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时光，于地震幸存者，是一场掩埋伤痛后，向着新生活艰难出发的旅程。蹒跚一步，便是成长；
新闻记者，地震的特殊亲历者，在忠实记录汶川人的十年重生时，也从未剪断与地震中遇到的那些人因命运而生的牵连，我们又何尝不是在被大地撕裂的时光中慢慢长大、在直面了最惨痛人间别离的彷徨中憧憬希望。
我来过，忘不了。十年了，愿我们共成长。
十年，一次注定只能放弃的采访
这是一个漂亮的妈妈，十年前，大地震的废墟上，我几经挣扎放弃了对她的采访。
这是一次艰难的放弃，此后3600多个日夜，她始终被置顶在我采访计划的最顶端。经历周折，终于又追寻到了她的踪迹。又是一番挣扎，最终我决定：再一次放弃。
这一次放弃，不是暂时，而是永远。
2008年5月15日，映秀小学，垮塌的教学楼只剩下硕大的楼顶，如一面灰色的旗帜斜插于地面。
教学楼的废墟里还有数十个幼小的生命，人们正在拼命地用手用棍子用铁锹寻找。
人很多，却几乎听不到任何说话的声音。偶尔传来一阵喧闹，大家涌向某一个地方，但很快又会陷入更深的沉默——找到的孩子并没有出现奇迹。
教学楼前的小操场上，石棉瓦在地上围成一个个小格子，每间小格子上面盖一片竹席，十几位废墟里找到的孩子睡在这些格子间里，他们的家人以不同的姿势同样的表情，守候着。
这位漂亮妈妈彻底摧毁了我的坚强。
她就那样跪在孩子面前，眼睛死死地盯着孩子，撕心裂肺却没有发出一丁点声音，几个小时里，她甚至一次都没有站起身来。
我的眼睛越来越模糊，几次试图采访她，但终于迈不出向前的一步。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拍下了这张照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那个地方。
这张照片让所有的观者动容。面对追问，我却说不出照片背后的故事。
我是记者，采访新闻是我的天职。但是那一次，我没有力量去采访。
灾区回来后，我把这张照片珍藏起来，告诉自己这次放弃的采访以后一定要完成。
2009年5月，入川回访“重生”，行走在映秀的板房世界里，我一次次掏出那张照片又一次次悄悄塞进采访包里。
我看到，“重生”中的映秀尽管生机勃勃，但人们脸上的哀伤并未完全消散。
又过九年。2018年4月24日，黄昏，如烟细雨中，我又一次来到了映秀。
昔日的河滩空地已被密密的街区覆盖，楼房是新的，街道是新的，映秀小学已难觅踪迹——空前的陌生感让我一时有点不知所措。如普通的四川小镇一样，眼前的映秀人生活平静而安详。
漩口中学遗址被围成了一个纪念地。这也许是映秀镇唯一能看到地震痕迹的地方。
默默地在遗址前站了很久，我转身掏出手机走向一个水果摊点。
我不确定我该不该完成这次采访，我似乎有些慌乱，匆匆离开映秀。
再一次向热心的摊主道谢。我的心如释重负，十年了，从未有过的轻松。我知道，我必须放弃这次采访，不是暂时，而是永远。我也突然明白，十年间，这是一次注定只能放弃的采访。
“跳舞”“生了一个女儿”——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信息呢
十年前，我没有权力去打扰她的悲伤；十年后，我依然没有权力去打扰她的幸福。(记者范文生)
十年，一个家庭的重生
十年前，他们唯一的女儿在地震中丧生。十年后的今天，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再过4个月满9周岁。
十年，一个家庭的重生既是在希望中前行，也是在无法弥补的伤痛与愈深愈切的怀念中前行。
(1)
2009年元旦刚过，我受报社派遣入川，将长江日报16位赴地震灾区记者所使用的28件采访及生活用品实物，捐赠给正在筹建汶川地震博物馆的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先生。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长江日报在震后80分钟就将记者派往灾区，是全国最早向震区派出记者的川外媒体之一。
樊先生向我透露，紧邻汶川地震博物馆，还将为一位15岁的遇难女孩专门建一个纪念馆。
女孩叫胡慧姗，遇难后，其父母整日面对他们珍藏的女儿乳牙、脐带，以泪洗面。正在灾区赈灾的著名建筑师刘家坤受感动，决定出资并亲自设计，为这位女孩建一个永久性个人纪念馆。
当年10月中旬，我再次入川，在成都市郊安仁镇探访了刚开放的“胡慧姗纪念馆”。纪念馆外型像一座救灾帐篷，面积仅10平米，馆内陈列着胡慧姗生前喜欢和用过的实物及照片。
胡慧姗生前是都江堰聚源中学初三(1)班学生，她是学校第一个被刨出来并宣布死亡的学生，他们班有30名同学遇难。
2009年10月16日，记者拍摄的“胡慧姗纪念馆”内景记者蒋太旭摄
(2)
2009年10月17日，午后，都江堰青城纸厂一栋宿舍楼里。
41岁的刘莉抱着早产20多天的婴儿，对我说：“不管你们信不信，我觉得，这个小女儿就是姗姗转世投胎来了。”
一旁，刘莉的丈夫不愿多说话。小女儿的降生，并没有驱散笼罩这个家庭的沉闷气息。
大女儿遇难后，患有哮喘的刘莉不顾医生劝阻，坚持怀孕冒着生命危险生下小女儿，取名胡慧恩，意寓感恩姐姐，使她能来到这个世界。
刘莉努力想让女儿以另一种方式“活”在这个世界。
现在，胡慧姗的照片越来越少，胡慧恩的照片越来越多。每年胡慧姗生日，刘莉会将“凤凰重生”的网名变回胡慧姗最初设定的网名，最顶上的签名设置还是胡慧姗当时写下的：爱你时一切美好，怨你时人生灰暗。
(3)
我问她，对小女儿有何期待。她说，恩恩现在在都江堰市北街小学上二年级，“不敢期待什么，只想她走好人生每一步，快乐平安每一天!”
