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26900多名北京初高中毕业生奔赴延安插队落户，这是继30、40年代陕甘宁边区吸引爱国青年学子投奔延安之后，又一次由文明、进步的大都市向偏僻、落后的农村大规模的人员迁播活动。
对60年代末的陕北人而言，北京知青的到来，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现代文明世界的窗口，使他们看到了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生。在“文革”的文化荒漠与个人的“困厄之境”中，北京知青内部却流通着大量“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也出现过不少用以读书和交流的文化沙龙。因此，北京知青虽然也经历过沮丧与绝望，却从未放弃过学习和思考，他们聪明、睿智，有远大的理想、抱负，也有脚踏实地、坚韧刚毅的努力与拼搏。北京知青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冲击着黄土高原的闭塞与落后，使得陕北人的生活方式、人生道路发生了明显的改观。与路遥私交甚深的曹谷溪就说过：“如果北京知青没有来，路遥和我们这些人的人生可能会大不相同，或许就一辈子当个农民。”所以，分析北京知青对路遥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对于全面地认识路遥的文学活动有着重要的价值。
如果说陕北农民的人生经历告诉路遥“再也不能这样活”，而北京知青的精神追求则明确指出了“应该怎样活”的问题。北京知青“别样的人生追求”使得路遥的内心世界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和震撼，他在三个不同的场域中与北京知青展开了交往活动，并在文学观念与创作活动中受到了深入的影响。
一、延川县的工作关系圈
1968年9月15日，路遥当选为延川县革委会的副主任。1969年1月17日，1300多名北京知青来到了延川。从工作的需求和个人的目的出发，路遥经常找北京知青进行交流与沟通。习近平总书记就颇为深情地追忆到，“我和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曾深入交流过。”延川县文艺宣传队的杨世杰也回忆说，路遥“爱结交朋友，尤其喜欢跟我们北京知青交往。”工作上的朝夕相处，赋予路遥更多的机会，使其受北京知青的影响远比别人深入、具体。
1.县通讯员写作组
通讯员时期，属于路遥文学创作的准备期，也是他与北京知青以写作为中介密切交往的开始。在担任通讯员时期，以曹谷溪为首，路遥和这些北京知青经常聚在一起切磋如何撰写通讯稿，并在文艺观点上展开深入交流。针对关于文艺创作的“三突出”原则，路遥曾在石焕南面前提出过颇为大胆的指责。与此同时，路遥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诗歌处女作《老汉我想着想着就跑》，就是通讯员时期在采访地新胜古大队的黑板报上刊载出来的。
2.延川县文艺宣传队
参加通讯员培训班属于短期行为，所以，曹谷溪、白军民等关爱路遥的人一直给他谋求着较为长久的工作机会。1970年3月25日，县革委会成立了“延川县毛泽东思想业余宣传队”，主要成员是北京知青，路遥有时也会参与他们的活动。1971年4月，毛泽东思想业余宣传队宣布解散。同月7号，“延川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正式成立，已荣升为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的曹谷溪，通过关系让路遥担任了文艺宣传队的编剧、创作员。延川县文艺宣传队分为创作组、导演组和乐队，路遥在创作组（陶正有时也会参与），导演组的5名成员都是北京知青，乐队中有7名北京知青。这些北京知青虽然年龄不大，但都比较敏感，看问题也较为通透，社会环境、家庭氛围、教育背景，使他们不甘于一辈子扎根于农村。因此，他们非常珍惜文艺宣传队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而压腿、下腰、开挎等形体训练动作是这些十几二十岁的青年人所面临的一大难关，一个多月了，腰腿疼得连上下炕都费劲，但他们每个人都咬牙坚持下来了。
相比通讯员写作组，文艺宣传队与文学、艺术的关联性更为紧密，路遥和北京知青的交往、互动也更为频繁、深入。路遥的第一任女友：北京知青林红，就是他在业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结识的。路遥和文艺宣传队的台柱子——北京知青杨世杰，不但有生活上的互帮互助，而且有文艺上的深入交流与合作。路遥和杨世杰住在同一间宿舍里，两个人的谈话内容非常深入、贴心，一向拙言的路遥曾主动牵线搭桥，使得杨世杰与同为北京知青的肖桂芝喜结连理。路遥上大学前，被褥还是肖桂芝帮忙拾掇干净的。但路遥和杨世杰的交往，主要是在文艺活动上。路遥引导杨世杰看专业书籍，并勉励杨世杰要上大学深造。为了创作剧本《第九支队》，路遥和杨世杰曾先后三次采访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的老队员马国侯，并预先确定了杨世杰为男主角。九场歌剧《第九支队》其他的主要角色也是由北京知青承担的，在排演过程中，路遥和北京知青一起参与了台前幕后的工作。在正式演出的前一天，北京知青李柏岩在安装面光灯时，由路遥与杨世杰拽着的绳子突然发生断裂，李柏岩从十多米高的空中掉下来摔在了礼堂的椅子中间，但幸运的是有惊无险。
