“同处一室”，便在故纸堆里四处查找，最终觅得乾隆皇帝的一首诗《题董邦达西湖画册十四幅·其三·初阳台》：“我闻华顶十月朔，日月同度传奇观。此语近怪疑信半，不曾神树徵星官。葛岭冬孟之上日，独称晓日光流丹。阳月初阳腾瑞曜，此理平易何疑焉。天鸡鸣后海波沸，玫瑰靺鞨朱火殷。葛翁吞光得仙道，东将入海扶桑攀。至今台下遗丹灶，欲往寻之阻路艰。”在这里，“玫瑰”与“靺鞨”并肩而立，被冠以“朱火”般殷红的颜色描述。
“玫瑰”本是具有中华文化底蕴的宝石名称，在文献上可追溯至先秦。在南北朝混乱之际，它始与“火齐”平分秋色，后在唐代成为正式的名称，这也是“玫瑰”作为宝石名被流传开来的主要原因。此后，“玫瑰”在世俗社会中因颜色而转化为花卉名，其宝石“功名”仅见于佛家经典。
到了宋代，“玫瑰”被得名于隋的“靺鞨”彻底代之，而在文人中流传开来，成为近古之际人们最熟悉的红色宝石之一。当众多域外宝石涌入中原市场时，“靺鞨”几乎被国人当作比对和推介的参照物。清代的《博物要览》（卷六·志宝石）中介绍红色宝石时，描述到：“回回国靺鞨宝石，番名避者达。”可见在当时，提及“靺鞨”才能让国人对域外的红色宝石建立起感性认知。
二、尖晶石名称之流变
（一）“琅玕”似为尖晶石
“璆琳”在上古享有崇高的地位。“琅玕”呢？它的地位似乎更为崇高，因为关于它的记载更多。以《山海经》为例，其中关于“璆琳”的记载只有一处，即“璆冕舞”，而关于“琅玕”的记载却有多处。
《山海经·海内西经》里记载：“服常树，其上有三头人，伺琅玕树。”在这里，“琅玕”被认为是神话传说中的仙树，其果实像“珠”。然而，在地质科学史专家章鸿钊所著的《石雅》里，“琅玕”却被定名为“尖晶石”。在国外，亦有大量文献证明“琅玕”与“璆琳”，分别为“尖晶石”和“青金石”，且同出一处，即“巴达赫尚”（古籍里的“昆仑之墟”）。
至于“琅玕”到底是“石”还是“珠”，并不重要，因为上古的宝石半成品基本上都是珠。也就是说，相对玉石而言，“珠玑”既是宝石的外观，也是宝石的总称。“琅玕”终究只是远古时代停留在集体记忆当中的模糊印象。总之，它的存在，一直是一个谜，仅能供后人遐想。在讲究传承的中华文化里，它如同断了线的风筝，高高地飘游在上空。它既没能如“璆琳”一样，在上古社会的生活中发挥重大影响，也没像“青琅”一样，能让后人在考古中找到实物佐证。
（二）“剌（là）子”亦为尖晶石之名
真正在近古被归纳为红色宝石的名称是“剌子”。它起源于元代，到明代已被引用为珍宝的专用名词，连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不例外。
1.“剌子”的缘起
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欧亚大陆上出现蒙古帝国。借由陆地与海洋两大出口，丝绸之路全面贯通，东西交通畅通无阻。从此，来自西域的宝石（“回回”石头）大量涌入中原市场，因为数量庞大，市场来不及消化，其名称多为音译名，这便造成了宝石名称的“断崖式”变化。
“剌”是元代出现的众多域外宝石名称中的一个。它最早出现在元代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指红色或紫色的宝石。“剌”来自法尔西语中的“Lal”，意为宝石。法尔西语是中亚的经典语言，历史悠久，可上溯到上古时期。通常，最古老的宝石会占尽天时之利。由于“Lal”与“琅”的发音同出一辙，由此便可推断：“Lal”在上古之际自昆仑之墟东传进中原时，曾被先人结合原本发音与本土思维磨合出“琅玕”之名。在元代，当“Lal”再一次被译成中文时，也采用了同样的路数，一方面要接近原来的发音，另一方面又要符合中文的造字规则。于是，《说文解字》玉字部里的“”顺理成章成为其宝石名，随后才简便为“剌”。
