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殖民入侵与中东考古发掘事业的起步
在所谓“文明和进步”的论调中，中东地区的古代文明被纳入西方文明起源的宏大叙事之中，西方学界认为早期文明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起源，文明的火炬后来传递给希腊人和罗马人，然后传递给中世纪欧洲和现代西方。因此，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古代文明的进步理想在西方得以保留，而这些古代文明地区随后陷入了野蛮和停滞之中。当第一批欧美考古学家来到中东进行考古发掘时，基本都是在这个预先设定的框架内进行解释的，认为自己是带着“文明使命”回到文明的摇篮。根据这种推理，当代中东人不值得受到任何尊重。正如有学者指出，欧洲人在中东地区的考古活动是“巩固西方神话根源”的一项专门工作。通过在中东地区的考古发掘，西方强化了对文明起源的侵占，为殖民事业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并使殖民者的“文明使命”合法化。
一战后民族主义考古发掘在中东国家的兴起
（一）开展自主考古发掘
以图坦卡蒙陵墓的发现为标志，埃及民族主义者把法老时代作为埃及身份认同的一个基本要素，通过激发民众对古埃及的自豪感，试图建立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埃及民族身份的连续体。在此情况下，埃及兴起了“法老民族主义”思潮，把考古发掘和古埃及文明作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工具，进而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再度辉煌。图坦卡蒙陵墓事件唤起了埃及民众对于考古发掘的热情，推动了埃及人开展自主考古发掘活动；通过开展自主的考古发掘，埃及民族主义者迫切希望从发现和霸占古埃及文明的西方人那里夺回解释权，把埃及学掌握在埃及人手中。从1922年到1952年，埃及由获得部分独立至实现完全独立。在此期间，萨阿德·扎格鲁尔领导的华夫脱党推动埃及民族主义者发起自主考古发掘活动，力图摆脱外国势力对埃及考古发掘和文物管理的控制，实现国有化，这与埃及本身摆脱英国殖民实现民族独立的步伐相一致，并且是后者斗争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埃及本土学者通过开展考古发掘和宣传教育活动，强调古埃及是现代埃及国家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突出这两者在精神上的联系。
（二）培养本土考古人才
欧洲殖民者对埃及学和埃及考古发掘的控制，激发了埃及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当地民族主义者提出培养本土考古人才的目标，使之能够与西方考古学家平等竞争，并最终取代后者。埃及最早的本土考古人才培养是在法国的帮助下实现的，艾哈迈德·卡迈勒（AhmadKamal，1849—1923）在法国人控制的埃及文物局担任秘书翻译职位，随后出任助理馆长。为削弱英国人在这一领域的独占地位，法国籍的埃及文物局局长马斯佩罗（GastonMaspero）鼓励卡迈勒在文物局教授5名埃及人。1920年，公共工程部部长穆罕默德·沙菲克（MuhammadShafiq）要求他的名义下属埃及文物局局长皮埃尔·拉考（PierreLacau）雇用并培训两名埃及人担任文物局助理局长。1921年8月，塞利姆·哈桑（SelimHassan）和马哈茂德·哈姆泽（MahmudHamza）正式获得该项任命。
1922年图坦卡蒙陵墓的发现以及随后有关陵墓文物归属权的争议，加速了埃及培养本土考古人才的步伐。三位埃及人塞利姆·哈桑、马哈茂德·哈姆泽和萨米·加卜拉（SamiGabra）被送往欧洲攻读高级学位，他们成为埃及第二代考古学家的代表。1924年，一个旨在培养埃及本土考古人才的大学项目设立。1925年，该项目成为新的国立埃及大学艺术学院考古系。1928年，七名埃及学生从埃及学课程毕业。尽管民族主义者努力创建私立和公立埃及学学校，控制发掘活动，维护开罗博物馆的权威，但欧洲人仍主导着埃及境内的考古发掘和文物收藏活动。塞利姆·哈桑谴责法国长期在该地区殖民，指责西方考古学家偷窃文物，皮埃尔·拉考退休后，民族主义者试图任命塞利姆·哈桑为文物局局长，但这种尝试没有成功。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埃及学在埃及发展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有一定数量的本土考古学家从事古埃及的考古发掘工作，古埃及历史在学校教科书中也占据重要地位。
