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军，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长聘副教授。
[摘要]碑志研究是中国中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迄今成果丰硕。近十年来，中古碑志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包括碑志所记祖先谱系的发现及建构过程的探讨，碑志中“异刻”即非正常刻写的确认及历史书写研究以及超越文字记载、从视觉视角考察碑志的政治景观效应等。与传统碑志研究相比，这些展示新动向的研究更为集中的致力于检讨碑志自身，使得碑志摆脱在金石学传统下作为史传附庸的地位，由此推动碑志研究从比较单一的史料考证转向细腻周全的史学分析。不过，新动向类研究施展场合受限且自身亦存“隐忧”，故不能取代传统研究。二者互为补充，方可将中古碑志研究推向更高层次。
[关键词]谱系建构；历史书写；政治景观；碑志；中古
碑石为学人所宝，可谓尚矣。早在汉代，石刻铭文即为史家留意，《汉书·艺文志》记《奏事》二十篇，纂集“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遂开“中国金石之学有著录之始”(1)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9页。。魏晋以下，学者渐据碑志进行职官、地理、人物、年代等的考订。宋代金石学兴起，作为金石重要构成之碑志亦备受瞩目，各种著录、摹写、考释、评述层出不穷。及至清代朴学大兴，在此激荡之下，学者们更加有意识地利用碑石证经补史，推动古代碑志研究达到顶峰。
一谱系的发现及建构过程之探讨
无论中古时期是否构成一个特殊的贵族政治时代，有一点都是可以肯定的，即士族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中占据极为显耀的位置。而作为构建士族门第、确认士族身份的婚宦二端，皆详见于各种官私谱牒，故从很早时期开始，刻于碑志的谱系便受到学人瞩目。学者或据以复原某一家族的世系构成，或借之观察士族的婚姻、仕宦。这些研究大多将碑志所记谱系视为史料，致力于探讨其所呈现的政治、社会状况，对于作为一种文本的谱系自身却没有深入分析。
譬如对于碑志所刻谱系与中古时期盛行的官私谱牒有什么联系，以往学者即罕有思考(4)叶昌炽、陈直曾有指摘，参见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14页；陈直：《南北朝谱牒形式的发现和索隐》，《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18～230页。。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5)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15年版。敏锐地注意到两晋南北朝墓志中大量存在着在特定位置、以特定行款格式书写的文字，这些位置包括志首、志尾(尾记)、志阴、志侧甚至志盖阴面，其行款格式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1.分段提行，前后有留白；2.特定的内容低格书写；3.特定内容之间有空格分开。这些文字也具有统一的书写规范和文本格式，如：1.只叙官爵不述行状；2.叙及母系世系，不仅表述郡望，且追述父祖官爵；3.所有子息全部收录，不厌其详。从这些特殊“志例”入手，陈氏判断这一时期墓志中那些位于特定位置并以特殊行款书写的家族谱系，乃是官私谱牒的直接抄录或经简单改写的节录，而引谱入志，以谱牒与志文互为补充，是中古时期墓志撰写的一种特定体例格式。
以上述发现为基础，陈氏进一步尝试推导和复原两晋南北朝谱牒，总结其书写格式、主要内容及基本特征：
1.谱牒按行辈分列书写，一人一列；先叙述父祖，再叙同辈，再及子女；同辈先叙男性，后叙女性，女性配偶低一至两格书写。父祖书写格式比较严格，每一辈另行书写；子女书写格式稍显随意；妻子父祖官爵及子女夫婿父祖官爵以双小字形式记注。
2.存在谱序。
3.世系追溯详近略远，祖辈一般只追溯到曾祖，个别历书有显赫历官的远祖。
4.最核心内容为官爵，家族成员、母妻外家及出嫁女子夫婿的父祖官爵都一一列入。
5.婚姻关系记载详尽，后娶之妻与再嫁之夫具有同等地位。