每次去胡慧姗纪念馆，刘莉都会在留言簿上写下对女儿的想念。最近一次去时，她对姗姗说：“爸爸、妈妈和妹妹都很好，你不要挂念。”
空间的签名档上，刘莉上传了女儿生前最后的照片，并写下一行醒目的字：请记住这个永恒的女孩，她叫“胡慧姗”。
这一刻，我突然记起了刘家琨为胡慧姗纪念馆写下的一句话：
——这里的内容没有悲壮热烈和宏大喧嚣，只是关于一个花季少女的追忆，以及一个悲伤绝望的家庭如何奋力继续生活。(记者蒋太旭)
在你面前，我深感无力
10前，我在武汉的病房看到他，那么的弱小。
5年前，我带19岁的他去江滩为他补过儿童节。
姜刘，你让我看到那场灾难的后遗症有多严重。
2008年6月22日，我在同济医院病房见到蜷缩在病床上的什邡小子，是的，他病床前挂的就是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是在什邡转运伤员的同济医院白祥军教授给他取的，他们在现场救出他时，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家人。
甚至不知道他的年纪。他头上缠着纱布，一直昏迷着。护士长告诉我，这个孩子大概十一二岁。我天天去看他，站在他的病床前，心痛得不行。
后来，通过媒体，他的父亲姜跃华找了来，告诉我，孩子叫姜刘，14岁了，母亲去世早，孩子长得比同龄的孩子瘦小。
姜刘终于醒来，恢复后随四川伤员返回四川。送他们走的那天，我的泪怎么也止不住。
姜刘2014年在汉口江滩放风筝记者胡伟鸣摄
2014年5月20日，我在同济医院再次见到了姜刘。我的同事、摄影记者邱焰在汶川地震5周年前夕，去姜刘家时，发现他身体情况很不好，于是带他回武汉。我来带姜刘看病。
19岁的姜刘已经长得人高马大，却是表情呆滞、语言迟缓。
他患的是“双相情感障碍”，这是大地震在他身上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
等待检查结果的那两天，我们带他出去玩，为他补过儿童节。2008年他在汉治疗时，因为伤势严重，不能随其他四川小伤员外出过六一儿童节。那一年，他14岁，是他的最后一个儿童节。
在汉口江滩，我给他买风筝，让他自己挑。他选了一个色彩鲜艳的哆啦A梦。扯着风筝，他开心地跑来跑去。这才应该是儿童节的正常表情。
在武汉三天，我天天陪着他。看着他话越来越多，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丰富，与刚来武汉时判若两人。
2014年7月，姜刘从家乡一家技校毕业，跟着父亲去上海打工。因为受着病痛的折磨，他总是干不长。但他的最大愿望就是有一份工作。
这次离开武汉前，武汉晚报“扶助行动”拿出1万块钱作为他的创业基金，希望他能在家乡开个小店。跟我告别时，他说：“我一定要好好活着!”