随着伊拉克民族主义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一些民族主义者呼吁培养本土考古人才，他们敦促政府培训本土考古学家以保护文化遗产。伊拉克文物总监胡斯里提倡在学校中开设考古学课程，并派遣学生出国接受考古学和古代语言培训，以便把它掌握在伊拉克人手中，从而为伊拉克本土考古发掘奠定基础。1927年，伊拉克政府拨款派遣塔哈·巴基尔（TahaBaqir）和福阿德·萨法尔（Fu’adSafar）两名学生出国学习考古学和楔形文字。这两人后来成为伊拉克重要的考古学家。胡斯里还建立美术学院，邀请青年艺术家到伊拉克国家博物馆工作，研究和修复美索不达米亚文物，并鼓励他们从伊拉克当地传统特别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传统中寻求灵感，从而为伊拉克艺术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委任统治时期，外国考古学家对巴勒斯坦进行了深度发掘，如米吉多、耶利哥、艾城、阿什克伦、示剑等圣经重要遗址，这些发掘都没有犹太人的参与。与在当地从事挖掘的欧美考古学家的庞大规模相比，受过专业训练的犹太考古学家人数很少。巴勒斯坦犹太人培养考古人才的主要基地是犹太巴勒斯坦考古协会和希伯来大学考古系。犹太巴勒斯坦考古协会在20世纪20年代举办了多场考古学讲座，赞助田野考察，开展了小规模的发掘。20世纪20年代末，犹太巴勒斯坦考古协会的考古学家发掘了耶路撒冷的欣嫩谷，同时与希伯来大学和巴勒斯坦文物部开展合作。希伯来大学考古研究所成立于1926年，在该研究所基础上希伯来大学1934年开设了考古系，该系被认为是“以色列考古的发源地”。希伯来大学考古系当时主要的活动是马扎在贝特谢里姆开展的发掘以及苏克尼克在贝特阿尔法（BethAlpha）开展的发掘。
（三）限制本国文物外运
围绕图坦卡蒙陵墓文物归属权的争议事件，埃及政府加强了对古文物发掘和外运的限制。1924年2月，时任埃及总理扎格鲁尔宣称图坦卡蒙陵墓中发现的所有宝藏属于埃及，并阻止卡特将这些宝藏带到英国。扎格鲁尔以“政府有责任捍卫国家的权利和尊严”为由给扣押行为辩护经过斗争，埃及民族主义者取得了胜利，图坦卡蒙陵墓中的大批珍贵文物被送到了埃及博物馆。随后，在法国籍的埃及文物局局长拉考的帮助下，埃及起草了严厉的新《文物法》并获得议会通过，使外国人不得带走在埃及挖掘的文物。此外，埃及民族主义者向开罗的法国文物主管部门施压，要求其加强对文物划分的限制。直到1952年，纳赛尔统治下的埃及才真正将考古发掘和文物收归国有，由文化部负责管理所有考古事务，埃及终于实现民族主义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制定的两个目标：考古发掘和文物管理的完全独立及其受国家控制。
到1932年伊拉克获得独立时，政府对考古文物的控制已被视为国家主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物总监胡斯里的推动下，1934年5月，伊拉克议会通过了新的且限制性更强的《文物法》，规定所有文物和考古遗址自动成为国家财产，并对外国人开展的考古发掘和文物外运的权利施加了严格限制，改变了外国考古学家随意将文物带离伊拉克的做法。其中第49条规定：“发掘者发现的所有文物均为政府财产”。新的《文物法》通过后，很少有文物非法离开伊拉克，伊拉克的国家藏品开始呈指数级增长，英国人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鉴于伊拉克文物大量流失的现象，胡斯里1935年发起要求从大英博物馆归还著名的萨马拉藏品（Samarracollection）的运动，同年4月，伊拉克外交部正式向英国驻伊拉克大使发出了归还文物的请求，强调“在伊拉克发现、展览在欧美许多博物馆的此类文物，掠夺自伊拉克，它们应该属于伊拉克”。由于伊拉克的交涉，分配给伊拉克的一部分藏品于1936年9月运抵巴格达。这对于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是一个较为重要的成就。
