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家滩玉版，负八角星纹双猪首翅鸟、良渚文化玉琮、玉璧，红山文化勾云形器和大汶口、龙山文化牙璧是中国史前时代光彩夺目的重器。学者们对各器内涵的热烈讨论，展示出一幅引人入胜的思辩图卷。本文以对玉版的认识契机，从史前宇宙观出发，探讨了其他玉器的内涵，并进一步提出中国东部地区史前复杂社会之间社会上层交流网的存在。
一文献所见先秦宇宙
这一由直接观察产生的盖天说，在战国时已被怀疑，其起源应很早，凌家滩玉版明确显示，至迟在距今5500～5300年间，已经出现了较完备的盖天宇宙观。
二凌家滩玉版和负八角星纹双猪首翅鸟
图一凌家滩玉器
1.玉版2.负八角星纹双猪首翅鸟3.玉璧4.玉人5.玉猪龙6.玉龟背部
玉版、玉龟、负八角星纹猪首翅鸟与文献相互印证，为我们提供了目前最为清晰的史前盖天宇宙图解，这可以作为进一步探讨其它玉礼器内涵的出发点。下面我们先谈玉琮。
三玉琮
琮应该是某种观念的模拟。关于琮四方象地之说，汉儒已经明确提出，《周礼·大宗伯》：“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郑玄注云：“琮八方，象地。”实际上，这种观念在《周礼》成书的战国晚期已经出现。此说只重琮之外方，未说明其内圆。由此说衍生出的疆界说也有同样的不足。张光直先生提出的琮外方内圆，象征天地通，是良渚人天圆地方观念反映的观点，解决了琮兼方圆的问题，但只是说：“方器象地，圆器象天，琮兼方圆，正象征天地的贯穿。”[17]似说琮中的虚空圆筒是天的象征，方形的外轮廓象地，但天显然不应从地中穿过。殷志强先生解释反山出土“琮王”时提出其为：“琮璧合二为一的礼玉。上面小孔圆璧，象征着天；琮身四面八方，象征着地；琮下面琢磨得凹凸不平，象征地下阴间。”“琮孔也是璧孔，是天地的中心，世界的中心，即‘极’。琮四面的‘天柱’，擎柱着四方，不使天下塌。”[18]既以琮四面为天柱，则琮下面为地才是，以琮体为地，与四面为天柱产生矛盾。但琮璧合一和天柱的提出，给人启发。
琮反映了“天圆地方”的观念，但突出的是天地之间状况的模拟，中间的圆形表示天地之间的虚空，突出的射部表示维系天地的四维。将玉琮与凌家滩玉版做一类比，便可看到这一推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类比之前，先谈一谈凌家滩遗存与良渚文化的关系问题。崧泽文化时期，太湖地区与宁镇地区、皖中地区、鲁南苏北地区有着特殊的联系，这表现在陶器在器形、器类、装饰风格上的相似性，表现在同有玉璜等玉器，以及共有八角星纹等方面。有学者提出，当时长江下游存在以玉石原料和成品交换为基础的经济交流带[19]。由崧泽文化直接孕育出的良渚文化正是在这广阔的文化交流背景下诞生的，这是良渚文化能够大放异彩的重要原因。可以想见，良渚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必然会从其近邻凌家滩汲取养分。引人注意的是，凌家滩出土的玉人，头带之冠与良渚文化的玉冠型器十分相似，方正的面庞、四指并拢，拇指张开的手势也与良渚文化神人相同。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凌家滩文化基地玉器与良渚文化玉器有密切关系[20]。
琮之形态大致可分为三型：A型中为圆形大孔。B型即所谓琮璧合一形，上下如璧，中孔小。C型，中孔大，为圆角方形，一般高而多节。其中A型出现最早，B型在良渚文化中期亦已出现，数量很少。C型则在良渚文化晚期开始流行。如果将玉琮的四角展开，我们会发现其与凌家滩玉版非常相似，特别是B型琮，璧正对应玉版中心的两重圆圈，象天，平展的射部正象玉版外围的四支箭标，像联系天地的四维，可以说是玉版的立体化。A型和C型琮则省略了表示天的部分，其中空的圆筒像天地之间的空间。三种形态可能反映出某些观念上的演化，但琮的基本内涵在良渚时期没有改变。有些良渚文化晚期的多节玉琮近顶部有刻画的立鸟纹、飞云纹，可作为琮上部近天的佐证。
琮形态的内涵既定，其功能和人、兽、鸟纹的作用也可明了。张光直先生提出的通天地法器说明显更具有说服力。琮四个射部既是维系天地之维，又是“群巫所从上下”的通天之路，其上的人形应为巫师作法时的形象，兽是其通天的助手。人、兽身上的羽毛纹、卷云纹烘托出升天之势。鸟常以飞腾的形象单独出现，暗示其所在的琮体是虚旷的天空。琮的基本功能正是助大巫由琮所模拟的通天之路通天。可以推测，在良渚社会中，只有特有的玉琮才有能力、有权力通天。
琮之形态和纹饰在良渚文化不同时期的显著变化也因此可以得到较合理的解释。
图二良渚文化琮、觹
1.琮（赵陵山）2.觹（赵陵山）3.吉斯拉藏玉琮及上部图案
上面对于琮的各种推测可以在下面对璧的分析中得到加强。
四璧
良渚文化的另一重要礼器为玉璧。璧的形态比琮要简单得多。只是在大圆形玉片中穿一圆孔。但对其产生和功能的见解仍是丰富多彩。与对于琮的论争一样，这些观点也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实物模拟说，如“大片肉”[23]说。二是器物演变说，被提到的璧之祖型有环状斧[24]、纺轮[25]、环[26]、瑷[27]等。三是观念模拟说，如圆璧象天说[28]，财富说[29]。