我的同事邱焰前不久又去了什邡，拍了姜刘的照片回来。他告诉我，姜刘的病情仍然不乐观，也没有创业。去年7月在家乡一家工厂干了三个月，又失去了工作。
他今年24岁了。
我记起2014年5月姜刘走时我写下的一句话：“5年了，那些被灾难摧毁的心灵，何时才能真正重建”（记者田巧萍)
为救30多名孩子，他失去了宝贝儿子
初见李林国，是在从绵阳赶往北川的采访路上。他头上缠着绷带，浅蓝色的警服上满是血渍，在蹒跚外撤的人流中非常显眼。我心里一紧，大胆上前搀扶，问他从哪里来，身上的伤重不重，北川灾情哪里最重。
那天是2008年5月14日，几乎所有的救援信息都在讲汶川、青川，北川成了孤岛，交通中断，食品、药品送不进，通讯中断，受灾情况也送不出来。其中北川县城四周都是70度的山坡，灾情只能靠估。重灾区就是采访坐标，我和同事们逆向而行，冒着余震落石，一路奔向北川。
刚开始，李林国并没回答我。他只是缓缓地抬头、摇头，那一双眸子呆滞无神，表情疲惫不堪，左耳还结着大块的血痂。我从背包里翻出面包、矿泉水塞给他。
吃了几口，李林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神情稍有缓和。10年过去了，采访李林国的这一幕，始终定格在脑海深处，时常浮现在眼前。
“这警服上的血，有的是地震当场被砸的，也有北川中学挖洞救人时染的。”坐在路边的草地上，李林国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救援故事——为了救出北川中学30多名同学，他耽误了原本可以营救儿子的机会。
儿子园园就读初三(1)班，是北川中学最好的“火箭班”，位于教学楼的二楼。地震猝然发生后，三楼之下全部被埋。作为最早赶到北川中学的家长，李林国围着教学楼拼命喊了一圈，原本想的全是找儿子，救儿子，结果很多埋在上面的孩子都在喊，“警察叔叔救救我!”园园也在向他喊：“爸爸，我在这里，快来救我!”
当时哭声喊声连成一片，学校没有救援设备，乱成一团。李林国身穿警服，还当过几年工程兵，很快成了师生们的希望。
水泥柱、预制板，抬不动，铲不开，手刨砖渣进度缓慢。“先救儿子，还是救其他同学，当时心里斗争十分激烈。”李林国一边让儿子坚持住，一边指挥大家挖坑打洞，朝最近的班级挖掘生命通道，当晚就带出了20多个同学。
“爸爸救我，你再不救，我就要死了。”到了第二天凌晨，儿子的声音越来越弱，越来越惊恐。李林国当场洒泪，劝他不要喊，保存体力，大型吊车和挖掘机正在从绵阳赶来。
“如果先挖儿子那个班，那么底下一楼和三楼、五楼可能会二次垮塌，将死更多的学生。”第二天下午5点多，吊车终于揭开初三(1)班的楼板，园园脸色已乌青，没有了呼吸。当时他底下还护着一个女生，活着。
李林国撕心扯肺，肝肠寸断，抚儿痛哭，情绪崩溃。当时暴雨如注，又没雨衣，伤口有的在淌血，有的已经发炎，上级领导指派专人将他送往绵阳休养。
当晚，我在写稿时也止不住地落泪。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地震中，李林国是儿子引以为傲的英雄，又是多么愚蠢而伟大的父亲!
之后，我走进了北川县城曲山镇，朝大山深处的漩坪乡迈进，中途遇见空降兵15军、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和161医院的医疗队，又随他们踏上龙门山断裂带上的汉旺镇、蓥华镇、金花镇和红白镇，见证抗震救灾的武汉力量。
十年五访馨懿，永远和宝贝在一起
2008年5月20日长江日报记者和馨懿在一起。
2008年5月20日，作为汶川地震特派记者，来到了彼时只有3岁的地震孤儿宋馨懿的病床前，她还有一个全国人民都熟知的名字——“总理让路女孩”。在汶川大地震中，馨懿的父母死死地护住了她，为她搭起了“生命之桥”，而夫妻俩被砸在身上的承重墙夺去生命。在救治她的途中，一位长者看到小女孩，赶紧让到路边。这位长者是前来灾区视察、慰问的温总理。孩子布满伤痕惊慌的小脸，和温总理焦急关切的神情，让全国人民记住这个孩子——小馨懿。
在馨懿的病床前的那一幕还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中：她的一只手绑在床架上输液，脸蛋上的擦伤明显，额头上的大口子缝合后正在结痂，她蜷缩在病床上，小小的一团。那时候的她还不懂地震为何物，但会极力用白色的床单盖住被截肢的右腿，不让陌生人看见。小家伙也是个小人精，闪动的大眼睛惹人怜爱，陪她玩耍一上午，就和你熟得不得了，能抱住你亲一口。现在，我家书桌上还珍藏着一张馨懿亲吻我脸颊的照片，每每看到，心中都会涌起一阵暖意。