在委任统治时期，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文物部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一方面允许和支持犹太考古学家的发掘活动，另一方面忽视和压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于考古资源的兴趣和诉求。犹太巴勒斯坦考古协会与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开展了密切合作，尤其在给巴勒斯坦的定居点和乡村的地名命名问题上，极力推动使用希伯来名字。由本·兹维领导的命名委员会认为，希伯来名字在“科学上”和“历史上”都十分准确，因为它建立在犹太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和发现之上，他们发现这些名字“属于这个古老的国家”。这导致巴勒斯坦人和犹太移民之间的不平衡，后者利用考古学作为工具来证明他们对某块土地的主张，从而证明从巴勒斯坦人手中没收该土地是正当的。
欧美考古学家进入巴勒斯坦从事发掘工作，主要探寻自己与《圣经》的文化根源，是由学术兴趣、帝国竞争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共同推动的。而犹太考古学家主要探究这块土地的犹太根源，出发点是世俗的，并作为犹太人对这块土地拥有主权诉求的一部分，使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主张合法化。委任统治时期的犹太考古学家基本都是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护者，马扎、苏克尼克以及阿维-约纳（Avi-Yonah）等人，都力图通过考古发掘证明犹太人在这块土地上的存在。考古发掘在委任统治时期不仅是一种学术行为，而且被视为犹太人恢复政治主权意图的一部分，为犹太人曾在此生活提供物证。
在委任统治结束前夕，巴勒斯坦犹太人参与了一项重大的考古发掘。1947年，以利亚撒·苏克尼克发现并购买了举世轰动的《死海古卷》，这些卷轴是第二圣殿犹太教教派文献的残余，它们藏在库姆兰的山洞中，其中保留了大量《圣经》文本。犹太人认为，在以色列建国前夕成功获得这些卷轴具有重大意义，它被解释为一种文化救赎和“将损失归还给所有者”的行为，表达了以色列国与早期犹太主权之间的延续性。苏克尼克的儿子、著名考古学家伊格尔·亚丁（YigaelYadin）赋予发现和收购《死海古卷》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我由然而生的感觉是，在以色列建国的那一刻，发现这些卷轴并获得它们具有象征意义。自以色列的独立被摧毁以来，这些手稿在洞穴里等待了2000年，直到以色列人民返回家园并重新获得自由。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投票支持以色列在2000年后重新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这一天，前三卷卷轴被带到了我父亲的面前，这一事实更加凸显了它的象征意义。
从古代辉煌走向现代复兴：中东国家考古发掘的目标指向
考古发掘最主要的特点是，借助“科学”的还原，为当下与过去之间建立联系提供物质材料与实践证明。基于此，考古发掘被认为是能够产生共同根源的民族想象的重要物证。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把当下的国家及其公民视为过去曾经伟大文明的后代和继承人，强调这种联系既是身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在民族国家构建的目标指向下，考古发掘在中东地区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和孕育了强大的力量，通过转向民族起源或辉煌时代真实或想象的意念来塑造现代国家认同和凝聚爱国热情。这种“根基性想象”把几千年前的古代辉煌和当下的国家联系起来，成为后者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在此过程中，考古发掘及其文明遗产筑就了中东国家认同的历史根基，尽管人们对其解释经常存在分歧和争论。
