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法国著名汉学家、学者潘鸣啸以一部研究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著作《失落的一代》而在中国崭露头角，得到一些人的青睐、追捧，特别成为了国内某大学教授等的座上宾，令人匪夷所思，惊诧不已。
《失落的一代》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作者使用这样的书名，不言自明就已经全盘否定了中国知青一代。全书洋洋洒洒近500页、30万字，涉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因、政策演变、生活状态及运动产生的后果等诸多方面。据说，作者采用社会学研究的科学系统方法，搜集资料、走访问卷、阅览专著等，用了十几年的工夫才于2010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翻开全书，每个有良知的人都不难发现，作者绝不是站在客观公正立场上在做学术研究，而是预设立场，充斥强烈的西方意识形态偏见和唯心主义顽疾，从个人的偏好、观点出发找证据，以偏概全、主观臆断、道听途说、无中生有、生拉硬扯，极尽歪曲污蔑、攻击煽动之能事。作者选择“中国知青”这个专题的目的并不在于其本身，而是要借此全盘否定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民领袖毛主席及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用他自己的话说，“通过对这场运动做的总结，阐明极权政府的局限性及跟毛泽东式乌托邦臆想正相反的结果。”作者写作的目的不打自招，昭然若揭！
一、拙劣、卑鄙的研究手法
我们不妨看一看潘鸣啸的拙劣手法。
（一）预设立场、主观臆想
潘鸣啸是法国一所大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教授。在研究中国知青专题之前，早已形成了自己对中国的固有立场和独特观点，正是带着这样的“有色眼镜”来研究中国的知青问题。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中国在他的“有色眼镜”下一切都改变了颜色，面目全非。
在本书《自序》中，作者毫不隐晦地质疑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他说：“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社会政治现实幻觉基础上的。”“这个政府一直以来就禁止社会学研究，包括一切有关他们自己历史的研究”。
作者所一贯持有、毫不隐晦的反对中国革命、中国政府、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立场，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二）强烈的西方立场、意识形态偏见
作者在书中处处充满了西式意识形态偏见。无需引经据典，就可以随心所欲，妄下结论。
“降伏红卫兵与重新大规模下放青年下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下乡运动包含着镇压的杀机。”“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动机似乎是双重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还是相当矛盾的，无论是恢复秩序，还是制造新的‘混乱’对保住毛泽东在文革中重新夺得绝对权力都是有用的。”知青上山下行运动的动机是为了“降伏红卫兵”、保住毛泽东的绝对权力、“包含着镇压的杀机”，纯属凭空想象，无稽之谈。知青上山下乡从1955年就开始了，那时哪来的“红卫兵”？到1968年，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已经毕业分配，中学“老三届”的红卫兵早已“退烧”、低潮，何用“降服”、“镇压”？
我们知道，中国1700万下乡知青绝大多数在大陆，而作者却偏爱香港的极少数几个知青偷渡者和香港报刊。作者放任自己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充分利用“情感共鸣”，获得廉价的共同语言和可信度，并聊以自慰。香港的报刊“发布传播了有关中国的‘真实’新闻”，换言之，中国内地的新闻都是不真实的、不可信的。其实，即使在香港的返城知青也不乏其人，北大荒的知青张载村、陈慧中夫妇（20年前大量反馈、资助他俩当年下乡的北大荒859农场）就是典型代表。俗话说：兼听则明。听一听他们的意见，哪怕是“反面的”又何妨？非不能也，实不愿为也！
“工作的最后一个原始资料由两部分组成：一是1979年2月及9月我自己从‘北京民主墙’用相机照下来的大字报，另一是‘文化大革命’与1978-1979年北京之春期间流传在民间的部分非官方小报。”作者对官方的消息、资料历来不感冒，唯独对“北京民主墙”“北京之春”的大字报、小道消息偏爱有加，情有独钟。作者不打自招，在中国文革、北京民主墙、北京之春期间又是用相机拍照大字报，又是搜集民间小报，混迹期间，忙的不亦乐乎，用心可谓良苦！
纵观全书，作者怀着阴暗心理，选择性失明，专注阴暗面。在他的眼里，中国混乱黑暗、一无是处。本来获得信息的渠道、手段十分有限，却又往往采取“鸵鸟政策”，注定了作者研究的局限性、片面性、极端性。
作者的西方意识形态偏见在他的知青研究中确实“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问题是偏爱+偏见会得到什么呢？只会“得到歪曲的事实而没有代表性的结论”。这真是一套妙不可言的“缜密系统的研究方法”啊！
（三）主观唯心主义的恶习、顽疾
作者的唯心主义思维在本书中随处可见、洋洋大观。作者因预设立场、意识形态偏见，不从事实出发做结论，而是完全颠倒过来，从结论出发找证据，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方法论。列宁说过，“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些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他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他们就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
以偏概全、主观臆断、道听途说、无中生有、似是而非，生拉硬扯，极尽歪曲污蔑、攻击煽动之能事，这就是作者在本书中唯心史观的真实写照。
