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林，男，1964年8月26日，初中毕业赴岳西县店前公社插队落户；1965年秋调至深山之巅羊河小学代课，被评全县优秀教师、团县委表彰为“活雷锋”；1974年8月被省、市知青部门表彰并印发了《李小林日记摘抄》；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塞会议，受华国锋、叶剑英中央领导接见；1979年底招干任余河公社计划生育干事；1984年调县乡镇企业局工作，1988年任该局副局长；2000年调任县文体局副局长，2003年退居二线。
我们合肥首批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是在1964年，至今已经整整50年了。
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定产物，“知青”已永远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已经褪色的老照片，经过数字处理，也会永久地储存于社会档案里，只是我们的青春岁月，那段风起云涌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艰苦的历程，磨炼了我们的意志，铸造了我们一往无前的精神。
对个人而言，知青运动是非功过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感悟了人生。无论对错，我们曾经走过。
激情岁月
1964年8月25日下午，合肥市1700多人在江淮大戏院隆重集会，欢送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26日晨，首批170多名赴岳西的知识青年启程。《合肥晚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则新闻。
50年过去了，我手边的这份晚报已经泛黄了，而当年我们这些合肥高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翻看老照片，回忆往事，百感交集。我和同伴们扎根山区沃土50年的真实故事在脑海里一一浮现。这些故事在今天听来也许像是痴人说梦，然而，在我们的记忆里，曾经的激情岁月是永远不能忘却的。
很多人都以为“知识青年”的称谓是毛泽东在1968年12月21日晚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之后，一夜之间风行起来的。实际上，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说过“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这样的话。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刚从天灾人祸的厄运中苏醒，城市就业、学生升学均受到影响，为此，从中央到地方连续3年精简城市人口。1964年《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继续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论。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媒体纷纷发表率先奔赴农村的邢燕子、侯隽等一些知青典型，号召城市青年和即将毕业的学生“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上山下乡干革命。不少热血青年积极响应祖国的号召。
那一天，在锣鼓声中，我们告别了亲友，妈妈抱着小妹远远地目送我远行的样子，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离开故乡奔赴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丝毫的恐慌，大家一路欢歌笑语。
到了岳西，我们这批知青便像一株蒲公英的种子被吹散，纷纷扬扬飞向石关、来榜、徐良、店前、杨胜、司空、冶溪等地。我和蔡国华、李玉民、谢志明、周莉光、郭福存、王淑玉、张明义等同是合肥七中的初中毕业生分在一个小组，安插在店前公社店前大队。当地老乡把我们临时安置在一处老宅的几间土屋里。看着那陈旧的老墙上一扇小小的木栅窗户，窗外一方小小的天地，顿时平生了些微忧伤，激越动荡的心一下子静了许多：我们真的从此就要在这里生活工作吗？迎接我们的新生活会怎样呢？
艰苦磨难
知青当农民必须过三关：思想关、生活关、劳动关。
上山砍柴真是人见人怕的活计。当年下放在河口公社的瞿文彬曾在《合肥晚报》上发表过《寄给侯隽表姐的信》。他在信中写道：“第一次劳动是上山砍柴，望着那耸入云霄的山峰，怪高兴的，可爬上半山腰，累得气直喘，嘴就合不拢了，第一趟砍柴回来，脚板手掌都是血泡，肩膀也肿了……”
一两年下来，劳动关就能过了：男男女女都能肩挑百来斤，劳动样样行。1965年3月25日的《合肥晚报》，曾报道岳西插队的170多名知识青年“普遍学会割稻、种麦、种菜、打柴等十几项农活，有的人还会犁田耕地……在岳西县店前公社杨胜大队插队小组的10名知青，四个半月共做5770多工分，有的青年已超过本队强劳力。”像张明义、虞积民，后来都成了当地出名的大力士。