（一）法老时代：缔造现代埃及的文明古国身份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埃及的世俗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华夫脱党）发现，法老时代可以作为民族自豪感的源泉。1919年埃及爆发的反英起义以及1922年获得部分独立，尤其图坦卡蒙陵墓的发现，上述事实证明了古埃及遗产在塑造民族主义中的强大作用，同时唤起了埃及人对于法老时代的热情。通过诉诸遥远的法老时代，埃及人得以超越当下的政治和文化分歧。扎格鲁尔领导的反英斗争，成功地将图坦卡蒙的宝藏保存在埃及博物馆中。1927年，反英民族主义领袖扎格鲁尔去世，他的陵墓矗立在开罗市中心的广场，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埃及新法老建筑风格的象征。新法老风格代表着共同的辉煌过去，较少与地区或宗教影响联系在一起，也是民族团结和觉醒的象征。
埃及位于欧、亚、非三大洲的结合部位，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之一，也是讲阿拉伯语人口最多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埃及一直有着成为阿拉伯世界领袖的梦想。提升国家声望是埃及政府开展民族主义考古发掘的强大动力，其动机不仅是研究古代历史遗迹，而且是重新书写民族历史叙述的尝试。这种对复兴古代辉煌的渴望在壮观的“法老的黄金巡游”中得到了体现。2021年4月3日，22具古埃及法老的木乃伊离开埃及博物馆运往新落成的埃及文明国家博物馆（NationalMuseumofEgyptianCivilization），并在全国电视上举行了一场名为“法老的黄金巡游”庆祝活动，其规格远远超过许多政治家的国葬礼。此次游行可以被解释为民族主义者试图重新连接法老时代，在过去的辉煌与当下的复兴之间创造一种象征性的延续。
（二）美索不达米亚时代：再现伊拉克地区强国的历史荣光
尽管伊拉克拥有几千年的文明遗产，但伊拉克官方强调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超过其他一切。通过专注于美索不达米亚时代，伊拉克力图回避棘手的政治问题，如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裂、库尔德人问题等，转而强调伊拉克历史上的共同点，团结不同的民族和宗教派别，并重塑伊拉克的独特性。伊拉克政府试图用美索不达米亚的共同过去来弥合国内存在的民族和宗教分裂，把不同派别的民众整合在单一的伊拉克认同之下。其最终目标是激励公众为伊拉克的古代历史感到自豪，并承担起领导阿拉伯世界的责任，使民众认为伊拉克在古代的统治地位促成并注定了其在现代的卓越地位。雷内·泰杰勒和梅希亚尔·凯瑟姆指出，伊拉克强调美索不达米亚时代的用意是试图“将现代伊拉克与其辉煌的美索不达米亚历史联系起来，撇开任何可能的逊尼派—什叶派分裂或种族分裂。相反，它强调伊拉克是一个在共同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中统一的国家。”
长期以来，伊拉克的国家认同难以与对宗教领袖、部落酋长和地方意识的忠诚相抗衡。现代伊拉克第一位国王费萨尔一世不是伊拉克人，而是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希贾兹家族，他建立的哈希姆王朝（1921～1958年）借助考古发掘和古代历史来克服这种困境。1958年7月14日，陆军准将阿布杜·卡里姆·卡西姆（Abdal-KarimQasim）在军事政变中上台，在塔哈·巴基尔等考古学家的帮助下，卡西姆将伊拉克的前伊斯兰历史视为民族自豪感的源泉，强调伊拉克是一个独特的实体，在文化和历史上与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国家截然不同。为了纪念美索不达米亚遗产，阿卡德人的沙玛什太阳符号被采纳为新的国徽，伊什塔尔之星（IshtarStar）成为伊拉克国旗上的中心形象。
1968年复兴党上台后，美索不达米亚遗产在伊拉克国内被推向新的高潮。在石油经济带来的巨额财富的支持下，伊拉克政府发起了一场全面的文化运动，在公共建筑、文化艺术和思想观念等领域复兴美索不达米亚遗产，其中最为雄心勃勃的行为体现在考古发掘领域。随着对考古学的日益重视，伊拉克的考古发掘数量在20世纪70年代急剧增加。
