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延安博物馆遇到一件“闹心”事。今年，延安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这本来是个大好事，没想到，消息传出来，遭到一片批评声。
原来，是博物馆的牌匾出了问题。牌匾是这个样子的：
提出批评的，最初是书法界的人。说实话，这牌匾我看着还行，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后来，看了书法家的批评，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初一看，这个牌匾的字体是篆书——我就是这么想的。但书法家说，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篆书。这是电脑里的某种字体。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种篆书。
篆书，是中国最古老的字体。虽然甲骨文更古老，但甲骨文只在殷墟出土的龟甲牛骨上有。从商朝以后到清末发现殷墟，人们并不知道有过甲骨文这种文字。实际上，大部分甲骨文到今天也没人认识。篆书则不然。篆书是汉字演变的真正源头。篆书演变为隶书，隶书又演变为行书、楷书、草书等等。
延安博物馆那几个“篆书”字，显然不是李斯写的篆书。那其实是一种美术字，使用了篆书的一些特征，比如笔画弯曲等等。因为篆书只有一种正确的写法，这些字就不能说是篆书。这些字和篆书的关系，就好像淀粉肠和纯肉香肠的关系。
当然，美术字有美术字的用处，但作为博物馆，用这样几个不伦不类的美术字作为牌匾用字，显然是露怯了。
当然，延安博物馆有他们的考虑。延安是革命圣地，但这个延安博物馆并不是革命主题的博物馆——另有延安革命博物馆，而是延安历史博物馆，其中有很多延安地区出土的文物。他们想在牌匾上表现出“古意”，所以选用了篆书字，可惜，他们的书法知识看来有所欠缺，画虎不成反类犬，以至于贻笑大方。
延安果然是老革命区，政治意识、群众意识很强。听到社会上广泛的批评，非常重视，及时整改，很快就更换了新牌匾。新牌匾是这样的：
很多人批评原来那个牌匾时就说：延安嘛，为什么放着现成的毛主席的字不用，简直糊涂嘛。这些话，延安博物馆显然听进去了。更换的新牌匾，用的就是毛主席的字，不过，是“集字”，从主席其他地方的题词中选出来的。
用毛主席的字做延安博物馆的牌匾，这下不会再遭受批评了。不过，老实说，新牌匾并不好看。这不是因为主席写的字不好，而是“集字”的效果很不协调，尤其是“延安”两个字，效果实在不理想。
集字成文，古已有之。著名的“王羲之圣教序”，就是后人收集王羲之的字“拼凑”而成。那些字都是王羲之写的，但王羲之并没写过“圣教序”这个作品。
王羲之圣教序，是书法史上最著名、最重要的“法帖”之一。不知道有多少人下苦功夫临帖。显然，集字这种办法，对王羲之的书法影响不大。原因是明摆着的。王羲之的字，主要是行书或楷书。虽然字与字之间也有呼应，但这方面的要求并不高。换言之，王羲之的字，单拿出来，也很好看。这种字，就比较适合“集字”。
可是，集字这种办法，并不适合毛主席的字。毛主席的字，字如其人，有与众不同的强烈特点。
毛主席虽然不是专业书法家，但很多书法家对主席的字心悦诚服，认为他老人家是近现代中国最出色的书法家之一。重要的是，主席的字，不胜在技法上，而胜在气势上。那种恢弘磅礴、壮志满怀的气势，专业书法家虽然技法高超，却难以企及。
建国以来，毛主席给很多单位题了名：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工人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南方日报、北京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新华书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等，等等。
这些题名，都是主席应有关单位的请求专门写的。有的还写了好几幅，从中选出最好的一个，也就是说，都不是“集字”。看这些专门写的作品，会发现，主席的字果然“字如其人”，生动表现出了主席重要的思想方法，那就是：着眼大局、局部服从整体。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主席有一个突出的思维优势，那就是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经常“弃子取势”，不执着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强调掌握全局主动权。“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四渡赤水、转战陕北等作战，都突出表现出主席的这种思维优势。在这种思维指引下，主席往往能做出战友和敌人都想象不到的大胆行动，大踏步后退，大踏步前进，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牵着敌人走。