璧之形态也只有用观念模拟说才能得到较令人信服的解释。上文我们对琮璧合一型玉琮的分析中，已经指出玉璧的形状与凌家滩玉版中心的两重圆圈相同，应是圆天的象征。还有两个证据可以支持这一推测。
二是玉璧上所刻纹样。美国佛利尔等博物馆收藏的玉璧上，刻画有所谓“鸟立高台”图案。佛利耳、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所收藏两件玉璧的边缘上，刻画有四段回云纹，在对称的四个空缺处，再刻画飞鸟纹和鱼纹[33]。台湾蓝田山房所藏一件的边缘上刻画有三段回云纹，空缺处刻飞鸟。这都是璧表示天的佐证。蓝田山房所藏另一件玉璧上，刻有一身内填满卷云纹、后腿系长索的猪形。整体形状如北斗，猪身为魁，长索为柄（图三）。这是玉璧象天和前面论及的猪与北斗关系的又一有力证明[34]。
图三蓝田山房玉璧
五勾云形器
图四勾云龟形器
1.A型城子山2.A型牛河梁3.B型巴林右旗博物馆藏4.C型天津市文化局藏
勾云龟形器的性质既定，有助于理解红山文化中多见的玉柄形器的内涵。杜金鹏先生将其归为戊类勾云形器，并指出此类器实际是我们所说的勾云龟形器的勾脚部分。联系前引《淮南子·览冥训》：“于是女娲练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的记载，我们推测柄形器有可能是象征天柱的（图五）。
图五柄形器
1.傅中谟藏2.北京市外贸公司藏3.内蒙古林西南沙窝子4.辽宁省博物馆藏
杨美莉先生认为D型勾云形器像鹰。我们也认为其更接近鸟形，确切些说是枭形，可称为勾云枭形器。中有双目，两侧为翅，下垂尾翼。只要将其与红山文化常见的枭形玉雕对照便可一目了然（图六）。学者不同意此说，可能主要也因为两点。一是认为下部凸出部分表现的是兽牙。二是认为翅部太复杂，与实际的鸟翅相去甚远。看一下东山嘴所出绿松石枭翅羽和尾羽的表现方式，就会感觉下凸部分表现羽毛的观点是合理的。翅部的问题确实复杂。受凌家滩双猪首翅鸟的启发，我们认为，至少本文图中列出的几件，翅的上半部表现的是猪首。华盛顿塞克勒博物馆藏品最似，毫无可疑之处（图七为此件藏品的猪首部分与辽宁建平所出玉猪龙的对比）。考虑到红山和凌家滩的密切联系，这一推测更具合理性，会在下文论及。
图六勾云枭形器
1.佛利尔美术馆藏2.养德堂藏3.蓝田山房藏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5.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图七塞克勒博物馆藏的猪龙首部与辽宁建平所出玉猪龙比较图
六牙璧
牙璧出现在大汶口文化晚期，流行于龙山文化（图八）。清代学者吴大徵提出它是混天仪的部件[43]。夏鼐先生曾加以辩驳，指出其为装饰品，可能还带有礼仪和宗教上意义[44]。八角星纹亦出现于大汶口文化陶器，龟灵崇拜亦早在此区流行，这表明海岱地区有长江下游和辽西地区具有同样的宇宙观念。牙璧虽然不是天文仪器上的部件，但很可能与史前宇宙观念有关。由其着力表现旋转的形态，结合我们上面的分析，可以推测，牙璧很可能是圆天绕极而转的象征物。
图八牙璧
1.胶县三里河2.滕县庄里西
七上层交流网
目前西方研究前国家复杂社会的一个重点是分析复杂社会上层(elite)的“领导策略”(leadershipstrategies)[46]。研究表明，建立社会上层的交流网(exchangenetwork)是领导策略中的重要部分。交流网交换的不是基本生活资料，而是只有社会上层才能享有的物品(elitegoods)和神秘知识。外来的稀有物品和知识可以使社会上层人员更加超凡脱俗，凌驾于本地一般民众之上；各复杂社会上层通过交流网建立起广泛的联系，使得他们的权力有了超出本地范围的“国际性”背景。美国人类学家赫耳姆斯(MaryW.Helms)在其经典著作《古代巴拿马：寻找权力的首领们》(AncientPanama:ChiefsinSearchofPower)中[47]，详细描述了前殖民时期巴拿马地区印地安人酋邦社会上层之间的长距离交换网。当地酋长维护权力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控制对外交换。基本生活用品交换只在近邻的酋邦间发生。在长距离交换网中交换的是黄金、珍珠等稀有贵重物品和神秘知识，这些对酋长尤其重要。酋长之子在继承权位前要带上本地的特殊物品，去当时的宗教中心游历，学习神秘知识，增长才干。交流也可以通过联姻、结盟等形式实现。
本文得益于与同事刘国祥、王瑞昌的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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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学者认为八角星纹表示太阳（陆思贤、李迪：《天文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第114页。），冯时对此有精当的辩驳，并提出其为九宫的图象。