2.“剌子”是明代红色宝石的统称
元末明初，史学家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卷七）中，记录了更多关于“剌”的信息：“回回石头，种类不一，其价亦不一。大德间，本土巨商中卖红剌一块於官，重一两三钱，估直中统钞一十四万，定用嵌帽顶上。自后累朝皇帝相承宝重。凡正旦及天寿节大朝贺时，则服用之，呼曰剌，亦方言也。今问得其种类之名，具记于后。红石头（四种，同出一坑，俱无白水）：刺（淡红色，娇）、避者达（深红色，石薄方，娇）、昔剌泥（黑红色）、古木兰（红带黑黄不正之色，块虽大，石至低者）。”
“剌”在上述记载里有双重含义：其一，是红色宝石的总称，如“红剌（红石头）”；其二，指红色宝石中特定的一种宝石。
在元代就有的四种红色宝石里，“剌”独占鳌头，其他三种宝石依次为“避者达”“昔剌泥”“古木兰”。“剌”在西方还有一个名称，为“巴剌”，即“Balas”的音译。“Ba”为“Badakhshan（巴达赫尚）”的简称，“巴剌”意为产自于阿富汗巴达赫尚省的“剌”。由此可推知，“剌”和“琅玕”产于同一地点，似有一些历史渊源。
“避者达”不知出处。在明代的众多记载中，“避者达”被排在红色宝石之首，再加上其深红色和小颗粒的特点，可推测其为现代宝石学中的“红宝石”。
凯瑟琳大帝红宝石（CatherinetheGreatRuby）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
这顶沙皇俄国皇冠上镶嵌的“凯瑟琳大帝红宝石”并不是红宝石，而是红色尖晶石。这颗尖晶石重达398.72克拉，仔细观察，可发现其色泽浅淡。这颗宝石是俄国特使在访问中国时，在北京花2672金卢布购得，于1676年正式被沙俄皇室收藏。1762年，凯瑟琳发动政变成功，成为新一任沙皇。为此，她为自己打造一顶新皇冠，顶端的中心石即这颗宝石，并由此命名为“凯瑟琳大帝红宝石”。这顶皇冠从此一直为沙皇加冕冠，直到二十世纪王朝结束。
个体硕大的尖晶石被广泛收藏于各国皇室，另一颗闻名于世的红色尖晶石是“黑王子红宝石”，为英国王室收藏，也是加冕王冠的中心石。相比之下，“凯瑟琳大帝红宝石”更大，在同类红色尖晶石里重量排名第二，仅次于重达500克拉的“SamarianRuby”。有趣的是，这些红色尖晶石皆出“巴剌斯（BalasRuby）”，即“巴达赫尚”。尽管这里产出的红色尖晶石为冒牌的“红宝石”，但它却达到了红色尖晶石里的“天花板”。
“昔剌泥”是英文“Ceylonite”在古时的音译，在现代被译为“锡兰石”，是一种以地点为名的宝石——即产于斯里兰卡的“尖晶石”，其色泽黑红，有别于中亚的尖晶石。“Ceylon”为锡兰，是斯里兰卡的旧称。
“古木兰”大概为“Tourmaline”的音译。“Tourmaline”现身于古斯里兰卡，得名于僧伽罗语，后被世界各地延用，如今指现代宝石学中的“红色碧玺”。
3.“巴剌”应为尖晶石
在现代宝石市场上，红宝石至尊无比，不仅在红色宝石里拔得头筹，而且还被誉为彩色宝石的“皇后”。然而在元人的清单里，红宝石的地位并不及“剌子”。是因为“剌子”在中国文化里更有底蕴吗？也许这种排名更能如实反映当时宝石交易的真实情况。
“巴剌”之名其实从“BalasRuby”的简化而来，人们一直把它当成红宝石中的一个产地品种。考虑到“巴剌”颗粒硕大，而红宝石少有这样大的块度，“巴剌”排名靠前还是可以理解的。
