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由此，一代年轻人的命运轰然改变。3000多万年轻人告别亲人和家乡，奔赴农村和边疆，开始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这个无比庞大的群体代表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近来很多地方开始筹建知青博物馆。这也提醒世人：这段长达二十五年之久、充满悲欢创痛的知青运动，是一面极为珍贵的历史之镜，需要我们永不丢弃，妥善珍藏。知青运动缘起：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北京学生郭路生1968年底写下这样一首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首诗描述的就是知识青年启程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的情景。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人口向农村大迁徙运动。时至今日也无法统计出一个详尽的数字以证明有多少家庭被牵动，有多少青年学生投身进去。但有人说，有知青经历的一代人应不少于6000万。据邓贤《中国知青终结》一书记载，仅1969年，全国下乡知青人数已经接近300万人。至次年，达到573.4万人。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全国下乡知青总数累计已达1700万人。
不过知青这一群体早在1968年之前就出现了。这场史无前例、声势极为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回忆起插队生活的种种艰辛与乐事，虽已忘记那都是发生在何月何年，却都清楚地记住那是在怎样的季节。在早春的风沙里掏地，在盛夏的日头底下放牛，在斑斓的秋山中采食野杏和杜梨，走几十里雪路去拉炭或去赶集，洪水蛮横地夺走了成熟的麦子，苍凉的唢呐声依然迎来喜庆的年宵。春夏复秋冬，那些情景永远储藏进记忆，没有日期，只与季节的消息融为一体。”
——史铁生
广大知青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农村的建设、边疆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上山下乡运动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大部分下乡知青在生活上不能自给；许多知青的婚姻、住房、医疗、学习问题得不到解决；知青下乡加重了他们家长的经济负担；安置知青的国营农场人满为患，劳动生产率逐年下降；在人多地少的农村社队，还形成知青与农民争口粮、争工分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曾两次作出批示，要求解决知识青年问题。但由于上山下乡运动固有的矛盾，知青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
很多知青下乡后，看到农村以及农民的落后、贫穷、丑陋、愚昧，大为震惊。革命是这样的吗？社会主义是这样的吗？人民当家作主是这样的吗？在相对远离了城镇喧嚣的革命气氛的农村，农民纯朴忠厚诚实，也感化了知青，或者说软化了他们在长期革命教育下已僵化、硬化的思想与感情，多了不少人性与人情味。知青所受到的最有意义的影响就是：认识了真实的农村与农民，认识了社会的真相、人生的真谛。但同时，信仰崩溃了，理想破灭了，对前途深感茫然。于是，情绪消沉低落，思想消极悲观。
上山下乡运动也阻隔了知青们的婚恋生活。在上山下乡运动的早期，知青大多还只是青少年。革命的禁欲主义或领导的阻止使他们大多没能谈恋爱，因为考虑“个人问题”意味着小资产阶级情调和革命意志的衰退。当下放把他们拖入20多岁时，对永远留在农村的恐惧阻止了他们谈恋爱。国家没有法律或政策不准知青谈恋爱，但当招工、招生、征兵从不招已婚知青时，人人都懂得结婚意味着在农村过一辈子，而不想这样过一辈子的不仅不能结婚，最好是连恋爱也别谈。但不谈恋爱使许多知青在回城后仍是单身，或已超过了婚姻的最佳年龄。
1971年，“林彪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革”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更成为知青运动的分水岭，使知青们从革命的梦中惊醒，对文革、对革命产生的深深的困惑、怀疑；感觉到以前被愚弄了，信念动摇了。“林彪事件”之后，大批老干部复出，他们的子女也以各种机会离开了农村/农林场/兵团，进一步瓦解、分化了知青群体。这两年，上山下乡知青人数持续下降，1971年为七十四万多，1972年为六十七万多。
这时期知青的上山下乡已失去当年那种自觉、昂然的革命激情，而基本上是在政府强制性操作下进行的。更有甚者，这时期知青的思想进一步混乱，知青群体进一步分化——正视了农村的落后、知青的苦难以及前途的渺茫，却无能为力、无可奈何。
正当中央采取多种措施积极稳妥地解决在农村的下乡知青问题时，从1978年上半年开始，在乡知青“返城风”的前奏已在各地悄然兴起。到1978年底1979年初，出现了全国性的知青要求返城的活动。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从1967年到1978年，先后有12万余名城市知识青年前去参加国营农场建设。除去因各种原因陆续离开农场的知青，1977年底，整个云南省的农场知青还有8．17万人。由于生产条件和管理水平差，有的知青还受到迫害等原因，这里最先发生了知青“闹事”。
1978年11月10日，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因医疗责任事故难产死亡。橄榄坝农场知青抬尸游行示威，突破重重阻挠之后，知青北上请愿团终于抵达北京。在农业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面前，一千多知青集体跪下，高喊“我们要回家”的口号。全场哭声震天，赵凡与中央代表团其他成员也都禁不住泪如雨下。
1979年1月21日，在中共中央指示下，在昆明市召开了北京、上海、四川、云南等有关省市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商量解决善后事宜。
大返城开始了，不到三个月，云南农场数万知青各奔前程。到了1979年底，约五万知青就只剩下七十多人。
知青一代人被称作“失落的一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那一代人一样，他们的幻想破灭了。1968-1969年的大规模下乡运动的目标虽然没有明说，显然是为了结束红卫兵运动，就此而言它是成功的。但从长期来看，它的后果确实是消极的。下乡政策导致的不满、林彪事件之后出现的幻灭感，以及农村地区社会和政治控制力的相对薄弱，使知青一代滋生出文化和政治上的叛逆倾向。他们不再尊重孩提时代学到的价值观；他们也失去了在最佳年龄接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又被称为“耽误了的一代”。
当政府将目标转向四个现代化、重新强调教育和文凭的价值时，这种教育机会的损失就更加可悲。1977-1978年恢复了高考制度，为给他们提供机会而规定了特殊的年龄标准，但他们中间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进了大学。其他很多人为了挽回部分损失，选择了上夜校和电大。
不过，也不能仅仅从负面角度描述这一代人。他们还是“思考的一代”。他们从自己的经历中也有所收获。20世纪70年代末重新获得学习机会的人，实践经验和知识的结合使他们受益匪浅，至少在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是如此。虽然这一代人在最高层缺少代表，但是人们公认，当过知青的干部和企业家比普通人更务实、更果断。知青还有同属一代人的强烈归属感，这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团结意识，现在仍然如此。
知青文学是指描写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或描写知青生活的苦难，凭吊流逝的青春岁月，或表达“青春无悔”的理想情怀等等。其多元表述与历史追诉，像极了1095年欧洲十字军东侵，企图以文学的方式收复圣地的决心与期望，终成一个文学时代的病态情结。尽管知青作家出身各异，表情复杂，动机莫测，说法不同，但其整体的文学情绪，全归结于对知青一代梦魇般的歌吟与悲泣。这种宗教般的偏执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凡是沾染了知青经历的作家，概莫能外。
从总体上言，知青文学，在深秋的中年的人生里，我们仍然读不到超然的悲悯；在惆怅的日落时分，仍然无缘领受一份穿透历史真相的深邃目光；在粗砺血腥的追忆中，那种刮骨疗伤的忏悔，仍然迟迟不来。然而，理性地直指这种畸形的精神资源为病灶时，对以往将近40年的知青文学实绩，应有清醒的检视。
知青文学从政治的社会呐喊，到文学的悲剧再现，从寻梦到寻根，从集体承担到个人张扬，从自伤自恋到忏悔，从而构成了漫漶40年间的历史悲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