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讲知青回城，就得先说一下知青是怎么到农村去的。
1968年12月21日晚上，新闻广播中播出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他们高中、初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要欢迎他们去。第二天，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发表了毛主席这段最新最高指示。
当时有一些青年热血沸腾，十分积极，咬破了手指，写了血书，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从种种渠道感觉到了城乡差别很大，不是很想去。实事求是地说，那个时代，寻找各种理由不去农村的，还是少数。我的态度既不十分积极也没有推脱，我和大多数人一样——随大流，这是我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
“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高潮是在1969年的春天，我就是在1969年3月31日到贵州农村去插队的，当时去插队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天还是蛮凉的，我记得坐上火车时，外面还穿着一件棉袄。
当时我们举着红旗、戴着大红花，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我们是一腔热情去接受再教育，觉得应该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那时我们年轻，非常虔诚，也很狂热，当然现在看来也有点盲目。“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好儿女志在四方”，这是我们当时的口号。现在我脑海中还回响着当时的这些声音。除了豪迈，我的声音中还有些许的悲凉，当时我想：到农村去扎根一辈子，我们是不会再回来了。
当时的青年上山下乡，是分层次的，最差的是到外地农村插队落户，国家基本不管，知青参加劳动，拿工分养活自己；第二个层次是到外地的国营农场，每个月32元钱；比外地的国营农场层次更高一点的是军垦农场，每个月有36元钱生活费，发一件7元钱的军大衣。
这在当时很有诱惑力，这些数字都是历史的记忆，很珍贵；第四个层次是到上海市郊的农场，比如崇明、奉贤、芦潮港、东海、大丰，尽管劳动也很艰苦，月工资只有24元钱，但是离上海近，回家很方便；还有一个层次叫自行投亲插队。
整个20世纪，移民来上海最多的是江苏人和浙江人，只要原籍有亲戚收留，知青就可以过去，在上海111万知青中有5.1万人到江苏去插队，还有3.2万人到浙江去插队。
从现代大都市上海来到偏远、闭塞、贫穷的贵州，路程很遥远，一路上我们的热情在疲劳打击下慢慢地冷却了。我们坐火车到一个小型城市贵定下车，在那里铺稻草直接在地上睡了一晚，这对我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第二天我们坐着卡车，颠簸了整整一天，才到达修文县久长那个插队的地方。
疲劳倒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真正踏进山区、踏进山寨，面临和我们的想象完全不一样的农村时，内心的巨大落差。当我们到达修文县久长时，一些知青，尤其是女知青，不愿意下卡车，她们就在卡车上跺着脚叫：我们是听毛主席话来的，是来建设新农村的，怎么跑到这些寸草不生的山区来了。现实从一开始就残酷地颠覆了我们以前的一切美好想法。
当时我们6个年轻人插队落户的地方是砂锅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住的泥墙茅草屋。那个茅草屋从外面看就很阴暗潮湿，没有窗户，门是用牛屎敷的。但是生活还得继续下去，走进茅草屋，我们开始了插队落户的生活。生活关、劳动关、和贫下中农结合的思想关，命运早就为我们安排了种种的障碍，除了克服，我们别无选择。
▲叶辛插队的地方：贵州省修文县砂锅寨
初到贵州，我是用城市人的眼光来看这里的一切，山乡是闭塞的、遥远的、僻静的，山乡里风土人情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天天在庄稼地里刨粮食，指望老天爷风调雨顺，把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下去。然而当10年下乡结束，我要回归都市时，我已经和很多农民一样了。
千方百计回城市
10年中，我们是身在农村，心向都市。我们想家，想知道家里的事情，想知道城市里不一样的事情。当时唯一的渠道就是给家里写信，我们一起有6个人，每个人的来信都能激起我们的兴趣，信里总是会有一些上海的情况：夏天了，天气多么酷热；冬天了，上海今年怎么冷呀，甚至黄埔剧场前的流氓行为也会提一笔。都市是跟这些知青的心联系在一起的。
到了农村插队几年后，无论是当初写了血书积极要去的知青，还是很无奈地被动员而去的知青，他们共同的心愿是上调，是回到都市。是因为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吗？不是，是因为他们感受到如果不回去，天天劳动，不能养活自己。我插队的那个砂锅寨，是方圆二三十里最富裕的寨子，每天从早干到黑，要爬山涉水、挑粪、挑灰、耙田、犁田、进煤洞挖煤，一天的收入还不到6毛钱。
我身边有一个革命的典型大队，叫白窑大队，每天的收入只有8分钱，是有名的“邮票队”。为什么叫“邮票队”呢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所有的邮票都是8分钱。在插队后期，我们所有知青的共同心愿，就是我们要活下去完成一个人该完成的事——谈恋爱找对象。
这10年我回上海探亲3次，当时国家规定知青一辈子只能探亲2次，我为什么有3次呢实际上我这3次都不是用知青探亲的钱，而是出版社要我改稿子回去的。一旦回到都市，我会感觉到上海的马路特别洁净，上海的阳光特别灿烂，上海的人民广场特别宽阔和亲切。
