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是不是我错了？”田嫂的声音低低的，带着点颤抖，眼神好像藏着什么说不出口的话。
可即便乡亲们善良淳朴，这个村子里也有让人心里堵得慌的事。有些事，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
刚到村里时，田嫂是第一个主动来帮我们的。她虽然日子苦，可见了谁都笑呵呵的。她教我们怎么烧火、蒸馍、挑水，自己却常常吃不饱。我记得有一次，她给我们送来一碗酸菜炖土豆，自己却用柴火熬了一锅清汤糊弄孩子。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却在村口被几个婆姨围着骂。
“你个寡妇，天天往外跑，装什么正经人！”一个婆姨叉着腰，眼神里满是讥讽，“田嫂啊，咱们村是有规矩的地儿，你可别不知羞！”
田嫂站在那儿，一声不吭，脸憋得通红。她的手死死攥着衣角，指节都发白了。我看不下去，赶紧走过去问咋回事，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里全是委屈，却还是一句话都没说。
我当时气得不行，想去找马书记评理，可田嫂拦住我了。她低声说：“算了吧，咱们女人家，清白比啥都重要，我不想再让人说闲话了。”
我站在那儿，心里像堵了块石头似的难受。田嫂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孩子，日子已经够苦的了，凭啥还要被人指指点点？
这事儿还没平静多久，村里又出了件闹心事。
1973年麦收的时候，村里的后生刘水根，和一个叫杏花的姑娘被人撞见在窑洞后头说话。其实啥事都没有，就是聊几句，可有人看见了，偏偏说他们“私定终身”了。杏花的爹气得抄起锄头就要打刘水根，杏花哭着拦着，刘水根也不敢吭声。
这事儿传得满村风雨，没几天，杏花就被她爹送到了隔壁村，和一个大她十多岁的男人订了亲。刘水根呢，整天低着头干活，谁喊都不搭理了。
我心里替他们着急，可那时候，咱们知青也是外来人，真不好插嘴。可我心里憋着气，总觉得年轻人谈恋爱有啥错？为啥就非得托媒人说媒，非得讲那些所谓的规矩？
可村里人不这么想。他们说：“婚姻大事，哪能胡来？得托媒人，讲规矩，图个脸面！”
我说不出话来，只能暗暗替他们叹气。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最让我心疼的一件事，发生在1974年的秋天。
那天中午，我正在地里干活，突然听到有人喊：“不好了，王嫂跳井了！”我一听，腿都软了，赶紧跑过去。
王嫂是村里出了名的苦命人，男人早早病没了，她一个人带着个小儿子过日子。她咋就想不开了？
等人把她从井里救上来，她已经晕过去了。后来听人说，是因为村里几个婆姨骂她，说她“勾搭”了村里的一个光棍后生。王嫂死活不承认，可那些婆姨嘴里不饶人，硬是把她逼得跳了井。
马书记听了，沉默了很久。他叹了口气，说：“这些事啊，都是老一辈留下来的规矩，咱们也得慢慢改。可你说得对，该主持的公道，咱也不能躲着不管。”
后来，马书记亲自出面，找那些婆姨谈了一次话，又把村里人都叫到一起开了个会。他当着大家的面说：“咱们村穷，但人不能寒了心。田嫂、王嫂，她们的事，咱们得讲个理字，别再乱嚼舌根了。”
这话一出，村里人终于消停了些，可我心里还是堵得慌。我总觉得，光靠马书记一个人，能管得了这一次，管不了以后。
转机出现在1975年的秋天。
马书记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说得对。这事，我来办。”
1976年，我离开了南岭村，回到了城里。可每次想起那些年在村里的事，我心里还是五味杂陈。那些婆姨的尖刻、乡亲们的规矩，让我气过，也让我无奈过。可后来再想想，那些年的村子，虽然封闭、愚昧，可人心里还是有善的。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把这善点燃，日子总能慢慢好起来。
几十年后，我再回南岭村的时候，发现村里已经大变样了。田嫂和郭学的孩子都长大了，见了我还喊了一声“叔”。田嫂笑着对我说：“那时候要不是你啊，我这辈子都不知道咋过呢。”
我摆摆手，眼里却有点湿润。谁能想到，当年那个穷得叮当响的小村子，如今成了我心里最温暖的地方呢？
这就是我的知青岁月，苦涩里带着甜，愤怒里藏着温情。那些年，我在南岭村，做过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替田嫂和郭学争了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