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能够自由自在地追求那甜蜜浪漫的爱情，享受幸福美好的人生，不由就想起当年——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城里知青下放农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学校和学校所在省、市、区，与对口的地区、县、公社，统一安排到指定下放地点，是主要组成大军和安排渠道。还有一种是有老家或亲友在农村，可直接接收的城里学生，谓之“回乡知青”、或称“回老家”，以及“投亲靠友”。我们队除我们爱武中学分来的知青小组外，还有一个“回老家”的武汉知青，比我们大四五岁，姓蔡，老三届的高中生，毕业于另一所学校，我们称他“蔡哥”。
蔡哥因家庭出身有“严重问题”，在同学中很显孤独，便没随同学们一起走，而是选择了回老家，回到他还在应山的爷爷奶奶家，这样有家人关照。他爷爷奶奶跟我们同一个湾子，隔着一条水沟，和大儿子即蔡哥的大伯共一个院子。这位蔡兄虽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但显得老成持重，格外懂事，且到底是老三届高中生，读的书比我们这些六九届初中生要多得多，平时和我们在一起时，虽表现得很低调，少言少语，但偶尔开口，仍可感觉他那知识很是不一样。
我们和蔡哥平时接触其实并不很多，因我们比他小几岁，又不是来自同一个学校，在同一个锅里吃饭，加上都隐隐知道他家的一些情况，比较复杂，害怕“受到牵连”。比如七〇年开始大招工时，我们那先于我们下来的“老三届”都走了，唯独只剩下他，所以跟他多少有点疏远。
一阵欣喜，打起招呼。蔡哥先是一惊，接着略显尴尬，可能是想到自己正在干这个营生，身子朝后缩了缩，手也不知往哪儿放。我马上明白过来，立即上前拉起蔡哥手，亲热地喊了他一声，然后把他拉到旁边一座亭子内，两人坐下来，我仔细端详了一下蔡哥，不由深深感慨。
虽然自己也是满脸皱纹，但眼前的蔡哥更是显得苍老憔悴：背完全佝偻着，一头已没有多少的杂乱而稀疏的白发在风中飘散着，鼻子冻得通红，一双粗糙的手乌黢麻黑，上面满是皲裂着的大口子，脚上的一双明显是年轻人穿过的旅游鞋也是脏兮兮的……这一切都无声地道出他这些年一定是饱尝了许多艰辛和磨难。我这时也顾不上立即去同事新家，和蔡哥两人就在这安静的亭子当中叙谈起来。
下面是蔡哥所讲的我离开生产队后，他这些年的一些生活经历和他情感方面的一些遭遇，我把它整理出来，争得他同意后，发到了“草根茶社”这个广大知青们当做知音的网页上，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记着还有这样的一个“角落”。
为还债，新婚燕尔去打工
当年在队上的生活，这你都了解，我跟你们没什么区别。谈起情感之事，我可能要复杂一些。我在应山时就结婚了——是名正言顺，明媒正娶的老婆；且婚龄还不短，已30年，够得上“白金婚”了。然而，这桩婚姻完全是个摆设，我和她“法定的婚龄”30年，但真正在一起的时候加起来还不到5天，“白金婚”不如说是“白结婚”！如今更是头发系豆腐——提不得；豆腐又掉到痰盂里——看都没法看了，她早跟别的男人跑了，只是，我们还没有离。也“难得离”，懒得离了！
这样说听着有点怪对不对？这也叫“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吧。可我的这个“不幸”似乎更是难以启齿！
我们那个队上实在是太穷了，这你知道，穷得就像前湾的华祖（我们队上的老光棍）说的：“一年搞到头，换不来个球，要想娶媳妇，除非变成猴！”穷得叮当响，穷得娶不起媳妇，穷得光棍一个个一串串一摞摞！我其实原来有一个跟我相好的女孩，你可能还不知道，你当时已走了，是我们一个大队的。
我那时在大队民办小学教书，她们家负责给学校提供蔬菜，以前是她父亲来送菜，后来她父亲腿摔坏了瘫在床上不能动，就改由她来替代她父亲。我当时兼着食堂保管，每次她送菜来都是我负责过秤登记。这女孩长得十分清秀，且性格非常温婉贤惠，善解人意，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除此她还十分爱看书，经常向我借书或是请教一些问题，一来二去，我们便好上了。