其三，大量使用美索不达米亚的象征符号。例如，1970年革命指导委员会把希拉省更名为巴比伦省，将摩苏尔省更名为尼尼微省；此外，伊拉克还借用阿卡德、尼姆鲁德、哈特拉、苏美尔等美索不达米亚名字，将它们作为城市以及街道的名称。1980年，革命指导委员会将新的国民议会大楼命名为“汉谟拉比大楼”（HammurabiBuilding），以强调伊拉克古代立法者与其现代继承者之间的联系。此外，伊拉克在货币和邮票以及艺术作品中大量使用美索不达米亚元素，如伊拉克硬币上的大棕榈树图案、纸币上刻的汉谟拉比石碑与尼姆鲁德公牛等图案。其中，伊什塔尔门是源于巴比伦最受欢迎的元素之一，全国各地都竖立了用纸板和胶合板制作的伊什塔尔门复制品。对古代的高度重视还体现在武器装备中，伊拉克引进苏联的“T-72”主战坦克经过改进后，命名为“巴比伦之狮”（LionofBabylon）。
在1968年至2003年美、英联军入侵伊拉克之前的复兴党执政时期，伊拉克运用古代文明遗产有两种途径：一是实现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化”，将古巴比伦人和亚述人描绘为与现代伊拉克的阿拉伯人有直接的生物学联系；二是推动现代伊拉克的“美索不达米亚化”，强调伊拉克历史的独特性和悠久性，与周围的阿拉伯世界形成鲜明对比。通过这两种宣传叙事，复兴党政权在美索不达米亚遗产和伊拉克民族主义之间建立了一种持久的联系，伊拉克和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拉近了距离，同时与更广泛的阿拉伯世界拉开了距离。借助于对美索不达米亚遗产的强调，伊拉克把苏美尔、阿卡德、亚述和巴比伦等古代文明的居民称作“伊拉克人”，称为“我们的先辈”和“伟大的祖先”，创造了学者阿玛齐亚·巴拉姆（AmatziaBaram）所谓“近乎永恒的伊拉克人民”概念。
总体而言，考古发掘在当代伊拉克身份认同的塑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拉克政府在考古发掘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旨在唤醒民众对其古代历史的兴趣，以及从文明遗产中激发民族自豪感，宣示当代伊拉克人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守护者和继承人。伊拉克以其独特的身份而自豪，这种身份来自其辉煌的文明遗产，这给予该国民众一种不同于其他阿拉伯人，甚至优于其他阿拉伯人的感觉。政府通过强调现代伊拉克人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生物后代和文化继承人的观念，不仅使伊拉克独立于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同时也将现代伊拉克视为其古老历史的延续，赋予伊拉克领导阿拉伯世界的义务。可以说，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历史不仅成为伊拉克政治主权的标志或促进民族团结的工具，而且成为伊拉克获取地区强权的意识形态理由。
（三）圣经时代：重建以色列的集体身份之根
三是约旦河西岸考古。以色列1967年占领约旦河西岸后，将考古发掘作为其加强对当地控制的重要工具。该地区的考古发掘由考古参谋（StaffOfficerforArchaeology，SOA）主持，负责管理与西岸和加沙地带考古和文物有关的所有问题。1981年，耶沙委员会（YeshaCouncil，犹太定居点的管理机构）的创始人之一、时任主席以色列·哈雷尔（IsraelHarel）向教育部发送了一份备忘录，并被转交给时任总理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Begin）。在备忘录中，哈雷尔建议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考古遗址采取一系列行动，以“确保犹太人能够控制这些遗址，这些遗址体现了犹太人的历史、记忆以及对其根源和这块土地权利的最明显和最直接的证明”。此外，备忘录还列出了西岸22处历史遗迹，并提出确保以色列控制的各种方法。实际上，以色列对西岸的控制不仅是军事层面的，还有考古层面的，其方法是把对具有历史或象征意义的遗址的控制与对历史叙事的控制联系起来。
