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当年你为啥要把红利让给刘大叔？你自己那年不也穷得叮当响？还想着借人家工分，图啥啊？”老同学李建国一边揶揄，一边往我碗里夹了一筷子花生米。
我笑了笑，端起酒碗喝了一口酒，没有急着回答他的话。心里却像被风吹起了一层旧尘，那些过去的事，一点点浮了上来。1973年，那年冬天，陕北白家沟的日子，像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刻在我心里，怎么都抹不去。
那是1970年的冬月，我和一群同学响应国家号召，从南方城里坐了三天的火车，到了这个穷得掉渣的小山沟。白家沟在陕北一片黄土塬的深处，远远望去，全是光秃秃的山坡，零星几棵光头的老树立在风里，像是要被刮倒一样。
我们几个知青住在村头一孔破旧的土窑洞里，屋顶漏风，炕上铺的稻草半干不湿，一到晚上，冷得人牙齿直打架。刚来的几天，我们还兴致勃勃，觉得跟老乡们一起劳动是件新鲜事。可没几天，日子就把我们这些城里娃的幻想磨光了。
村里人的生活实在太苦了。
早饭一碗玉米糊糊，午饭一块硬得能砸死耗子的高粱窝窝头，晚饭还是玉米糊糊，连个菜叶子都见不着。刚开始，我还觉得自己挺能吃苦，可后来干了一天活，肚子饿得咕咕叫，晚上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
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就问队里的刘大叔：“大叔，咱村咋这么穷啊？啥时候能吃顿好的？”
刘大叔当时正蹲在牛圈外抽旱烟，听了我的话，抬头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娃，这地方土薄水少，天老爷不下雨，地里就长不出啥好东西来。再说了，咱这集体干活，工分挣得少，粮食分得少，能饿不死人就不错了。”
刘大叔是村里的“老困难户”，家里三个孩子，大女儿刘兰才十五岁，二女儿刘花也就十一二岁，小儿子刘军还不到十岁。他老婆早年病死了，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炕上铺的被子都是补丁摞补丁。
那天，我在刘大叔家吃了一顿饭，灶台上热的是一锅红薯秧子和玉米渣煮的粥，端到桌上的时候，还能看到飘着的几根草。我喝了一口，差点没呛出来，硬是咽下去装作没事。刘大叔却一边给我夹红薯叶，一边笑着说：“不好意思啊，穷人家没啥好东西招待你。”
我当时满心不是滋味，但也没说啥，只是心里暗暗发誓，以后有机会一定得帮帮他家。
1973年的冬天，村里开分红大会。这一年秋收不好，队里挣的粮食不多，分红少得可怜。我那年挣了三十五块钱，算是我们几个知青里最多的一个。可一听队长说，这钱暂时拿不到手，得找人兑换，我心里一下凉了半截。
刘大叔家那年又欠了不少工分，分红都不够补工分的缺口，愁得他连旱烟都不抽了。那天，他低着头找到我，红着脸说：“小张啊，能不能借点工分给我？实在没办法了，家里粮不够吃，娃们都快饿瘦了。”
我愣了一下，心里有些犹豫。说实话，我自己也穷得叮当响，手头那三十五块钱，是我一年的辛苦，可要是换不到现金，只能等到来年秋收。可看着刘大叔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不知怎么的，我就点了头：“行，大叔，我的红利给你先用，钱以后再说。”
刘大叔听了这话，眼圈一下子红了，连声说：“谢谢啊，谢谢，我家一定还你！”
可谁知道，这一借，就是一年多。第二年夏天，刘大叔为了还账，竟然悄悄卖了家里唯一一只羊。我知道后，心里挺不是滋味，跑去劝他：“大叔，别急着还我钱，家里日子还得过呢。”
可刘大叔倔得很，非得塞给我三块钱，说是还个心安。
日子一天天过着，村里来了消息，说县里要评选先进队，奖励一笔扶贫款。我们几个知青一商量，就主动去找队长提议，把刘大叔家列为重点帮扶对象。队长一听挺高兴，可到了评选那天，县里的干部却说，刘大叔家不符合条件，原因是欠账太多，影响了村里的整体水平。
我气得差点拍桌子，可也没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那笔扶贫款和刘大叔家擦肩而过。
就在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的时候，事情突然有了转机。刘大叔的大女儿刘兰偷偷跑去县里递了信，争取到了一笔小额救济款。那天，刘大叔激动得拉着我去县里领钱，嘴里一个劲儿说：“这是兰丫头的主意，我都不知道她啥时候跑的。”
看着刘兰倔强的眼神，我心里突然涌上一股暖意。这丫头，不声不响，却比谁都懂事。
1975年，我接到了返城的通知。临走前，刘大叔家把欠我的钱凑了个整，还硬塞给我一篮子鸡蛋。刘兰站在门口，眼巴巴地看着我，说：“张哥，以后常回来看看啊。”
我点点头，扛着铺盖卷走了，可心里却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空落落的。
回到城里后，我进了工厂，日子忙忙碌碌，后来成家生子，可每次想起白家沟，想起刘大叔一家，我心里总有一份牵挂。
2010年，我终于回到了白家沟。村里早已大变样了，土窑洞变成了红砖房，田地上种满了果树。刘大叔早就不在了，刘兰却还在村里，她已经成了村里的会计，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见到我的那一刻，刘兰笑着说：“张哥，当年你帮我家那么多，我还想着有机会报答你呢。”说着，她从柜子里拿出一张泛黄的纸条，那是刘大叔当年写下的欠条。
“都过去了，还提啥报答啊！”我摆摆手，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那些年，那些事，早已成了我生命里最珍贵的回忆。
生活就是这样，你帮了别人一次，也许就能换来一辈子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