“BalasRuby”其实是一个容易混淆是非的名称。据外国文献记载，这种宝石产自“巴达赫尚”，从公元八世纪至九世纪就有此处的开采记录，直到现在还有零星的出产。也有一说，“巴达赫尚”位于中国的传说中远古时代的“昆仑之墟”，自汉代开通西域之后被称为“葱岭”，如今则被称为“帕米尔高原”。在元代为察合台汗国属地，是蒙古在中亚的汗国之一；可见，“BalasRuby”具有进入中国的地缘之便。据说，当年马可波罗就曾亲临矿场，并将其记录在游记里。
帕米尔尖晶石戒指
39.24克拉，香港天成2014
巴达赫尚至今仍有少量的尖晶石，并保持其一贯特色：颗粒大，
无杂质，色泽相对浅淡
笔者认为，传说中的“巴达赫尚”有可能位于现今帕米尔高原的南麓，即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的交界之处。这里，东面是兴都库什山脉，两座高山并列纵向排行，中间是险峻的万丈峡谷——即“瓦罕走廊”，是如今中国与阿富汗的唯一接壤之处。在佛教的发展史上，大乘佛教曾于公元二世纪在现今巴基斯坦北部结集形成新流派后，沿此北上，向中国传播佛教。这条走廊，也曾是东晋法显和唐代玄奘向西求法的必经之道，是他们游记里描述的“死人谷”。唐高宗消灭掉西突厥后，唐代成为西域的霸主，西域小国纷纷依附。由此推断，史书里记载的向唐代进贡的“红颇黎”，便是“剌子”，即现代宝石学中的“尖晶石”。
4.尖晶石中的“巴剌红宝石”
自古以来，不论东西方，在红色宝石中，尖晶石与红宝石最易被混淆。到了近古，以红宝石、尖晶石为主的红色宝石，仍然被统归为一类，这几乎囊括所有红色单晶宝石。事实上，直到1783年，法国矿物学家路易·罗姆发现两者其实属于不同的矿物种属后，这个“千年之谜”才得以破解。
表1尖晶石与红宝石的属性对比表
从表1可知，两者的物理化学属性十分接近。红宝石的化学成分为Al2O3，红色尖晶石为MgAl2O4，即红色尖晶石在成分上仅比红宝石多一点镁（Mg）元素。
两者的硬度非常接近，前者摩氏硬度为9，后者摩氏硬度为8。
两者有时还会以共生矿的形式，产自同一矿区，即在“巴达赫尚”的崎岖高山上能同时产出红宝石和红色尖晶石。早在元代，陶宗仪就曾指出它们“同出一坑”，该发现也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古人对于两者的分辨能力。
两者在致色元素上存在微妙差别，红宝石的致色微量元素为铬（Cr），而红色尖晶石为铬（Cr）和铁（Fe）。
两者的晶系不同，红宝石为三方晶系，而红色尖晶石为等轴晶系：红宝石所属的三方晶系内部结构不平衡，光线在晶体内部的反复激荡会导致色泽上的不对称，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宝石时，可以察觉出色泽上的不均匀，这被称为晶体的二色性；尖晶石所属的等轴晶系结构平衡对称，不会产生这种差别。对于切割宝石，尖晶石的红色略淡，红宝石则要相对深些。然而，古时宝石皆为圆珠状，难从颜色进行分辨。
明代金累丝镶宝石青玉镂空香瓜簪（湖北省博物馆藏）
明代梁庄王墓出土
其上的红色宝石各不相同，争奇斗艳
尽管，古人的分辨能力有受到技术水平的影响，但是，经过日积月累，依然能通过经验总结出基本规律，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微妙区别。比如，“巴剌红宝石”的名称应运而生。受晶体结构的局限，“巴剌红宝石”的色泽，始终要比真正的红宝石略逊一筹。久而久之，“巴剌红宝石”便被慢慢解读为浅色红宝石，乃至被拓宽至次等宝石，完全脱离了最初以地为名的初衷。
三、红宝石名称之流变
（一）常见于明代的红色宝石
