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月，是我人生开始奋斗的起点，那时我还不到19岁。
在我生长的空军航空兵某师大礼堂里，我代表13位部队干部子弟在知青欢送大会上表示了决心。“上山下乡”由此开始。
我们13条“好汉”到的地方是距离县城80多公里外的国营农场——团石农场。那里分批接纳了200多位知青，大多是初、高中毕业生。在大片的黄土丘陵中，所有知青以种植水稻、栽桑养蚕、种植柑橘和梨树为主业，兼着养猪种菜等副业。
师秘书科韩科长代表师领导把我们交接给了农场党委书记老汪后，我们13人分别被安排到蔬菜队、蚕桑队、装卸队。住在用毛竹片搭成的工棚里。毛竹片上糊着黄泥，用来挡风。遇到下雨天，“房子”里会下小雨，鞋子也成了“小艇”。为了不被竹墙上脱落下来的黄泥搞得泥头泥脑，我把旧报纸贴在床头，心里时刻想着自己的誓言：“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直到一年后，搬进了知青新宿舍楼。
我和李丽华先是在蔬菜队，队长叫夏阿根。后来，我到了蚕桑队，队长叫鲁有华。到了第三年，两位队长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在团石农场，每位知青每月有29.5元饭菜票，这就是全部收入。饭菜票用不完，剩下的可以攒起来换成钱，买点生活用品。
记得我第一个月省下5元多饭票，回家休息时，买了个小塑料盆带回家，后来又攒了10元钱，到龙游镇买了个竹躺椅孝顺父母。除了我们自己休息回家，部队也会派代表来农场看望我们这些子弟，了解我们的表现情况，这让我们充满了温暖。
我在蔬菜园艺队时，每天除了施肥种菜，还要修剪果树，甚至用双手去摊过猪栏粪。没想到当年干过的这些农活，在我如今退休后的生活也发挥了作用。在我家12平米的菜地中，种的菜根本吃不完，何时该浇水何时该施肥，搭架子盖地膜，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一我们门清啊！
在农场一年后，我被选为知青代表，到省里参加知青代表大会。1976年7月28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农场党组织在知青中发展党员的首批6个党员其中之一。那年我21岁。
记得那天我步行大约15里路，去向父母亲报告“我已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的好消息。父母得知这一喜讯后，高兴极了。老爸对着我和老妈说：“这孩子就像是一把锁，走到哪我都放心！”老爸的这句话成了我终身的警示箴言。
1976年8月，农场领导让我带领10名女知青到诸暨市牌头农校学养蚕一个月。学习蚕宝宝从蚕种里爬出到结茧上山的全过程。
后来，我带队赴衢州铜山源水库修建青年渡槽，并担任青年突击队副队长。突击队由15名队员组成，9名男队员6名女队员。
青年渡槽的设计修建可以灌溉衢县、龙游县和十里丰、团石两个农场农田25万亩，防洪受益4万亩，水电装机3750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1100万千瓦时。
为了这项工程，我们吃住都在工地上的简易工棚里，每天四五点钟，天蒙蒙亮就起来，在震耳欲聋的开山放炮声之后，将碎石子装上手推翻斗车后迅速推到渡槽底部，这是个繁重的体力活，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男队员魏跃华和赵剑文。他俩有“拼命三郎”的作风，个头虽然不高，但推起翻斗车来健步如飞，这情景时常令我们女突击队员惊叹。虽然我们女队员每天都是抬碎石，但是劳动强度也不亚于男队员，大约20天后我们突击队就完成了青年渡槽指挥部规定的任务，返回了农场。
1977年，也是在我下乡后的第三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这一喜讯传来，有人欢喜有人愁。但大多数人都投入到了紧张的复习迎考当中。
高考复习需要书本和复习资料，这两样我们都没有。当时我高中毕业已四年，况且当时我们的高中课程中取消了历史和地理课，我选择考文科，这两门都是必考课程。到哪里去找复习资料和书本，成了一大难题。只见农场里的知青开始大显神通，有的回城里参加各种补习班，有的留在农场挑灯夜读。毕竟这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大事，我也回到家里一边找书看，一边找复习资料。大量的知识需要背和记，历史和地理我等于自学了一遍。由于没参加高考复习班，对我影响很大。高考时失分很多。直到若干年后我又考上了电大，才明白自己在答题技巧方面出了问题。
高考结束后，许多考上大学的同学纷纷离开了农场。这时我又接到新的任务，农场领导让我到汽车队当会计。我当时二话没说，搭上拖拉机就去了车队。会计是干什么的？我一窍不通。于是我又开始自学，从记账法学起，搞清楚账目必须平衡的关系。没用多久，我就掌握了基本要求。当了一年的会计后，我又脱产去当区团委副书记兼知青专管员。
当一起“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学毕业被分配机关工作时。我也从龙游县团石区团委副书记工作岗位，调回到衢县劳动服务公司工作。
漫漫知青路，一段奋斗史。它始于1974年2月，止于1980年5月。那年我25周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