我想所有知青的心情和我都是一样的，他们思念城市，特别是在农村的生活不能养活自己时，更加思念都市，更加思念回归。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之所以得到解决，这和1700万知青的心愿是有关系的。
后来，思想慢慢松动，知青开始以各种方式回归城市。1973年，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知青下乡中的诸多问题。毛主席作了指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虽然这仅仅是一句话，但是已经认识到知青问题将来要酿成社会问题。
其实，1975年贵州省已开始解决到贵州的10600个上海知青的出路问题。当时，你可以去读6大中专，即地区的师范、林校、卫校、财校、农校、水电学校，去读一到两年，到时候把你分到县里或者是地区部门，很多知青就是通过上6大中专学校解决问题的。
我当初是在耕读小学教书，师范院校来招生，有三大招生优待政策：优待知青，优待上海知青，特别优待上海知青中当了民办教师的人。我的条件都符合，但我没有报名。安顺师范的教导主任很奇怪，他说你的条件都符合，你的文化程度我们也不考核了，只要你报名，我们就收。但因为我当时在小学教书，有很大的自由，可以写小说，所以我留下来了。
后来，政策进一步放宽。当时党和国家的政策是：留在农村的知青可以回城，但有两条具体政策的限制：已婚知青不能回城，另外国家安排过的，上过6大中专的，无论是安排你在地方公社，乡里的农配站，还是县城的农机厂，或是某某山乡小学，只要国家给你一份工作，给你工资，算是国家给你解决了，你就不能回来了。
根据政策，知青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回归城市，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考取大学，我有个朋友在当时考取了上海师范大学，读完书后留校任教，从助教做起，一直做到教授;二是在外地参军，转业后回上海；其他大量的普通知青，只要户口还没有离开农村，只要还没有结婚，只要没有在当地安排过工作，都可以回归。
1978年、1979年，每个区知青办门口都排着长队，大量知青还都在农村，下乡已经七八年了，都在办手续想把户口迁回来。实事求是地说，只是把户口迁回来，不落实工作。我只举一个我妹妹的例子，1973年，毛主席对李庆霖的信作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批示之后，政策变得人性化了。独生子女、革命烈士子女、革命伤残军人子女可以回来，还有父母有多子女却没有一个在身边的，有一个子女可以回来，我哥哥姐姐都在外地工作，我和妹妹又都去插队了，她是根据这个政策回上海的。
虽然国家有了明确的政策，但知青回上海很不容易。1978年、1979年上海最紧张的是什么就是住房，如果你把户口迁回来，走进这个家庭，你就有几平方米的权利。知青回来就免不了和家庭其他成员产生利益冲突，家里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各有各的想法。因此，当时法院经常有这样的案子，当知青的孩子要回上海，叔叔不让上户口，父母怎样协调都不行，必须写保证书——在长大之后，不要房子，才让户口进来。
我的情况和大多数知青不同。第一次考取大学回归城市的机会我放弃了，同样第二次考取大学的机会我也没有要。当时复旦大学到贵州招生，只要190分，我当时已经出了3本书，招生的老师认识我，跟我说只要你写1篇作文，我们给你把分打得高高的，其他5门分数加起来你还不用达到90分。
1990年，因为领导关心，我回归上海。当时贵州也想挽留我，省里专门派了两个干部来上海看望我母亲，说贵州的文化发展、文学创作需要我在那里工作，我母亲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干部来家里，就说你们实在需要我也没办法，你们就留着吧。
后来我获知领导曾有这样的表示：如果本人坚决要走，也不要硬卡。再加上我母亲确实年事已高，我便再次争取，终于调回上海。我调回来时XXX同志是市委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局级干部进来一定要经过他审批。邦国同志对我说，你调回来了，不要把我当成书记，我们是朋友，你有事情直接来找我。实事求是地说，我是1700万知青中运气比较好的。
回来的和留下的
我们这一代知青，大部分人千方百计回归了城里，虽然有一些回城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大部分回来的知青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有很多困顿、不解，遇到了许多问题和困难。
十年动乱，给国家造成的灾难是全国性的，上海也不例外。“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么多人涌回上海，都安排工作很有难度，只能分期分批地由居委会来安排，好一点的由街道工厂来安排。我们上海目前有一些区长、副区长，有一些厅局级干部，是知青出身，他们就是从居委会、街道一步一步走上来的。
也有一部分国营厂矿，比如造船厂、钢铁厂，安置了一部分知青，能够进到这样工厂工作的知青，那是最好的，好的国营大厂一个月可以拿46元钱。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出了一些干部，出了一些人才，大量回城的知青还是在普普通通的劳动岗位上。
还有一次我因为工作关系到一家宾馆，迎面遇到一个当年女知青，她抱了很多换洗下来的被单、枕套什么的，她本想回避我，但迎面走来想回避也来不及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打了一个招呼。我问她做什么，她跟我说回来之后没有找到工作，没有什么文化，只能做这个。我问她每个月收入多少？她说也就是500到700元。
《孽债》