下放在店前更为偏远山沟里的知青李家宝、王苏苏当时是一对恋人，下乡才五六年，他们已有两个孩子了。我们常常看到苏苏甜甜地笑着依偎在衣衫不整且高度近视的李家宝身边，她不时帮家宝理理衣领、捋平头发，人再多，她都不以为然。而家宝也全力尽到做丈夫支撑门户的责任，为了多挣两个钱总是抢队上最重的活干，起早摸黑，挑上一百五六十斤重的铁沙翻山越岭到几十里外的锅厂去换方铁再往回挑，一天下来，人累得不能动。一次外出干活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高烧不退，苏苏一个人身无分文，在凄风苦雨的夜晚，搂着浑身滚烫才几个月的小姑娘，坐在床上摇啊摇啊，直到小姑娘闭上双眼静静离去。如今因脑血栓反应有些迟钝的李家宝一听到妻子讲起这事，清泪便悄然下滑。
就在这苦难之中，我们不仅熟悉了这里的山水、村民，也渐渐习惯了这里的艰苦生活。
大有作为
合肥一中高三班毕业生任敬敖，下乡后向农技员学习，在生产队推广绿肥红花草的栽培，搞小苗带土移栽的试验，推广矮秆化，改革传统冷水浸种的做法，以热水泡种催芽育苗，使当地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后来全队的技术性强的农活全由他指挥安排，他成为一个种田能手。
下放在来榜花墩的郭家骥，父亲是国民党起义军官，对国家有过贡献。但那个时代，这样的家庭背景却是他沉重的政治包袱。郭家骥很想在广阔天地里改变自己的命运，自愿放弃高考来到深山里。当时山区玉米品种老化、抗病率低、产量不高，为了杂交培育新品种，他一头扎进玉米地里。后来，他培育出的新品种受到很多地方的欢迎，他因此与育种结下缘分。1976年安徽急需派人到海南培育一批杂交水稻种，在全地区抽调了30多名农技人员和有经验的农民土专家组成了赴海南育种突击队，当地公社书记力排众议，推选郭家骥参加。
在海南，郭家骥埋头苦干以丰富的实践经验赢得了带队负责同志的好感，这位负责同志顶住当时讲究苗红根正的极左风气，委派郭家骥为一个小组的技术组长。因技术和管理精当，郭家骥领导的小组收得的产量是其他小组产量的双倍，他因此被评为省级育种先进个人，受到了省里的表彰。但这并没有改变郭家骥的命运，当他重新回到岳西插队的乡村时，他连民办教师的位子也失去了。所幸是当他陷入苦闷时，国家恢复高考了。当时他已超龄，而且已有了一个孩子，不过他的高分和以往农业科研的业绩帮了他的大忙，安徽农学院经过一番争议终于录取了他。当他拿到迟来的录取通知书，眼角里涌起了泪花。
大学毕业后分配工作，又从山里调到合肥市农科所，并担任了所领导。1992年，作为项目主要技术骨干，他培育出西瓜新品种聚宝一号，被评为国家一等奖，他本人也成为享受国务院津贴的高级专家。在荣誉光环接踵而至时，他再次向命运挑战，放弃了舒适的工作，带着妻子儿女再赴海南，风餐露宿，下海创办了“绿宝”育种公司。白天日头烤，晚上蚊虫咬，个个都掉了几层皮，终于培育出“绿宝”新品种，在市场上大获成功。
我自己在农村第一线，也尝到了科学种田的甜头。我管理队里一片久已荒废的梨园，到处搜罗有关果树管理的书籍，边学边实践。春天满园梨花，秋天枝枝挂果，当年就收获5000多斤，并连续8年丰收。至今想起金黄的日本酥梨缀满枝头，阳光下像串串铜铃的模样，我的心里总会泛起一丝醉意。
曾两次高考均因家庭出身不好被政审淘汰的周晋，后随知青下放。因其为人坦诚和风趣，他担任了东方红公社花台知青小组组长。他爱读书，会说笑话，有喜剧表演的天赋，因此引起了店前知青小组组长蔡国华的注意。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患难与共，终成眷属。1971年，他被抽到东方红水库当赤脚施工员，成为技术骨干，后任主持水库工作的技术负责人。泱泱水库不仅开发了几百亩新水田，而且解决了千亩良田的灌溉。1979年周晋举家返城，1997年出版了反映山区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山祭魂祭风流祭》。周晋现已是省作家协会会员。
迷惘学艺
刘学尧1964年高中毕业后，因母亲的政治问题被剥夺了上大学的资格，但他受父母的熏陶，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他下乡后不久就先后被主薄中学、姚河中学请去当代课教师，颇受赞赏，学生也都喜欢听他的课。可后来，由于家庭问题，他不得不离开讲台，去学打铁，成天屈身弓背在铁匠铺里挥汗如雨，在炙热的火炉旁锤炼着钢铁也磨炼着自己。
没想到的是，1969年8月的一天，我突然被人推上车，带到一个偏僻的院落里，关进一间灰蒙蒙的小屋。在那里我不断地被轮番批斗，又不停地逼迫我写各种莫名其妙的交代材料……从头年山菊初绽到翌年的夏天，我才被释放。当我走出被关押的小屋时，外面的阳光并没有给我丝毫温暖。世事沉浮，沧海桑田，理想和壮志随着一股冷漠的孤独感烟消云散，只是当我拎着行李回到我插队的农村，看着身穿紫花布衫的小裁缝远远地朝我跑来时，我心中才又燃起新的生活希望。
青春无悔