书中作者罗织编造了许多毫无根据、似是而非的数据和事实。说什么，中国在文革期间同时存在知青上山下乡与农民进城的“双向迁移”。“1981年透露出来的1966-1976年期间大量农民迁入城镇，……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数量跟下放农村的知青数量‘一样那么多’或者‘几乎一样那么多’”，“这十年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有800万，这个数字可能还是低估了”。我们作为下乡知青、历史的见证者，我们的父辈、亲朋好友都在城市工厂、企业工作一辈子，从未听过见过这样荒谬绝伦的天下奇观。直至现在，我国北上广等大中城市的人口也是严格控制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量农民被招工进城落户更是痴人说梦。这只能是作者的胡编乱造，恶意杜撰，不值一驳。
他说，“1962年底全国有2000万社会青年是当局要送去乡下的”。这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统计数字。三年困难时期“在农村有两三千万农民饿死”，这种以讹传讹的把戏也在这里上演。“一篇报告文学曾经讲过，在某个矿区本来只需要男工，因为党委书记的儿子要找‘媳妇’，后来成为大经济犯的女主角想法被招工进城，就开始她的‘事业’，给负责那项重大使命招工队队员补袜子。”真是奇葩，报告文学中的故事也可以拿来做实证？“事实上，这类招工的发展使许多城镇干部罔顾禁止任意迁居的法例，利用他们的关系网，将他们的亲属全部从农村弄到城里来。而解放军宣传队的部队干部在这方面就做的更绝了，无人不知，他们从1968年在城镇基层单位耀武扬威多年。”这段叙述，除了蓄意抹黑，与知青下乡有一毛钱关系吗？
既然《失落的一代》是研究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专著，按道理应该把运动的基本统计、来龙去脉、政策措施、经验教训等都弄个一清二楚。但是他给你的确是一片混沌，十分遗憾，连许多基本的东西都没搞清楚，海市蜃楼，空中楼阁，这种建立在沙滩上研究的科学性、可信度、社会价值能有几分？
“1973年全国上山下乡知青工作会议，……从此，每个家庭均有权留一名子女在身边，这不能不说是一项新的政策”。“结果，一些伤残的、有病在身的、未满16岁的，都不得不下乡了。同样相悖的，获得分配在城里工作的，很多是被军代表看好的‘保皇派’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可他在动员其他人下乡时的表现却积极得很。”作者以为，似乎到1978年第二次知青会议才提出“病退、困退”等政策……，这些都与事实相去甚远。
其实，全国各地从1968年知青下乡时起，就允许留一名子女在身边。“病退、困退”的政策从1971年就开始执行，只是标准比较严格。说到“保皇派红卫兵头头”可以被军代表看好分配留城，更是独撰的笑话，闻所未闻，连望风扑影都不如！作者在“下放知青政策的演变”一章中，除了道听途说、东拼西凑、歪曲混乱的政策以外，重点阐述了所谓“派系、权力斗争”，基本未涉及真正的政策演变。说白了，醉翁之意不在酒，作者的心思不在这里，借题发挥才是他的本意。
“全国范围内，只有10%的知青被送往国营的或解放军的农场，通常是去开发条件最差的地区。出现这一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经济问题：国家没钱”。“不少兵团农场在原有劳改营基础上建立起来，……”。这“10%的知青”的数字哪里来的？什么叫“解放军农场”？解放军农场从来没接受过知青；兵团农场与劳改农场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兵团组建时，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接管劳改农场。知青到兵团属于城镇户口，国家职工，是“吃皇粮”的。作者根本不了解情况，信口开河，瞎说一气，无中生有，在捏造的事实上做结论，实在荒唐至极！
综上所述，作者的研究手法不但谈不上“系统缜密”，而且十分荒唐、拙劣。作者的嘴脸不但卑鄙无耻，而且十分狡诈狰狞。这怨不得别人，是他自己跳将出来自我打脸，与中国广大知青、全国人民为敌，不打自招地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
二、笑掉大牙的“历史悖论”
作者的专著取名为《失落的一代》。“自序”中解释说：“像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轻人一样，中国知青失去了很多幻想和童年时期学得的价值观。他们在应该学习的年龄失去了求学机会。所以，也算是‘失落的一代’，或者说‘迷惘的一代’，但另一方面，也是‘思考的一代’。”表面看来，其解释也算合情合理。但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借用作者的话说，“这是暗藏杀机的”。
按图索骥，《失落的一代》无疑是这本书的主题，是写一代中国知青失落的前世今生，如何失落，结果如何？但作者却没有写中国知青本身，却“顾左右而言他”,书写了中国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二者虽然联系紧密，但显然不是一个主题，跑题了，是实实在在的名不符实。作者的真实意图在于通过全面否定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进而否定中国知青一代，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抹黑中国，同时怀有离间中国知青与党和国家血肉联系的险恶用心。
作者虽然轻描淡写给出了“失落一代”理由，并没有进行全面考察和论证，但毕竟武断地做出了结论，把这样一顶羞辱、诋毁、抹黑的帽子扣到中国知青头上，完全违背事实，我们完全不能接受。
作者说，“中国知青失去了很多幻想和童年时期学得的价值观。”他似乎很同情中国知青。其实，知青这一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是值得自豪的“共和国长子”,是以天下为己任，在毛泽东思想抚育下“好儿女志在四方”的理想主义一代，是学习雷锋好榜样的一代。我们童年时期学得的价值观不但没有失去，而且不断发扬光大。我们并不否认，在文革特殊时期曾中断学业，曾经彷徨和失落，有的甚至萎靡不振。但那只是“一瞬”不是“一生”，只是部分人，不是一代人。
同任何事物一样，知青上山下乡同样有得有失，衡量得失的标准不能完全以个人的好恶得失来衡量，必须以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农村、边疆的生活比起大城市确实落后得多、艰苦得多，但那时知青们顾全大局，为国分忧做出了牺牲，也在磨砺中成长，培育人民情感，了解民情国情，传播城市文明，开发繁荣边疆。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为例，56万知青成为兵团战士，担负、完成屯垦戍边使命，为党和国家培养了无数担当大任的栋梁之才，是彪炳史册的历史功绩。