那次的探访后，我也成为了全国“爱馨”大家庭里的一员，十年内五次赴川探访，亲眼见证并和她一起感受震后十年在她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
2009年4月25日，馨懿震后第一个生日——她四岁了!四岁的生日party很盛大，全国的“爱馨”大家庭成员都来到了馨懿位于成都的家，人们将小屋塞得满满的。叔叔宋岗还特地做了一大桌家宴，感谢这些爱心人士。她有了“助养”父母，进入了成都棕北区的一所幼儿园。这家人的生活正式步入了正轨。
2011年9月1日，馨懿成为了成都市棕北小学的一名小学生。馨懿读二年级时，我又一次到成都看望了她。考虑到馨懿上下楼吃力，学校特意将本该在二楼的二年级搬到了一楼，专门在一楼的厕所装了坐式马桶。设施上为馨懿提供了便利条件，但老师和同学待她并无不同。馨懿会弹钢琴，朗诵也不错，甚至还能打网球了。在她脸上已看不到地震带来的任何阴影了。
八岁的馨懿种辛夷花
3年前，带着自己的孩子，我又到了成都，种种原因没有看到馨懿。和收养馨懿的亲叔叔宋岗见面聊到了孩子的近况，叔叔说一切都好，馨懿很幸福。
那副志愿者袖章，我一直珍藏
徐广煜(中)和志愿者在援助点合影
十年，七赴地震灾区采访，心中依然不能平静。
永远忘不了，5月16日在绵阳市九洲体育馆采访时，那个男孩期待的眼神。
当时，绵阳九洲体育馆负责接纳从北川、绵阳等地送过来的孤儿。令人意外的是，几千名孩子聚集在体育馆内，没有哭声，没有嬉闹，现场静得出奇，所有的孩子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看到记者过去，一个长得虎头虎脑的三四岁男孩突然上前，想要相认，又觉得不对，愣在了那里，眼中充满了探询和期待。
据绵阳三医院心理咨询负责人赵红介绍，九洲体育馆聚集了大批灾民，特别是孩子，急需灾后危机心理干预和救助。“能不能在这方面帮帮他们”记者将这一想法反馈回武汉，武汉企业家徐广煜表示，他曾学过心理咨询，认识许多心理咨询专家，可以组织过来救援。
两天后，徐广煜带着搭档张宇赶到绵阳与记者汇合，在卫生部专家何鸣指导下，组建了灾区首个地震心理危机干预救助站——九洲体育馆援助站。
救助站接待的第一位求助者是两岁的女孩玲玲。她在地震中容颜尽毁，整整七天，一句话不说，父母怕她憋坏了，带到救助站求助。在心理疏导中，徐广煜怎么问她，她都不说话。一名好奇者过来，举起手机想要拍照，吓得玲玲缩成一团。你要干什么没看见孩子很害怕吗徐广煜一把将拍照者推开，这时，玲玲笑了……
救助站建成后，得到了武汉近300名心理咨询师支持，他们组成联盟，轮流赴灾区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并针对儿童的心理特点，设立了“希望九洲”儿童书馆。后来，这个援助站被卫生部当作大本营，组织全国志愿者轮流为灾区孩子们提供心理救助。据了解，来此服务的志愿者超过4万人。
而作为组织者，我与徐广煜等人得到了卫生部和绵阳市三医院联合颁发的志愿者袖章，并珍藏至今，成为继续投身慈善事业的动力源泉。(记者陈勇)
十年，一个小孩也长大了
上个月，女儿刚过10周岁生日。我和爱人为她小范围策划了一场小仪式：由她自己主持，面向亲人以及同学，告诉大家，自己从个位数踏入“两位数”，长大了。
那年，女儿出生一个月，沉浸在初为人父喜悦中的我，突然接到报社指派，奔赴四川5·12汶川大地震灾区采访，那是地震发生当天。悲伤悲痛，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从没经历过地震，去了才知道可怕。碰到四川绵竹市汉旺小学数学老师黄生华，30岁的他，戴着口罩，步履匆匆。19名老师和228名学生，眨眼没了。
2018年4月24日，本报记者与汉旺小学黄生华老师重逢记者何晓刚摄
其实，第二次来采访是震后一周年。当时，凝聚着武汉人民的爱心捐款1025万，让异地重建汉旺小学破土动工。有爱，就有希望。
在汉旺，还认识了“可乐男孩”薛枭，一直保持联系。第二年，在成都薛枭的干妈宋跃玲家，薛枭用左手吃饭写字。面对我们，他脸上有笑容，但明显不甘。时光流逝，人在成长。眼下，薛枭快乐工作中。
地震后一周年，成都，可乐男孩的干妈家。面对本报记者采访，可乐男孩笑容中还是有些不甘记者胡义华摄
还有很多人和事。
命运改变了，悲伤也好，不甘也好，痛不欲生也罢，能做的，伴着岁月，逐步恢复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哪怕是慢慢的。我们不做那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如此，便是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