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很要好的朋友，我在《孽债1》、《孽债2》中都写到他。他从延边插队回来，因为妈妈在电影院工作，回城后顶替妈妈在电影院管理冷气设备，他管得很好。读书的时候同学们就形容他：除了暖水瓶的胆坏了不能修以外，他什么都能修。录音机坏了他能修，电视机坏了他能修，一个桌子腿坏了，家长说扔出去吧，他说不要扔，一个下午就修好了。
就是这样一个聪明的人，现在下岗了。年前我们知青聚会，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电影院不景气，他下岗了。现在管理空调，一个月1500元，他已经很满足了。我说太不像话了，这个老总我认识，我去跟他说。他说你千万不要说，这个工作很不好找的。我这个年龄，人家看到我就说：老伯伯，你怎么还来找工作，你叫你孩子来找吧。他再能干人家不要他，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困境。
留下的知青的命运也很坎坷，虽然当地政府比较照顾，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大部分人生活并不尽如人意。前两年北京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跑到延安，专门访问了目前还留在延安的知青，写了一份报告，我看了都触目惊心。
留在延安的，受到延安各级政府关照的，从事的几乎就是两个职业：一个是看大门，还有一个是烧锅炉。为什么？知青无非是当时的初中生、高中生，在当今讲究学历的时代，他们毫无竞争力，只能去烧锅炉、看大门。
当“上山下乡”成为历史的记忆
当年，1700万知青从中国的大城市、中型城市涌进广阔的农村，真是波澜壮阔。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掀动了社会，触及了很多很多家庭。千千万万的人一拥而下，客观上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生活问题、住房问题、吃饭问题、收入问题、青年人的恋爱问题。很多人都把这些问题提出来，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一轰而下。事实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存在。
从1955年开始，我们党和国家为了安置读了初中、高中没有找到工作的青年人，就提倡过上山下乡。在1955—1965年这10年当中，整整下去了100万人，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有效的安置，所谓安置就是说吃饭有保证、住房有保证、你的未来有保证。不是说这10年上山下乡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序。
“文化大革命”这10年中知青一拥而下，产生的问题就多了，就像毛主席自己所说的，“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他当时写了很多实际问题，他儿子理发没有钱，每次回到家里来狼吞虎咽地吃饭，因为他在乡下吃不饱饭，还有严重的开后门现象，当时的确暴露了很多问题。
我们这代人中出现了知青作家群，出了几个全国有名的知青作家，但是在我们这代人中几乎没有出优秀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为什么？作家在生活当中有了感受，对我们中华语言有了领悟，找到了适合个性的表达方式，就可以成为作家。但是优秀的科学家不同，自然科学的很多东西必须要循序渐进。从这样一个意义来说，这是一段蹉跎岁月。
十年动乱给中国带来了很大戕害，蹉跎岁月给整整一代人也造成很大的戕害，有很多没有还清的债，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孽债》这本书和这部电视剧，有更为深层的意义。我总说7个字，叫“岁月蹉跎志犹存”，在这一代人中，不是没有有志向的人，他们力争要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一些贡献，“志”还是存在的。
回忆这段难忘的岁月，对我个人来说，第一，在上山下乡10年7个月的日子里，我思考了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命运，我们经历了三个思想阶段：
最早比较虔诚、比较狂热、比较盲目；到了农村这个比较严酷的现实中，产生了困惑，无所适从，想离开；最后开始觉醒，想真正从乡间小路上一步步走出来。
第二，10年7个月的插队生活教会我用农民的眼光看待都市、看待省城、看待上海，这是我人生经历中最大的一笔财富。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我思考了上山下乡知青这一代人的命运，了解到中国农民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没有更多的需求，希望有一顿饱饭吃，希望在天寒地冻时有一件棉衣御寒。我觉得这段经历对我来说非常珍贵，影响了我的世界观、价值观。
第三，因为经历过上山下乡，我由衷地感觉到，我们改革开放这30年来，中国人开始聪明起来，开始灵活起来，开始选择了一条比较正确的道路。改革开放这30年来，中国不是没有风雨，不是没有波澜，但是紧紧抓住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中国人在追赶世界的步伐，要发展经济，要使13亿人口的日子过得好起来，没有解决温饱的解决温饱，解决了温饱的要奔小康，进入了小康的日子。
我们现在要建设和谐生活，要让每一个中国人过上体面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30年是中华民族，或者说是我经历的60年中最好的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