这一代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成熟于七八十年代，国家改革开放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知青一代肩上。习近平主席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如果说我们的前辈是建国创业的一代，我们就是名副其实的改革开放的一代。我们参与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成为改革开放的主力军、先锋队、开创者，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主要是我们知青一代创造的，是我们开创了新时期新长征的新辉煌。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开启的。当时，中国十年“文革”刚刚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中国何去何从，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必须刻不容缓回答。我们党和国家选择了改革开放，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避免了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又避免了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巨大风险和后果，使西方预言家门把改变中国颜色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青年身上的希望彻底破产。这种结果，无疑与这一代人的历史品格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正是这一代人，既有红色基因，又富于革新创造，既反对僵化又反对西化，继往开来，代表人民的意志，坚守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驾驭中国这艘巨轮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大风大浪的考验，保持正确的航向，驶向理想的彼岸，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勤奋的一代人”。这是中国之幸，中国人民之幸。
这一代人与上一代、下一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是新老交替、自然接续的，不可能截然分开，是一个相对概念，不可绝对化、形而上学。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特质和时代特征，有优势也有劣势，都不可避免地打上历史的烙印。历史拒绝“如果”，每一代人都不可能人为设计与理想化，只能尊重历史，顺应历史潮流和发展规律。
对这一代人的评价并非一种声音，也有一些否定、抹黑的杂音，特别是以潘鸣啸们为典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失落的一代》，截取了1968年至1980年的12年历史，论定这一代人必然是“失落的一代”，显然极其偏颇、武断，难以成立。还有一些人以一些文革“红卫兵运动”中的极左行为及上山下乡运动中的消极现象为证，否定这一代人奋斗、奉献、创造的主流，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按着他们“失落论”的论断，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是谁创造的，又是怎样得来的？“失落的一代”怎能创造改革开放的辉煌？难道是外星人创造的吗？历史真的可以玩“穿越”吗？这是典型的“鸵鸟”政策、历史虚无主义。这种历史悖论不合逻辑，不堪一击。
潘鸣啸们一类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对我们奋斗历史的诋毁，是对我们尊严的藐视，是对我们人格的侮辱。
知青的历史已经书写在祖国的大地上，铭刻在广大人民的心里，是一部波澜壮阔、光辉灿烂的奋斗史、奉献史，绝不是少数人可以妄加定论、轻易否定的。我们每个重事实、有良知的知青有责任实事求是地书写自己的历史，维护自己的尊严，绝不允许少数人诋毁、歪曲和污蔑，鱼目混珠，混淆视听。说知青是失落的一代，失败的一代，被毁掉的一代，这完全是一个伪命题，是知青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潘鸣啸是法国人，除了其主观固有的立场、观点外，要弄懂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绝非易事，受到客观制约限制，孤陋寡闻尚情有可原。但是，那些顶着中国知青桂冠的公知们则大不同。他们深谙中国国情，曾经共同奋斗，而今却闭着眼睛，昧着良心，与潘鸣啸们同台共舞，摇旗呐喊，沆瀣一气，干着“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的汉奸勾当，无疑是对自己历史的背叛，对国家民族的背叛。
现在，我们正阔步迈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大道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动势力千方百计阻挠破坏中国的崛起，这是一场新的长征和伟大斗争。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中国“公知”们作为敌对势力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也不遗余力地呼应“颜色革命”，培养他们的接班人。我们必须坚定立场、提高警惕、丢掉幻想、坚决斗争，揭穿敌人及其代理人的阴谋诡计。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不得人心，必然失败。我们对胜利充满信心！
（本文作者范学新，1947年2月生于哈尔滨，1966届高中三年毕业，1968年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屯垦戍边，曾任连队指导员；1983年以后在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工作，历任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局长等职；本文于2022年4月2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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