6.官爵婚姻外，还保留一些家族成员的其他信息，如子女年龄、家族成员卒葬地等。
按照这一标准，陈氏从出土墓志中辑存出232份(实为211份)魏晋至隋代的谱牒，使得湮没无闻的中古谱牒重新问世，大大扩充了原本并不丰富的中古史料。
关于北周重臣于谨家族的谱系建构，陈鹏曾有详细探索。在《嫁接世系与望托东海——北周隋唐虏姓于氏谱系建构之考察》(19)陈鹏：《嫁接世系与望托东海——北周隋唐虏姓于氏谱系建构之考察》，苍铭主编：《民族史研究》第12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8～191页。一文中，作者通过细致梳理于谨家族包括碑志在内记有祖先世系的诸文本之间的差异，判断于谨家族谱系建构先后经历了嫁接世系和望托东海两个阶段：西魏北周改复胡姓之际，将世系嫁接到北魏勋臣于栗石单之后；北周末年恢复汉姓，为维持家族地位、声望，仍维系这一嫁接成果，但在汉化背景下，另编造出虏姓于氏源出汉代东海于氏的故事，由此建构出本族与东海于氏的亲缘传承。
要之，与探讨北朝隋唐某一士族谱系建构相比，围绕某一家族谱系建构过程的探讨，更显具体而微。观察对象的单一与讨论时段的集中，使得这样的工作能够揭示谱系建构更为细致生动的一面。不过另一方面，正如尹、郭二文分歧所显示的那样，一方碑志的利用与否以及对碑志所记谱系认识的不同，均直接影响最后结论。而这两者恰恰又都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也就意味着，对于谱系建构的考察越是细致入微，其结论的不确定性或许也越大(20)除上述外，新刊马建红：《中古士族的谱系建构与北朝隋唐胡汉认同——以韦氏墓志的追祖方式为中心》(《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第163～169页)、陈伟扬：《中古彭城刘氏的谱系建构》(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9辑，第107～129页)、沈刚：《虚实相间：东汉碑刻中的祖先书写》(《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2期，第30～50页)等亦部分涉及碑志中之谱系建构，兹不赘述。。
二“异刻”与历史书写研究
无待赘言，碑志中的历史书写，相当一部分乃是被制造的历史虚像，故对历史研究而言，原本是一种妨碍。不过，虚像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撰者基于特定背景、特定意图的产物，明乎此，则虚像也可构成线索，引导学者探求历史实像。碑志的历史书写研究，就是循此虚像出发，追寻影响虚像生成的政治、社会背景。而经过这一视角转换，碑志研究某种意义上变为“碑志取径”的研究，碑志文本不再构成封闭自足的研究对象，其内容真伪的确认也不再是研究终点，而是变成新研究的起点。要之，对碑志历史书写的研究，不仅可以扩充考察范畴，碑志研究的意义亦因此放大。不过，正如史料批判研究存在诸如推测成分较多、“破”有余而“立”不足、质疑文本或有过度之虞等一样(42)孙正军：《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文史哲》2016年第1期，第37页。，碑志历史书写的研究同样存在这些隐忧，需要学者警惕。
三碑志的政治景观研究
以往对碑志的探讨，大多集中于其上的文字表达，偶尔触及纹饰，在此之外，历史学人往往很难措手。不过，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重视文字置身的物质载体及外在环境，由此揭示碑志作为景观，尤其是政治景观的意义。伊沛霞(PatriciaBuckleyEbrey)《徽宗的石刻碑铭》(43)伊沛霞：《徽宗的石刻碑铭》(PatriciaBuckleyEbrey，“Huizong’sStoneInscriptions”)，伊沛霞、毕嘉珍编：《徽宗与北宋时期：文化政治与政治文化》(PatriciaBuckleyEbreyandMaggieBickford，ed.，EmperorHuizongandLateNorthernSongChina：ThePoliticsofCultureandtheCultureofPolitics)，剑桥：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6年版，第229～274页。注意到北宋徽宗在全国各地的学校、道观广立御笔碑铭，且多以瘦金体写成，推测这是徽宗有意以独具一格的书法帮助他向臣民传道布政，而瘦金体之所以具备此功能，乃是因为瘦金体使得徽宗御笔碑铭更为个人化，由此碑铭关联的不只是王朝或官府，而是徽宗本人。在作者看来，徽宗的御笔碑铭不仅是一种艺术装置，还是一种政治装置，徽宗独擅的瘦金体则强化了碑铭作为政治景观的意义。
