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难忘记在一个午后走进映秀镇幼儿园的情景：面孔娇嫩的孩子们在熟睡，房间里充满了甜蜜的鼾声。这里曾是汶川大地震震中，这些孩子都是地震后出生的，相当一部分来自再生育家庭，他们弥补了父母的创伤。
张丽，映秀邮局职工，４年前失去了１２岁的女儿，她渴望再做妈妈，但一直怀不上，试管婴儿，输卵管腹通术，中药……足足折腾三年，快绝望时，怀上了，每天小心翼翼，下班马上回家躺着。去年她３８岁，生下儿子郭子豪。她抱着儿子让我们拍照，一会儿就抱不动大胖小子了。在她家里，当弟弟的小胖手抚摸着永远１２岁姐姐的照片时，我们热泪盈眶。
这样的家庭在映秀还有很多，面对重灾巨创，这些柔弱的身躯中呐喊出“生”之顽强。如今，地震造成的山体溃塌伤痕犹在，但什么能阻止这片土地的生生不息？
中国的未来，在一代代中国人身上。
朱雪芹，全国人大代表，她这十年所获得的荣誉证书，一面墙都贴不下。但是谁能想到，十年前她还是一个缝纫女工？“２００１年底，我从日本进修回到上海的服装厂，在流水线上做副领班，为了说服姐妹们选择先进的管理模式，和她们打赌ＰＫ，如果我赢了，就听我的；如果我输了，就重新回到生产线上做普通女工，就像电视剧《打工妹》里的那个赵小芸……最后我赢了。”
这位从苏北贫困农村来到上海打工的农家姑娘，相貌甜美，声音温柔，骨子里却刻满了“自强不息”。闲暇时别人逛街、打牌，她留在宿舍看书，晚上为了不影响室友休息，她用被子掩着台灯……２００８年，朱雪芹当选上海市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当她把这一消息告诉远在农村老家的父母时，老人喜极而泣。
“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会有强烈的心理落差，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但我一直激励、未来也会激励大家：只要努力，就能实现梦想。”朱雪芹说。
跟父辈相比，今天的中国青年生活在一个可以放眼看世界、价值观多元化的年代，但是就业、房价的压力，让一些年轻人不敢奢谈梦想，甚至牢骚满腹，习惯抱怨、嘲讽。抱怨、嘲讽做起来其实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了，但是，能够改变什么？
孙春龙，生于１９７６年，公益项目“老兵回家”发起人；邓飞，生于１９７８年，公益项目“免费午餐”发起人。两位青年经历惊人相似：以舆论监督报道成名，最后致力公益事业，成为职业志愿者。
“批评很容易，难的是身体力行做些事情。能够推动国家进步的，是弥合与建设，”邓飞如是说。他现在运用微博来推动公益事业，宗旨六个字：合作、建设、进步，“我们通过合作来团聚资源，去做一些建设工作，最后实现全面的多赢，实现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进步。这是我的梦想，通过努力我正在实现梦想。”
新华社“你好，中国”微博采访团邀请了一些颇有影响的微博博主参与现场采访，从网上走到网下，一起见证中国十年变化，感受真实的国情。在青年网友群体中拥有很高人气的青年作家蒋方舟说，年轻人与其坐在电脑前埋怨，不如积极行动起来，做些实事，有付出，才会有收获。
转型期的中国，很多问题应该批评，但难道因此就能说明努力没有价值、奋斗和追求梦想多余吗？每个人都有梦想，或宏大或卑微，中国需要更多勇于实现自己梦想的年轻人，与国家一起进步，迈向更高的高度。
２０１２年国庆前夕，北京和新疆乌恰，进行了一场相距５０００公里的对话。一边是“联想”品牌创始人柳传志，一边是中国最西部学校乌恰县吉根乡小学的四名柯尔克孜族小学生。对话的主题是“梦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柳传志从中国科学院的科研岗位上下海，带着产业报国的梦想，把一个叫“联想”的民族品牌带到了全世界。现在联想已由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变成全球行业第二名、拥有上百亿美元收入的国际企业，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崛起的一面旗帜。
老人和孩子聊北京、电脑、成长计划……柳传志告诉孩子们：“中国还处于发展中时期，需要更多有能力的人参与建设，特别是像你们。你们会了解世界更多东西，会有更多想象力，只要有追求、有梦想，生活、学习就会更愉快。祝福你们！”
对话结束时，北京已是华灯初上，乌恰上空仍太阳高悬。中国国土如此广袤，每天有多少梦想生生灭灭？每个梦想都应该得到尊重，个人的努力，社会的理解，机会的公平，一个健康社会的重要标准，是无数个体能够通过努力不断实现梦想！
中国的未来，在勇于破解难题的改革创新上。
成都，都江堰鹤鸣村，中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第一村，村民在宅基地置换后集中住进了别墅小区，自来水天然气有线电视……一样不缺。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家农户门口，都放着进门换的拖鞋。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不亚于城市的农舍和基础设施配套，但更大发现是：村民拿到了四个“红本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它们是农民的农民“财产证明”。鹤鸣村５组村民程小华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宅基地置换的１６０平方米连体别墅，加上装修共花了１６万，“划得来！”