从明代开始，由元代初现的域外宝石陆续进入中国市场。明初，郑和的七下西洋也为中国带回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域外宝石，船队所经过的斯里兰卡、南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国家，皆为古代宝石的主要产区。在明代谷泰撰写的《博物要览》中，也总结出了8种红色宝石，笔者将其与元末陶宗仪撰写的《南村辍耕录》进行对比，得到了一张“明代红色宝石列表”。
在“明代红色宝石列表”中，有三种为红宝石，分别为“避者达”“映水”和“羊血”；有两种为红色尖晶石，分别为“昔剌泥”“罕赖剌”；有两种为红色石榴石，分别为“兀伊剌”和“石榴”；还有一种为红色碧玺，即“伊泥剌”。这基本上囊括了明代社会流行的所有红色宝石种类。
1.红宝石的大小
大小亦是衡量红宝石品质的一项重要指标。红宝石产量稀少，颗粒不大，克拉重量达到两位数的红宝石皆是“极品”。因此，“大小”也成为分辨红宝石与尖晶石的一个指标。
许多传世至今的大颗粒“红宝石”经现代检验，都被认定为红色尖晶石。如英国王冠上重达170克拉的“黑王子红宝石”，就是实为红色尖晶石的“巴剌”。“黑王子红宝石”的光泽，之所以看似与红宝石无异，其实是因宝石后的金属托上被刷上了红油漆。
英国王冠上的“黑王子红宝石”
2.红宝石的颜色
表2明代红色宝石列表
从表2可知，明代始以颜色为依据对宝石进行划分，此时的“红宝石”由元代的“红剌”“红石头”演变而来，专指红色宝石。明人以颜色划分宝石的方法，虽与现代人以化学成分来划分宝石的“家族（种属）”的方法大为不同，但这却是人类认识宝石的一个必经阶段，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明代，虽然“剌”不再专属于红色宝石，但其被使用过的痕迹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域外宝石中，比如表2中有半数宝石名称里都含“剌”字。
经过漫长的实践，值得欣慰的是，到了明代，人们终于将红宝石和红色尖晶石有所区别。比如，出现了专门用于称呼红宝石的“避者达”“映水”“羊血”。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明人对于红色宝石的鉴赏力在提高——不再仅以大小为唯一判断依据，反而更看中其色泽，纯正红色宝石的价值开始上升，即使其大小并不起眼。这种观点与现代也极为相似。
3.红宝石的产地
使用“避者达”称谓的“古里”，现位于印度南端喀拉拉邦西海岸的科泽科德，这里自古便是海上国际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元明之际阿拉伯商人和中国商人在此进行贸易往来；十五世纪葡萄牙人达·伽马进行“香料之旅”的印度首航目的地也是这里；南印度盛产的红宝石更是自古便从这里流向世界各地。
十九世纪的藏式黄金宝石护身符（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10.2厘米×10.2厘米
其上的红色宝石为红宝石，真正流传下来的红宝石颗粒很小
“映水”得名于红色宝石浸水后的视觉效果。由其色泽来看，这是比“避者达”略低一个档次的红宝石。“映水”的产地“天方（天房）”，原指伊斯兰教发源地麦加，自古就是重要的商业中心和宝石集散地，拥有悠久的宝石加工史。可见在当时，“天方”与宝石的关系，与现在比利时与钻石的关系同等重要。
