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这一伟大事件，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因此非常想看看这部电视剧是如何反映这件发生在中国“人世间”的大事，而“人世间”又是如何变化。
他这里说的“80年代以前”就是党史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于这个时期，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这条路找错了吗？作者又想走什么样的路，用什么方法救中国？其实作者只要认真学习党的文件，看看这些公开的数据，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
但他没有认识到这点，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就在他的作品中，对历史进行了“扭曲”和“裁剪”。他不愿意告诉青年人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间，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就让这段历史中的所有人都不在“人世间”了。整部电视剧里没有一个地方反映“80年代前”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从他2011年9月15日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的“80年代初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一尊神像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结束了一个神化的时代。现在我感觉到又有一种思潮，似乎要重新把这尊神送回到原来的神坛上。”找到了答案。原来他是怕青年人知道了历史真相就会“重新把这尊神送回到原来的神坛上”，所以电视剧中只反映人民群众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去世时的悲痛——这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怎么浓墨重彩地描写都是应该的，而对同一年去世的，中国人民热爱、世界人民敬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却没有一个镜头反映人民群众听到毛主席逝世时悲痛欲绝的场面。
最使人不可理解的是，作者本人是一个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的工人子弟，是在那“一尊神像”时代享受着几乎免费的小学、中学教育，又在生产建设兵团受到培养。是因为那“一尊神像”提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才被推荐到大学去学习的。难道真像周总理和赫鲁晓夫对话那样，赫鲁晓夫说：“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周总理回答说：“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电视剧是从1969年开始的。当时我国面临的是帝国主义的长期包围和封锁，社会帝国主义在我国北部边境成兵百万，国民党反动派一直没有放弃“反攻大陆”的企图，我国处在“准战争”环境。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保卫和巩固社会主义，全国人民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号召下“备战备荒”。“三线”建设热火朝天地进行，城市人口进行疏散，大、中学校的学生到农村去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电视剧不交代这个历史背景，直接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切入，让观众错误地认为这是毫无道理的事情，是“文革”的产物，这样就达到了“文革被否定了，上山下乡走和工农相结合道路也应该被否定”的目的。
【1962年放弃高考回乡插队的女知青侯隽】
看来他受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因此在他的这部作品中编造了一些离奇的故事。
当年插队，允许自己联系插队地点。但必须是接收地先开出接收证明，派出地才能给她转户口，接收地才能按照知青政策给予安排。电视剧中，周蓉不和任何人打招呼独自一人去贵州插队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没有能够证明身份的户口，后来也无法结婚。
周蓉在农村自愿当民办教师，很多知青都干过。但剧中说，她每月有18元工资，就让人莫名其妙了（当时农村最低生活标准是5元/人·月，城市是8元/人·月）。笔者也担任过民办教师，每月县教育局发5元补助，和社员一样挣工分，年底和社员一起分红。如果周蓉每月有固定工资，那就纳入编制的公办教员。她怎么被纳入的？
剧中说，郝冬梅是作为“走资派”的子女被安排到最艰苦的农村插队。当时插队根本不是按照家庭出身来安排去处的。一个知青点，各种出身的人都有。反问一句，作者认为“走资派”的子女应该到什么样的地方插队？
剧中描写了一个3岁就开始学钢琴，与郝冬梅一起在农村插队的陶俊书被生产建设兵团3师政治部现役军人姓戴的副主任诱奸了。因为这位戴副主任是“重点培养对象”，被他奸污的兵团的女生不在少数，但因为“证据不足”拿他无可奈何。开始陶俊书也不愿意出面告他，因为郝冬梅将推荐自己上大学的名额让给了她，她才出面用事实举报了他。使这位戴副主任被开除党籍、公职，判刑。此事确有原型，但被处以死刑。不知为什么作者要减轻对他的惩处，而把同样犯了强奸罪的骆士宾描写成有爱心的好人。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生产建设兵团归部队建制，插队知青归地方政府管，二者互不隶属。说生产建设兵团的现役军官插手插队知青调离的事宜，并且以此诱奸插队女知青，不知作者从哪里挖掘出来的。
最奇怪的是冯化成的身份。剧中说，周蓉在大串联时与他在北京见过面。大串联是1966年的事，冯化成能够和她见面说明他当时没有问题。而在周蓉插队后的剧情中，说他是“反革命”。“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公安机关认定，一种是群众组织认定。前者被捕入狱，后者由本单位群众监督。而群众组织无权把自己认定的“反革命”派遣到外地去（一是怕逃跑，二是怕散布“反革命”观点）。而在第33集冯化成又成了“右派”。“反右”是1957年的事，当时确有将“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的情况，但众所周知“反右”不是“文革”中发生的事。难道为了使冯化成到贵州农村的事情成立，就编造一个谎言来掩盖另一个谎言？
郑娟作为女主角，剧中说，她之所以被骆士宾强奸，是为了躲避上山下乡不得不与涂志强、骆士宾、水自流混在一起造成的。她所以躲避的原因是为了照顾没有工作靠卖冰棍的母亲和半失明的弟弟。后来又根据“政策”不给她安排工作。使人感到她是被上山下乡政策逼成这样的。上山下乡的政策真的是这样吗？当时上山下乡政策规定：年龄不满16岁的不动员，独生子女不动员，家庭只有一个子女在身边，又需要有人照顾或生活困难的不动员。郑娟的情况不在动员范围之内。笔者的一个同班女同学，“文革”初期父亲病故，母亲工资很低，她有3个正在上学的弟妹，家庭属于生活困难，需要有人照顾，不仅不动员她上山下乡，还专门给她安排了工作。笔者的一个亲戚，因为她的弟弟有小儿麻痹后遗症，一条腿瘸了，需要照顾，也没有被动员上山下乡，而是安排到街道工厂工作。即便按照剧情中说的“一家留一个”郑娟也属于应该留下的。
其真实的目的是要人们接受他的“任何事情都要用最基本的人性常识去判断”。“我们一定要达到那样一种情况，就是让国外观众看完之后，相信这是一部真诚的中国人自己拍的真诚的剧。如果使他们感觉在对待亲情、友情、爱情、家国情怀这些方面，中国人和西方人没有价值观上的差别，和他们是一样的，由此使他们对中国人有了一种和以往不同的认知，那我们可以对自己说：我们起码完成了一件作品。”（2011年09月15日《国际先驱导报》）