又，唐玄宗为诸妹御书神道碑，朱玉麒《鄎国长公主碑——御书刻石与文本流传》(45)朱玉麒：《鄎国长公主碑——御书刻石与文本流传》，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3卷，第247～262页。指出其亦具政治景观意义。文中，朱氏以玄宗御书睿宗女鄎国长公主之神道碑为例，推测玄宗为陪葬睿宗桥陵的诸妹书写陪葬碑，乃是为表达其宣扬兄弟姊妹同气连枝的政治理念而营造的景观，即将桥陵渲染为玄宗个人统治的纪念丰碑。亦即朱氏眼中立于桥陵的玄宗诸妹之陪葬碑，系和玄宗赐宅诸王、为兴庆宫楼阁题名“花萼相辉”类似，具有展示玄宗个人意愿的景观效应。而前者之所以具备此效应，关键则在诸碑为玄宗亲笔御书(46)皇帝亲笔书写的意义，亦见于皇帝诏敕。参见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4～188页。。
仇氏研究的重点在于探索碑石立、毁所附着的景观意义，孙英刚则注意到碑志文字改动可能引发景观效应发生改变。其《流动的政治景观——〈升仙太子碑〉与武周及中宗朝的洛阳政局》(50)孙英刚：《流动的政治景观——〈升仙太子碑〉与武周及中宗朝的洛阳政局》，《人文杂志》2019年第5期，第101～108页。一文指出，圣历二年(公元699年)立升仙太子碑，碑阴题名包括诸王、诸大臣及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且张氏兄弟题名位于碑阴上端居中的位置；及神龙二年(公元706年)相王李旦率僚佐重新“刊碑立石”，不仅增刻相王集团成员人名，还凿去张氏兄弟和武氏诸王之名；而伴随碑阴题名变动，升仙太子碑的景观意义亦发生改变——最初建立这一景观，是为了鼓吹武周政权的合法性；李旦的“修正”，则是中宗复辟后对武周政治遗产的否定；相王集团成员题名，还显示出追随相王的僚佐们试图借助这样一个宣誓性仪式，向府主呈上投名状。由此可见，一方碑志的政治景观不仅是流动的，同时还是多义的，时过境迁带来的新历史背景和新的政治干预的影响，可能会使碑志政治景观发生根本性转变。
如果不限于石质载体，碑志的政治景观研究似乎还可提及胡鸿对溪州铜柱的考察。在《从马援铜柱到溪州铜柱——文本与物质的交错互动》(51)胡鸿：《从马援铜柱到溪州铜柱——文本与物质的交错互动》，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3卷，第469～492页。一文中，对于旨在铭德纪功的溪州铜柱，胡氏指出马援铜柱的“发现”与模仿，唐代流行的立金属柱并刻铭纪功的风尚以及以天枢为最高代表的金属柱铸造和铭刻工艺，分别构成溪州铜柱得以铸造的知识背景和技术背景。在此背景下，作为马楚政权、溪州彭氏、五溪地区旧蛮酋三方斗争与妥协的结果，并得益于当地丰富的铜器资源，溪州铜柱被制作出来。由此，其铭文既有昭示马楚功德的记与颂，也刻有保证溪州尤其是彭氏权益的誓文。在胡氏看来，溪州铜柱乃是纪功碑与会盟碑的结合形态，兼具纪功和盟誓两种意义，而铜柱则是这种意义外显、传播的标识之物。
四结语
无待赘言，中古碑志研究中的上述新动向并非突然出现，在此之前，一些碑志研究已然显现类似取向。不过，这种取向在近十年的碑志研究中变得更为突出，且彼此激荡，形成一股不大不小的潮流。新动向的出现显示碑志研究出现新的增长点的可能，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其可取代传统碑志研究。事实上，从新动向能够施展的场合受限且自身尚存“隐忧”来看，后者仍将是碑志研究的主要构成。因此，依据碑志校史、补史的传统研究方法与通过检讨碑志自身发覆历史的新动向，二者乃是互为补充的：前者构成碑志研究的基础和起点，后者则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二者有效结合，方可将中古碑志研究推向更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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