在以色列，考古发掘的重要性因民族斗争而变得更加重要，这场斗争很大程度上围绕着谁是巴勒斯坦这块土地的“土著”居民的问题。以色列强调犹太人是该地区最早的土著居民，并借助圣经考古的大量物证，塑造出“犹太人是唯一有权把该地区作为祖国的民族”的观念。根据以色列考古学家的说法，“缺乏”能够证明巴勒斯坦人土著地位的物证，古代生活在该地区的居民，如以东人、迦南人、非利士人与现代巴勒斯坦人之间没有血缘上的联系。加之，“巴勒斯坦”这个名字是罗马人起的，从而在这块土地上造成一个真空，巴勒斯坦人沦为没有古代历史的民族。基于上述考古证据，巴勒斯坦人的土著地位由于缺乏古代历史而被消除。对此，巴勒斯坦考古学家、巴勒斯坦博物馆前馆长马哈茂德·哈瓦里博士提出，以色列利用考古学武器创造了一种以“犹太人历史主张”（Jewishhistoricalclaims）为中心的虚构的《圣经》偏颇叙事，来证明其在巴勒斯坦殖民计划的合理性。可以说，考古发掘成为阿以冲突在另一个战场的延伸，双方对这个没有硝烟战场的争夺甚至更加激烈。
余论：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返古主义特征及其迷思
古代中东地区被誉为“文明的摇篮”，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犹太等诸多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也成为开展古代文明考古的理想对象。19世纪初以来，中东地区普遍遭受外来入侵，西方殖民者不仅在政治上控制中东地区，侵占和掠夺该地区的古代遗产，而且掌握了研究当地古代文明的学术话语权，埃及学、亚述学和圣经考古学起初都是欧洲人为自己设想的一门学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考古发掘成为中东民族主义者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的重要突破口。可以说，中东地区的考古发掘深刻体现了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激烈博弈，折射出中东国家迈向现代进程的艰难复杂性，成为民族国家构建进程的重要缩影。
对于拥有悠久文明遗产的中东国家而言，考古发掘是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象征资源，被用来证明自身历史的悠久和辉煌，从中获得国家身份认同和民族自豪感，体现了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返古主义特征。中东国家对古代文明遗产的解释和运用，其目标指向并非返回古代，而是借助共同的辉煌过去来塑造集体认同和再度实现辉煌。除了埃及、伊拉克、以色列以外，20世纪上半叶中东地区的许多国家和民族都认同古代文明，如黎巴嫩对腓尼基人的强调、伊朗对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推崇，以及土耳其把自己的根追溯至赫梯人。借助于深厚悠久的文明遗产，中东国家的民族主义精英力图利用遥远的光荣过去对抗西方人在技术方面的优势，以及弥合国内的政治分歧，进而开创一个充满美好前景的未来。
在中东国家借助古代文明遗产来构建身份认同和激励民族自豪的过程中，受到一系列变量因素（如国内政局状况、族群构成和宗教传统以及外部力量）的影响，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民族国家构建的成败及其进程。就考古发掘参与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成效来说，埃及相对成功，伊拉克相对失败，以色列则争议较大。这些不同境遇折射出各国在民族国家构建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合法性。
迷思之二：考古发掘能够弥合群体分歧还是单方面凸显主导群体的话语？过去是被重建的产物，往往建立在占主导群体的意识形态立场基础之上，考古发掘及其建构的叙述更多体现了主导者的话语。伊拉克国家构建的困境就反映了这个窘境。伊拉克是一个多元民族和宗教的国家，境内存在许多种族和宗教派别，包括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库尔德人、基督徒、犹太人以及其他少数群体。这种多样性使得打造统一国家身份的进程举步维艰，加上外部大国势力的频繁干预构成伊拉克国家构建不可承受之重，导致伊拉克境内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没有得到改善，而且考古发掘往往反映的是伊拉克主导群体的单一叙述，这就决定了考古发掘难以扭转伊拉克国家构建的相对失败。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