因为岁月的动荡，有不少知青开始离去。像李家宝、李玉民他们都是知青的佼佼者，埋头耕耘，不言辛苦只求认同，然而如四周大山的禁锢一般在缺乏信任的冷漠环境中，他们失望了，带着眷恋离开了大山。但也有知青真正把自己的根扎进了深山沃土。谢志明是我七中的同学，我们是一个小组。他在乡村是最早学会耕田耙地的，也是较早被选为拖拉机手的。他那结实漂亮的媳妇也是在山里娶下的。谢志明在后来知青大返城时放弃了重返故乡的机会，至今一直生活在山里，两个相貌出众的孩子也都分别与农村的伙伴结了婚。谢志明后来因所在工厂倒闭，生活陷入困境，有一身技术的他还要常常打零工。但他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的压力。夫妻俩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如今有人问他当初下乡后悔不后悔，他总是反问一句：“有什么可后悔？”
1974年秋，《安徽日报》以《下乡十年》为题介绍了我们下乡的事迹。后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的安徽新华分社原记者张万舒，进山采访了我们，并在《人民日报》上整版刊出题为《与传统观念决裂的十年》的报道。电影制片厂拍了我们的新闻纪录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进山采访，在播出了采访录音的同时，还播出了我给知青战友的一封信。我在信中发自内心地呼吁更多的知青扎根农村，要像映山红花开遍大别山。我至今都认为，农村的建设需要大量的知识青年参与，对建设农村、改变农村有着现实的意义。粉碎“四人帮”后，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选为全国知青代表出席了1976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我和邢燕子、侯隽等一起执笔起草了知青代表给党中央“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公开信。这封信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为了坚定自己的信念，表示自己的决心，1977年恢复高考，我谢绝了当时安庆市有关方面对我提干的推荐，辞掉了上面保送上大学的指标。我对我的这些做法，至今无怨无悔。
在中央继续宣传上山下乡的时候，全国知青却再一次掀起“返城风”。大批知青顺其自然离开农村，一如当初涌向农村那样又涌向城市。这股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终结而愈演愈烈。上山下乡竟变成了讳莫如深的话题。1979年年底，我作为64届合肥老知青最后一个撤离战壕的“莫西干人”，怀着无以名状的复杂心情被招为县计划生育干事，派遣到本县西部最边远的一个乡镇工作。当我带着机关介绍信以新的身份背起简单的行装、告别家中的妻子儿女起程时，我想起了当年自己进山的情景，想起了那个进门出门都唱着《来榜河》，后又被来榜河洪水冲走的王贤友……想起离我而去分散在各处的许多战友。望着沉默的大山和即将西沉的夕阳，心生人生若梦、壮志未酬的感慨。
春秋五十载，弹指一挥间。如今看来，对个人而言，知青运动的是非功过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感悟了人生：无论什么时候，个人的信仰和希望、个人的努力与奋斗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大起大落；脱离历史的环境和当时的政治背景超然物外，天马行空是不可能的；在急剧变化的时代风雨中，个人是难以完全把握自己命运的。
不过，作为个体，我们至今仍然自豪。当初知青在山里创造的农业科学实验成果，山里至今仍在沿用。我们也和山里的农民兄弟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山成了我们的另一个永远不能忘怀的故乡。蚌埠市委原副书记、上海大学教授刘学尧说：农民对他的影响太深了，所以他信奉平实坦荡做官，平平淡淡做人。在任蚌埠市委副书记时，他曾经帮助岳西建立希望小学，还数次返回当年插队的大桥村民组，自己掏钱帮助那里的乡亲发展高山蔬菜。
2004年5月，在省城安徽大剧院成功举办个人音乐作品专场晚会的余契修说：“可敬可爱的山里人在我心中，他们的良知和美德深深打动着我，影响着我，使我在失意时不会气馁，失败时不会消沉……”工作之余他还创作了许多怀念大山的歌曲。
50年过去了，我们那批知青中，连我在内还有林匆匆、吴洁媛、王淑玉、董永坚、曹光恒、韩盛云、谢志明、张明义、阚明、陆云、王平、李玉美等30余人仍然生活在巍巍大别山中。虽距当年知青原形相去甚远，但大家依旧初衷不改地守望在这片土地上，为之奋斗、为之奉献。
业已退位的副镇长林匆匆，近几年来带领群众自筹资金、自行设计，架起了28座石拱桥，沟通了50多个村民组，使那里山水之间原来鸡犬相闻不相往来的村民们得到了极大的方便。林匆匆现在不愿意回城和女儿团聚，单身独居在司空山下的土砖屋里，为了司空山的旅游开发日夜操劳。他发现了《目唐寿域铭》碑，在佛教界产生了巨大反响，确定了司空山的二祖道场地位……
这些作为，为老知青这个群体又增添了一块别样的丰碑。
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定产物，“知青”已永远地保留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已经褪色的老照片经过数字处理，也会永久地储存于社会档案里，只是我们的青春岁月，那段风起云涌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