可真想娶她比登天还难！她们家提出要一大笔彩礼钱给她父亲治病，包括养老送终，共1000块钱。他们家其实有儿子，实际上是想把这个包袱甩给我，而要那彩礼钱是给她两个哥哥娶媳妇，这叫“堤内损失堤外补”，或叫“掰子找瞎子——换手挠痒”，别人家都这样。
可这笔“巨款”我哪拿得出？我爸爸妈妈两人当时都正倒霉，工资都停发了，下面还有几个弟弟妹妹没长大，都是外公还有小姨他们在帮着养着，我是家里的长子，不能再给他们增添负担了。爷爷奶奶肯定指望不上，大伯家也有儿子，我一年的“分红”还不到20块。
说尽好话，她在家寻死觅活也没用，她那两个哥哥还把我狠狠打了一顿，说我是叫花子想娶媳妇，做梦！看那拼命的架势就知这事是彻底吹了。
本来我是打算这辈子就这样算了的，可后来家里发生了更大的变故，我父母都因颠沛流离，先后去世了；“招工回城”这时也早停止，爷爷奶奶和大伯这时已去世了，更没人管我，我已成了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真要在这“扎根一辈子”了！
那年初春，别人介绍了个外来姑娘到我家，我虽不大满意，但说好只收300块钱彩礼，“非常便宜”，湾里的婶婶嫂子们都来反复劝说，我只好“跛子拜年，以歪就歪”，答应了。三十大几好不容易才成个家，刚结婚才3天的我，就是为还结那个“婚”扯下的一屁股“彩礼债”，加上觉得对不起媳妇，结个婚什么都没给她买，于是跟着村里的一帮男人走了两天两夜山路，然后扒货车爬煤车翻铁丝网出火车站来到南方给人打工。
被人骗，回家团聚终成空
打工打工，谈何轻松？到城里来找饭吃的乡下人多如牛毛，我在那个穷山沟里呆了十几年，都呆傻了，什么都不会，许多东西见都没见过，只有出死力气。可我是个穷家养出的娇子，四肢细如麻杆，浑身羸弱无力，只能干些最简单最“末等”也是最脏最累的活——工钱当然也是最低最少的，你想指望这两个钱回去还债，那不晓得要等到哪年，说老实话，从一成家我就对将来的生活充满着一种担忧，一种“恐惧”！
也许是原来喜欢读书和当过几天村办学校老师的原因，我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当时正新婚燕尔，谁不想与妻子家人厮守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可正像人们说的，“贫穷人家百事哀”，当时在村里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只好狠心丢下妻子出去“寻一条出路”，其实纯粹是听天由命，走到哪算哪。
妻子是个柔弱的女子，对于我的外出，她茫然不知所措。送我走的那天她涕泪涟涟，那情景真有点像杜甫的《新婚别》和《兵车行》中写的那样：“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车辚辚，马萧萧，‘行囊工具’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的确，此一别，谁知是三年，还是五载啊！
果然，第一年年底，老板说亏了本，我不仅没拿到一分钱工钱，反倒倒欠老板的伙食费房租费（如关牲口一般的工棚）灯水费暂住务工管理费等乱七八糟的加在一起竟然共将近一百块钱。要回家上千里路远，光路费就得好几十，现在又不像来时那样可去扒火车了，我拿什么去做路费，再拿什么去还那些旧债又加现在的新债？更不用说带点礼物回去了！唉，我的老婆我的“家”，自然是回不成了，只好托人扯谎带了个口信，我自己实在是不知从哪里讲起好啊！第二年依然如故。第三年“捡了只鞋又掉了只鞋——还是一个鞋（还）”！突然间，竟淡了——是断了回家的这种念头，我有何面目“回家”啊？
路漫漫，望断飞雁各东西
