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被誉为中国外交“三大马车”之一，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并驾齐驱，共同支撑新时代的中外关系。在更加重视“人”这一要素的后疫情时代，做好传统文化的对外译介，可为推进人文外交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传统文化是智慧之源
人文外交不是简单的文化问题，而是彰显中国传统和特色的大事。后疫情时代，无论是政治外交、经济外交还是人文外交，都会更加重视“人”这一主体要素。只有民心相通才能实现人与人的互信互助，只有“以人为本”才能互利共赢，共克时难。我国文化典籍中便蕴含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中国传统“亲诚惠容”的人文外交理念有别于西方国家更看重权力利益和宗教信仰的外交理念。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宝库，可以从中发掘智慧并为后疫情时代新外交理念、外交语言和外交原则的探索提供支持。
人文外交与“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一脉相承。“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重要内容，儒、释、道文化典籍中均有深刻的阐发，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天人合一”“万物共生”“兼爱与非攻”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中，主体为“国际—人类”，超越了西方国家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主体范围；其目的旨在共其忧乐、互利共赢。这一切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有着“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等传统文化基因。“和”乃和谐、和平之意，“合”为融合、结合与合作，“和合”即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取长补短、和合共生。
人文外交旨在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帮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促进中国融入世界。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观，以互利共赢为核心，视“天下为一家”，认为“天下事”是所有人和国家的事，应该同担当、共命运。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中国用行动诠释了大国担当，彰显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在后疫情时代，人文外交将更加凸显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源自我们的人文战略资源，其中传统文化是重中之重，不仅关乎人文外交，还关乎政治，影响国家权力和利益，是文化强国的源动力。
人文外交具有外交与人文的双重功能，目的是以沟通和交流的方式来构建一个和平、发展与合作的人类世界。在人文外交中，当凸显外交属性时，传统文化就成了人文外交的软实力，让人文外交锦上添花；当侧重人文属性时，丰厚的文化底蕴就变为人文外交的“信用”，吸引趋近与信赖。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这些均是我国新时代人文外交中润物无声的“甘露”。通过中外人文交流与互鉴，让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是塑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鲜明特点的重要推手。
对外译介助推“名片效应”
传统文化的对外译介本身是一种传播行为。语言与文化是中华文明的载体，传统文化中的语言文化元素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反映，因而传统文化的对外译介就成为整个人文外交的助推剂。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亦要突破语言障碍与消除文化误解，实现民心相通，民心相通则依托于语言与文化的融通。推进传统文化的对外译介，能帮助凸显人文外交的“名片效应”——人际交往中有意识、有目的地向交际对方表明趋同的态度和价值观，快速缩小心理距离，达成良好人际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也同此理，其核心思想是把受众国家视为与自己一体，恰到好处地打出国家形象之名片。
人文外交的“名片效应”涉及两种能力，即沟通能力和表述能力。前者体现为沟通交流的内容，关乎译介传播的选材主题，其中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则是译介的重点。后者体现为怎样讲和如何讲好的问题，关乎译介技巧和策略，要把握受众差异，运用多元化的传播媒介，让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传播得更远。除了政治家和外交官等正式讲话以外，还需要知名人士（如诗人、作家和科学家）的独特呈现以及其他参与者的“平民表述”。此外，对外译介还急需深入分析受众信息需求。如中国传统文化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是否还是他们的兴趣点？他们还想了解现在中国的哪些方面？比如党的十九大后中国有哪些新变化？新变化与传统文化关系如何？了解这些都需要进行译介学、传播学以及文化学等跨学科综合研究，借助译介提升外交效果，借人文助推外交，进而“化成天下”。
多措并举提升译介效果
在后疫情时代的中国人文外交中，不论是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渠道与环境、译介受众，还是译介效果的检验标准，都将发生新的变化。对外译介需要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包容互赏之心，文化译介不是为了求异比较，而是为了求同互通。
首先，优化译介主体，坚持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工作思路。在人文外交实践中提倡和推广人文，主张文明互鉴，注重学术界、文化传媒之间的互动往来。坚持政府机构赞助下的对外译介，强调译介主体的多元化，鼓励非官方的社会和民间力量参与，方便受众接受与理解。
最后，大力培育译介队伍，持续开展人文外交的可持续研究。首先，外交需要大量的译介人才。加强人文外交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合现有译介团队，将传统文化译介人才纳入国家人才需求计划，搭建良好平台；除了宏观的项目审批和资源分配以外，减少政府的微观干预，以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方式培育社会和民间译介力量，努力确保译介队伍的主体性。其次，对人文外交和译介传播的各要素开展可持续研究，包括中国传统文化译介轨迹、译介手段、译介效果以及译介机制与策略等；洞察中国传统文化译介的变异现象，以及不同译本与特定时代、社会文化和人文外交之间的复杂关系；借鉴人文外交先进理念，统筹编著中国人文外交史、人文外交国别史、传统文化译介史等，努力为后疫情时代世界人文外交提供新的范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传播学视阈下的藏族文化外宣翻译研究”（17XYY01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