3.“山花”作家群
二、私人关系圈
路遥与北京知青的私人交往，在生活层面上对他的影响比较直观，但在文学活动上，虽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却不大容易把握，我们在此仅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
1.婚恋关系
如果仅仅是工作关系，路遥很难走入北京知青的人际关系圈。北京知青群比较排外，包括他们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个封闭性很强的交往圈。路遥能够被北京知青接纳，除过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出色的文学才华，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他是北京知青的恋人、丈夫。林达的好友邢仪就直言不讳地说：“由于达的关系，路遥渐渐融入北京知青的圈子。”
与林红的初恋，成为路遥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也是他重要的创作资源。路遥笔下的很多人物形象，如黄亚萍、田晓霞身上，都有林红的影子。但路遥同样始终没有走出被林红抛弃所带来的心理阴影，代表作《人生》与《平凡的世界》中，高加林舍弃刘巧珍、郝红梅放弃孙少平，就是对林红离开路遥的一种艺术再现。而成为路遥妻子的林达，具有非常出色的文学才华，她对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甚至超过了路遥。1971年7月，林达调到了延川县委宣传部通讯组，不久就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通讯。林达在70年代初，还在《知识青年在延安》（第二集）上发表了散文《在灿烂的阳光下》。与林达的爱情，使路遥重新树立起信心，在林达的引导与资助下，路遥不但可以安心读书、潜心创作，而且可以在文学上获得助力。林达和路遥交流思想感情，交谈文学的经验与体会，她参与了路遥文学作品的构思，帮助路遥誊写稿件，甚至通过关系找编辑为路遥修改作品、发表小说。作为路遥生活中的伴侣，林达打开了路遥的思维视野；作为文学创作中的助手，林达提升了路遥的艺术境界。
2.朋友关系
因为先后得到林红、林达这两位才貌皆备的北京知青的青睐，以清华附中为核心的北京知青都对路遥非常好奇。在县委宣传部担任通讯员的林达经常下乡，因交通、通讯所限，林达与路遥便委托“分散在各个公社，并经常往来于县城”的北京知青为他们“鸿雁传书”，路遥因此“交了许多知青朋友，我们也熟悉了路遥和他的家人”。
因为林达的原因，清华附中出来的北京知青和路遥比较亲近。林达的同班同学孙立哲说过，路遥曾奉林达之命劝自己和同为北京知青的女友李彦不要分手，但性缓语迟的路遥找到了古灵精怪的孙立哲，吭哧了老半天才憋出来一句：“彦这个人确实不错”，当即就把孙立哲逗乐了。而向来清高自负的清华附中的学生，对路遥的好感与钦佩也是有目共睹的。林达的同级同学、著名作家史铁生赞叹到：“我在村里喂牛，难得到处去走，无缘见到他，我的一些同学见过他，惊讶且叹服地说那可真正是个才子，说他的诗，文都作得好，说他而且年轻，有思想有抱负，说他未来不可限量”，而自己“从小喜欢诗，文，便十分地羡慕他，十分的羡慕很可能就接近着嫉妒。”虽然史铁生在72年就因病回到了北京，但路遥在1978年来北京时，曾随林达去探望史铁生，后来还介绍曹谷溪认识了史铁生。和林达、林红同为侨委大院子弟的张五爱，是清华附中初65级的学生，其性格极为活泼。她常带着陶正的“诗集”以及“地下流通”的其它地方知青的诗歌，在青平川上下到处传抄，由此较早地认识了路遥，并通过林达与路遥有了较为频繁的往来。
以林达所在的清华附中为辐射圈，路遥与北京知青的私人交往如水波一样在不断扩大。在延川文安驿公社梁家塌大队插队的八一中学的吴伯梅，是邢仪在延川县文化馆的同事，与林达的关系很密切，因此和路遥也有了深入的接触。从吴伯梅的随笔《梦里故乡》可以看出，她也具有不俗的文学才华。在延长黑家堡公社插队的师大女附中的吴北玲，因为孙立哲的关系经常来延川，和路遥也有了互动往来。吴北玲在《知识青年在延安》（第一、二集）上发表了三篇散文作品，74年在延川还和几个女同学创作过一部知青题材的小说。1977年恢复高考后，吴北玲进入北大中文系，此后，她在北京还和路遥见面深入交流过。邢仪的大学同学陈幼民（文学编辑、作家），原北京十三中毕业，在延长刘家河公社郭家塬大队插队，1975年在北京邢仪家中见到了路遥，并由此和路遥有了多次较为深入的交往。