[7]《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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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张弛：《大溪、北阴阳营和薛家岗的石玉工业》，《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年。
[21]江苏省赵陵山考古队：《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山东茌平尚庄遗址出土一件同样的琮，时代也大致相同，参见《茌平尚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22]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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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林华东：《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95～396页。
[28]此观念在《周礼》中已经存在，现代有很多学者持此观点。参见邓淑苹：《故宫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之一——璧与牙璧》，《故宫学术季刊》第五卷第1期。
[29]王明达：《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初论》，《文物》198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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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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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林华东：《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07～404页。邓淑萍：《蓝田山房藏玉百选》，财团法人年喜文教基金会1995年。任式楠：《良渚文化图象玉璧的探讨》，《东方文明之光——良淆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8年。
[34]蓝田山房所藏虽为传世品，本文所引用的两件应是真品。
[35]刘国祥：《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研究》，《考古》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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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李缙云：《谈红山文化饕餮纹玉佩饰》，《中国文物报》1993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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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陆思贤：《“勾云形玉佩”的形状结构及寓意的思想内容》，《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41]杨美莉：《新石器时代北方系环形玉器系列之一——勾云形器》，《故宫文物月刊》199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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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吴大徵：《古玉图考》。
[44]夏鼐：《所谓玉睿玑不是天文仪器》，《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45]殷志强：《红山、良渚玉器的比较研究》，《北方文物》1988年第1期。
[46]TimothyEarle:TheevolutionofChiefdoms,inChiefdoms:Power,Economy,andIdeolog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1.
[47]MaryW.Helms:AncientPanama:chiefsinSearchofPower,UniversityofTexaspress,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