“存在决定意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共同的价值观吗？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与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人的价值观可能一样吗？很明显，属于意识形态的西方的价值观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他就是要这部作品符合西方统治阶级的口味。
剧中反复出现了“只要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幸福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实惠比体面重要”“钱是（一个人）价值的体现”。告诉观众，只要认为自己的目的是对的，就可以“送礼”“走后门”，谁要是反对，那这种“清高”就是“虚伪”，而“送礼”“走后门”的行为是“高尚的堕落”。只要在“在不伤害别人利益也不犯法的情况下”就可以“走小道”。不仅不鞭挞“性滥交”，还要社会默认这种丑恶现象是合理的，当“小三”卖淫赚钱都是为了把日子过好，鼓吹“什么都是生意”。上大学的目的就是“离开光字片”“报答父母”“混出个人样”，公开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作者为了符合西方的价值观，把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承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优秀品质全部丢掉了。
作者难道就不学习历史？解放前中华民族之所以不断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是因为老百姓几千年来被灌输了“只要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根本不考虑国家、民族的命运，造成全国一盘散沙，以致出现了“二战”中全世界的绝无仅有的“汉奸”部队比侵华日军还多！
大家分析一下剧中说的这些话。
“好干部的第一标准是要有‘人性’，不然就是缺德”。公然挑战我们党要求，干部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放在第一位。
“人都是有软肋的”，“共产党员也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是不是为贪官污吏张目？
“千万别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机会来了要牢牢抓住”，关键是领导看上你。不正是这种要基层干部投机取巧，“唯上”的做法毁了一批人吗？
“发达国家的经验说明教育是立国之本”。古今中外有哪个国家是靠教育“立国”的？不都是通过暴力建立国家的吗？统治阶级会允许通过教育培养一批人来推翻自己的统治吗？
“只有把教育抓上去了，我们国家才有希望。”不讲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用人民的血汗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能有希望吗？
“抓教育先进的教育理念最为重要，公办民办教育一起抓，齐头并进”。毛主席早就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教育理念不先进吗？用具体“方法”来偷换“理念”，确是很“先进”的。
“这世上有和钱没关系的事吗？”理想、信念、道德、觉悟和钱有关系吗？明目张胆地否定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举动。这不是要把群众的思想引到“有钱能使鬼推磨”那里去吗？
“维护文学的绝对价值，及其尊严。”世界上有“绝对价值”这个东西吗？“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67页）
这部电视剧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你说“工人阶级是领导一切的”，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他就呈现给你一个脑子里根本没有国家，在企业效益不好的时候盗窃厂里的产品，殴打保卫人员，拆迁时想方设法占国家便宜，喊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流氓无产者的口号，只顾过自己小日子的群体。共产党从工人中培养的“毛著学习积极分子”“三八红旗手”区妇联副主任，居然和他人合伙为卖淫提供场所。
告诉你，发展经济只能是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搞“小政府”。企业转产要靠外国资本家的资金引入。政府要解决工人下岗，改造棚户区，只有靠民营企业家（资本家），一个好的剧本演出要靠他们，连要安排自己的孩子到国营单位也要靠他们。
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因为“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
你不是说前后两个三十年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吗？电视剧就表现：前三十年共产党用政治运动方式，进行“三线建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发展经济，造成了郑娟的悲剧。后三十年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工人下岗，自谋职业，不顾工人死活，造成了孙赶超卧轨自杀的悲剧。以致大学就入党的冯化成，放弃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依叛佛门。
作者从“人性论”出发，通过“暴露黑暗”描写各种悲情，告诉你，所有“伤痕”都是共产党造成的。其矛头所指，还不非常明显吗？
作者是参加了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的“文艺工作座谈会”的，难道就不拿习近平同志在会上说的“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当回事？看来作者属于毛主席批评的“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也证明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最近从网上看到一篇“似曾相识：从《野百合花》到‘伤痕文学’”，作者不妨看看。
应该说这部电视剧的导演是深入生活的，所有演员很好地反映出了角色的内心活动，受到了观众的认可。在这里向他们致敬！
但我们必须从政治上进行评价，因为“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要求，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的言行，对一切违背、歪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行，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
今年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8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7周年，因此也希望我们的文艺战线认真落实者两个《讲话》，出更多的好作品，让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占领舆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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