三、延安大学师生关系圈
1973年9月，路遥几经辗转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他与北京知青的交往有了明显的拓展，他的思维视野、艺术素养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丰富。
同时期，延安大学的老师们中间也有一些北京知青。仅在中文系，1975年毕业分配来的就有姜丹、施光华、李铁等人。这些北京知青出身的老师，在文学领域都有很高的素养。其中，吴北玲的中学同学、师大女附中毕业的姜丹在上大学之前，就在《知识青年在延安》（第一、二集）上发表了《难忘的一天》《雨润花红》等作品。姜丹为延大中文系学生开设《文艺理论》时，从授课内容、方式到个人的衣着言行，至今依然让当年的师生们非常神往。因为文学、《山花》及吴北玲，姜丹和路遥之间有过一些私人交往。而施光华的爱人就是《山花》作者梅绍静，路遥上大学期间，还将梅绍静请来为延安大学的师生们做文学讲座并将其聘为兼职老师，因此，施光华和路遥之间的关系要比别人更为亲厚。
70年代的延安大学，每届学生人数不足200人，招生面又集中在陕北，因此，校园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交往远比人们想象中的深入。在北京知青老师和学生的影响下，在延安大学中文系系统的文学训练中，路遥的文学创作逐渐走向了成熟。这一时期，他在《陕西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如小说《父子俩》，散文《银花灿灿》《不冻的土地》《吴堡行》等。
其实，路遥与北京知青的交往，比我们现在所能掌握到的更为丰富、深入。革命“圣地”延安与坐落在杨家岭的延安大学的独特感召力，陶正创办的《红卫兵通讯》与延川《山花》的社会影响力，以及知青从“文革”之初形成的频繁的异地互动、“串联”，使得路遥与北京知青的交往实际上超出了这三个关系圈。比如，70年代初，在内蒙古插队的知青作家张承志（陶正的同学）渡过黄河来延川县关庄公社鸭巷大队住了几天，这一时期大致是在陶正与路遥等人编辑《工农兵定弦我唱歌》的前后。又如，孙立哲的前女友李彦，和林达同为广东老乡并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据说她和路遥之间长期保持着书信往来。再如，路遥1975年在《延河》杂志改稿的过程中，结识了在黄陵插队的北京知青叶咏梅。1987年，路遥在北京电车上与叶咏梅重逢，在叶咏梅的全力引荐下，促成了1988年《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热播。
四、北京知青对路遥文学创作的影响
1.对路遥文学观念的熏陶
“为了自由来到陕北”的北京知青不仅私下传看仅供“内部参考”的各种文艺书籍，而且还敢公然“偷听”世界各国的华语广播（主要是政治与文艺栏目），在他们的带领下，甚至连一些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也常常对港台和澳大利亚播放的流行歌曲赞叹不已。每到夜晚或农闲时，他们吹拉弹唱的主要是《蓝色的多瑙河》《梭罗河》《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红河谷》等19世纪末以来西方的流行曲目。
2.对路遥创作上的影响
（1）《山花》中的“合奏”
以上这些，都是有案可稽的合作信息。而林达等人参与路遥文学作品的构思、修改、发表等的文学活动，可能就永远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中了。
（2）独特风格的建构
“山花”时期的合作，属于路遥文学创作中的起步阶段。但等到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接受了较为系统的科班训练以后，路遥的文学素养与创作能力就得到了飞跃式的提升，他开始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文学风格。但这种风格的形成，也很难脱离北京知青的影响。
路遥是一个“亲历写作者”，自己及周围人的人生经历在他的文本中不断得到再现，但唯独与其后半生关系紧密的北京知青，在作品中始终没有得到“出场”。陈泽顺对路遥说过：“你是一本大书，可惜很少有人真正读懂，这不是由于读者无能，而是你从来没有打开。”邢仪也认为，路遥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看，和他的真实心理是相背离的，所以，作品就显得有些生涩、别扭。秉承现实主义“写真实”原则的路遥，在文学创作中到底曲意回避着什么？这其实是一个相当耐人寻味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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