２００８年３月３０日，鹤鸣村７组的土地权证下发，村民余跃领到了编号为５１０１１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这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发出的第一份权证。我们很遗憾没有看到这份权证－－它已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但我们看到了“鱼鳞图”－－用来精确确定农民土地权属的图纸，上面摁满了村民的红手印－－我们不禁想起那张著名的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的生死契约“红手印”。
在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课题。城乡一体化改革关乎中国农村未来，这项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土地制度，“成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归还农民权益，令人感悟，用余跃的话来说：“这次改革，可以说是第三次土地革命！”这是一个农民质朴的情感迸发。
我们倾听，我们观察。
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站在教育改革风口浪尖的朱清时，清瘦，谦和，但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却能感受到他内心的火热，一个理想主义者炽烈的情怀。
５７年前，钱学森走过罗湖桥，回到大陆，他留下的“钱学森之问”，至今仍在拷问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拷问中国的教育改革。朱清时跟我们谈如何选拔人才、如何培养大师、如何推行“教授治校”……他已经６６岁了，我们问他：“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困难重重的时代，您是如何理解执著与随缘的？”
他的声音中多了激动：“理想主义者生存确实困难，但是生命也最有意义！”朱清时不愿意做一个走到哪算哪的随缘者，他会执著走下去，直到走不动的那一天。有多少人会追随他？中国未来面临改革攻坚，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能不能突破？如何凝聚勇气与智慧，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
我们站在瓮安县委旧大楼被焚毁的废墟前，沉默、沉重、沉痛。一个农民跟我们说：４年前，县里治安混乱，女高中生晚上根本不敢出校门。
大火，把瓮安烧醒了。即使在瓮安最偏远的乡村，农民也能侃侃而谈“６·２８”之后瓮安的变化。一个名叫葛启义的“９０后”青年，是一个人与一座城同时变化的最好例证：４年前，他举着汽油瓶第一个冲进县公安局大楼。事后，他得到帮教，公安机关帮助他，其实也是帮助自己；改变他，其实也是改变自己。２０１１年，“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满意度”调查，瓮安县公安局排名全省第一；同年，葛启义当选为黔南州人大代表。
这个脸上刀疤犹在、但眼中已无戾气的青年，向我们说出了他的肺腑之言：“过去，我不相信法律、警察；现在，我相信了，我看到了希望。”
从瓮安之乱到瓮安之治，再一次证明：群众路线是法宝，是基层政权稳定的底线。
马克思说过，社会公仆应当“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如今听来，依然如雷贯耳。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５日，党的十六大闭幕不到一个月，胡锦涛总书记率新一届中央书记处集体冒着飞雪来到西柏坡，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４日，西柏坡廉政教育馆正式开放，展馆里有两面这样的墙：同是党员干部，一面是万人景仰的先进典型，一面是锒铛入狱的贪腐败类。在观众留言本上，有人留下了这样的心声：“反腐倡廉不是口号，一定要脚踏实地做好，共产党人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当我们沿着60多年前的进京路线重走这段路程时，一路上已经发生巨变，但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的飞扬的尘土中，一张张坚毅与自信的面孔。
党的十八大即将开幕，再度走到历史重要节点的中国，迎来关键时刻。我们相信，在新形势、新期待、新难题、新挑战面前，中国共产党将确定中国未来方向，为中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你好，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