“无颜还家”？谁知就真的被不幸而言中了——那是第四年开春，在一个工地上，有天我不小心从近三层楼高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一只脚摔成粉碎性的骨折，由于治疗不及时，伤口化脓，最后只好截了肢，我现在这只脚是假肢（蔡哥边说着边撩起裤腿让我看那里面的假肢）。除此外腰也被摔成重伤，脸也摔破了相，一道巨大的疤痕永久性地留在了我的脸上，我比《夜半歌声》中的那个“十三年前的宋丹萍”还“怂蛋贫”啊！
就在这时，我又听到了一个消息：我走后，我那老婆在家由于耐不住寂寞，加上生活中长期没有男人的种种艰难，她与邻村一个发迹了的包工头搭上了！听到这令每一个男人都会热血沸腾的音讯，我当时恨不得用头撞墙！“谁愿意戴绿帽？谁愿意当王八？男人的尊严……”我想起影片《夜半歌声》中的那首歌。那首歌的原歌词是“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风火，燃遍了……”我往肚里吞咽这莫可名状的奇耻大辱，在心里吟唱着这凄凉哀怨的“夜半歌声”，眼前晃动的，满是影片中男主人公宋丹萍那张被硫酸严重烧伤而疤痕累累扭曲变形的脸庞。
我感到我现在简直是在苟且偷生度日如年，茫然绝望更无所归依——我那两个所谓的“家”现早都不存在了：我的父母早已离开人世（当时我都没回我出生的武汉家中去见上一面看上一眼！），弟妹们也不知是死是活，早断了联系；爷爷奶奶大伯也不在了，堂兄堂弟他们一直没什么来往，而我将来只会成为他们的负担。至于我自己的那个小家更是早已名存实亡——自从我残废了以后，这么些年来，我的那个所谓的妻子就再没问过我给我回过一次信，我也不知她现在又是何人的“妻子”、何人的新妇下落在何处，尽管这不能完全怪她主要怪我，但我连那个离婚的手续也无法回去办理啊！
还有，也许我这辈子恐怕也难攒到回家来回一趟的车票钱了！
身单单，可怜同是漂泊人
星移斗转，日复一日，就在这种极度的空虚与痛苦中，我打发走了一个又一个孤独的日子与凄凉的时光。每当夜晚来临，在那潮湿肮脏，拥挤不堪的工棚里，劳累挣扎了一天的工友们有的在呼呼大睡，有的在大呼小叫，嬉笑打骂。有人在打麻将，有人在“斗地主”，有人悄悄溜出去找“临时做伴的”，我独自一人躺在硬板床上辗转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有时我会想起原来大队上的那个女孩，她后来找了个什么样的人，现在生活得怎样，幸不幸福？当初要不是因为我穷，我们肯定早成夫妻了。以那女孩的人品德行，我想我们一定会是夫妻恩爱，相敬如宾，琴瑟和鸣，白头到老。可天不遂愿，造化弄人，棒打鸳鸯，劳燕分飞……唉，还想这些有什么用？一切命中注定！
有天大伙正在打闹，突然听到一位工友说谁谁的老婆在家又跟人跑了，工棚里顿时如炸响一个惊雷，一时闹轰了。过一会又一下子安静下来，满屋鸦雀无声，一片死寂——这样的“信息”太多了，谁知哪一天就会发生在自己头上呢？不知是谁这时突然又大声地带着哭腔唱出了一段我们应山当年的小调，你以前可能也听过：“在外的人儿好造孽，夜里想了用手捏，回到屋里冷清清，老婆已经改姓别。”那腔调好凄惨，众人听着皆哑然……
又几年后，工地早不景气，老板见我实在干不动了，找个理由让我离开了工地。我这时已过六十，可这些年老板一直没跟我们交社保，到退休年龄一分钱的退休金都拿不到，怎么养老？只好经别人介绍来这里做卫生做保洁，再检点废品，混一天算一天，反正一个人……
蔡哥说到这里声音已有点哽咽，难以继续；我听得也是心如刀绞，十分地难受，忙止住他，递上一包柔软的纸巾。蔡哥接过纸巾，擦拭着他那浑浊的双眼，嘴唇哆嗦着，再也讲不出任何话语了。两个当年的知青插友，就这样默默地静坐着，一时半晌无语。不远处，夕阳正在慢慢落下，给小区里面的一幢幢高楼和大树，抹上最后一片晚霞……
临别，我记下了蔡哥的联系方式，我在想着要以一种什么样恰当的方式，帮蔡哥一下，至少帮着呼吁一下。我知道现在的政策正一天天向好，好消息越来越多，可蔡哥太木讷了，还不了解这些，也不知该怎样去尝试和争取，他目前的处境实在是太难太糟了啊！我是不是先——但肯定不能像“扶贫”那样大张旗鼓，直截了当，我知道，蔡哥是一个自尊心极强，十分爱面子、守“清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