“羊血”出自云南省。如今，云南省因为毗邻高质量红宝石的产地缅甸而扬名天下。但在古时，经云南进贡的缅甸红宝石品质并不佳，甚至是当时最不起眼的红色宝石。从明代张应文撰写的《清秘藏》（卷上）的《论水晶玛瑙琥珀》一文中，就可见一斑：“宝石产云南者，仅堪作西洋石奴耳。”宝石行业讲究资历，在明代也是如此，来自西域（连带西番）的宝石，以其悠久的历史和良好声誉赢得了当时“宝石消费者”的信任，成为一张金字招牌。
“默德那”即现在的麦地那，在当时也是重要的宝石集散中心。在这里，名为“伊泥剌”的红色石榴石和名为“兀伊剌”的红色碧玺都是热销的红色宝石。
“回鹘”出于中亚。根据产地、颜色和大小，“罕赖剌”应该就是前朝的“剌”，即产自“巴达赫尚”的红色尖晶石。
“昔剌泥”以“海榴花”来描述颜色，更能明确其颜色中的细微黄色。
“伊泥剌”应该是以前的“古木兰”，它们的颜色描述皆符合红色碧玺的特征。“古木兰”中的“红带黑黄不正之色，块虽大，石至低者”，也暗示从元代进口中国的碧玺品质一般，但“伊泥剌”的色泽却艳丽如同绛桃，品质要好很多。相传，国人曾将红碧玺按其颜色分为两个档次：深红色为“双桃红”，浅红色为“单桃红”。这似与明代《清秘藏》里有关“桃花剌”的记载相符。在红色宝石里，“伊泥剌”的颗粒相对较大，笔者推测，“伊泥剌”就是红色碧玺。
清代金玉“吉尔哈”头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长39厘米
“吉尔哈”是君主头巾上如同步摇的羽饰，上面吊着的红色宝石为红色碧玺。
碧玺之名定于清代，在明代名为“桃花剌”“油烟红”等，元代则称为“古木兰”
4.明代《博物要览》与清代《博物要览》
明代，虽然涉及宝石的典籍众多，但往往为长篇大论，且大多只收录有前人言论，难免有拼凑与重复的内容，缺少新意。明代《博物要览》的作者为谷泰，虽也生于明代，但其宝石鉴赏水平远超他人，这可能与其工作经验有关。谷泰为明代蜀王府长史，执管王府，而据现代考古得知：明代出土宝石多来自藩王墓葬，可据此推测各地藩王应是当时最稳定的“宝石消费者”。在藩王府的工作经历，为谷泰撰写《博物要览》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明代《博物要览》尽管只是本薄薄的手抄本小册子，却内容朴实，别具一格。比如在介绍红色宝石时，会以花卉色泽为参照，以“通感联觉”的意象介绍不同宝石的具体色泽，甚至能从中推断出不同红色宝石的辅色，这为其匹配相应的现代宝石名称提供了可靠依据。
明代《博物要览》封面及截图
唯一未在明代《博物要览》出现的红色宝石为“红金刚石”。这种产自锡兰的红色宝石，常见于明代的西洋贸易中，为现代宝石学中的红色锆石，是一种不太受欢迎的宝石，就算被遗漏，也无伤大雅。
清代《博物要览》截图
关于颜色，这些红色宝石的名称几乎雷同，笔者只能从其描述粗略判断，对应为明代域外宝石。相比明人，清人对红色宝石的认知出现了“倒退”，尤其是在域外红色宝石方面。产自云南的红色宝石，在此时依然不受重视，但宝石品质相较前朝已提升不少。
云形金镶宝石饰（湖北省博物馆藏）
明代梁庄王墓出土，长1厘米、宽3.4厘米，重11.7克
金托为三角形，镶一颗三角形红宝石。这是一颗比较大的明代红宝石
笔者大胆推测：清代《博物要览》中提及的这些宝石都应产自缅甸地区，其中标有“深红色”者应为红宝石；描述为“嫩红娇如梅花”者应为红色尖晶石；而“带黄黑色”者可能是红色碧玺。
上述也可用实物加以佐证，比如清代的一品红色宝石帽顶，其上红色宝石常大如拇指，如此硕大若为红宝石，放在今天也是珍稀之物。查阅古今图录，可以发现红色宝石不一定就是“红宝石”，那些形状如玑者，大多为石榴石、尖晶石或碧玺，甚至只是红色玻璃，绝无真正的红宝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