主席的题字，充分、生动地表现出主席的这种思维方式。下面举几个例子进一步解释一下。
例一：人民日报
毛主席在题写人民日报这几个字时，专门解释过，这四个字，中间两个字要写小一些，两边两个字要写得大一些，“这样就好看喽”。最右侧的“報”字，整体向右倾斜，和最左侧的“人”字醒目的那个大撇互相呼应，四个字形成了一个生动活泼的整体，确实做到了“把这四个字当成一个字来写”。
例二：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的题目，同样是中间两个字小，两边两个字大，形成了整体的均衡。“解放”两个字，尤其写得活泼奔放。这两个字单独拿出来看，歪歪斜斜，仿佛重心不稳，但放到一起，简直就是对解放的生动图解。虽然是文字，但摆脱压迫、欢快奔放的形象，跃然纸上。
例三：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这个校名题字，最典型地表现出主席的风格。这几个字，单独拿出来看，都是歪歪斜斜的。其实，这种“歪歪斜斜”都是为了互相呼应而来。“北”字最下面两“横”，和“京”字中间“口”的上面一横，和“大”字的一横，以及“学”字上半部的倾斜，构成一个横贯线。最后的“学”，仿佛是被这条横贯线牵着向右上跳跃。整幅字非常灵动，很有动感。
这种动感，是四个字紧密“配合”而成的效果。任何一个单字拿出来看，都不再有这种效果。局部服从整体，整体效果第一的特点，在这幅作品中显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的印象中，写大牌匾时，这种全幅联动、字与字密切配合的写法，是毛主席的首创。此前的牌匾，比如著名的“天下第一关”“六必居”“故宫博物院”，虽然笔力雄浑、苍劲有力，但每个字单独成形，虽然整体结构上也有呼应，但远不是主席题字那么结构紧密，字与字高度互相依赖。
例子四：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这四个字，在互相呼应、彼此支撑上，也是表现得非常典型。“新”字尤其变形明显，如果单独拿出来，简直“不成体统”，甚至都认不出来，但是放在四个字的整体中，作为最左边的字，就非常协调。“華”“書”“店”三个字，都向左下倾斜，其中“店”字的大撇，支撑了最右侧的结构。四个字都是斜的，但组合在一起，却端端正正，结构沉稳。
例子五：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延安博物馆新牌匾的“博物馆”三个字，就来自这幅字。但是，这几个字放在这幅作品中，很协调，放在延安博物馆那里，就有些莫名其妙。
军事博物馆这个牌匾，主席题写时，特意把每个字都写的细长，寓意很明显，这些字就像一个个立正的士兵，或者并排迎风招展的军旗。其中每一个字都呼应左右的字，笔画之间，互相配合，比如“中”字和“国”字，就方向一致，互相支撑。最后的“馆”字，写得较大，和最前面的“中”字首尾呼应，仿佛排头兵和副班长，构成完整的作品。
把“博物馆”这三个字单独拿出来，就失去了这个整体效果。这三个字谁也不挨着谁，单摆浮搁，就莫名其妙了。延安博物馆的新牌匾，就有这个问题。
新牌匾中的“延安”两个字，更是显得突兀。不知道这两个字来自哪里。但看过上面列举的几个例子，再看“延安”这两个字，显然，这两个字在它们原来的地方，一定是为了整体效果而做出的变形。“延”字的左侧应该有某个字向右突出来，“延”字做出了避让。“安”字的变形更为明显，一定是为了呼应某个字而向右上倾斜。
现在这几个字被单独拿出来，互不呼应，没有联系，各自单摆，完全没有主席题字一贯追求的整体效果。这种效果，还不如原来那几个美术字，或者，干脆用某种标准字体，倒也中规中矩。
延安博物馆已经被折腾了一次，我无意要求他们再折腾一遍。就这样吧。实际上，读者能看得出来，本文的用意不是针对延安博物馆，而是为了解释毛主席独特的思维优势。这其中的整体观念、大局观念、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值得我们反复深入地学习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