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文献形式，因其突出的文物与文献价值而深受中外收藏机构的珍视。自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大量石刻及其他文物一同流出国境，散落于世界各地。正如罗振玉在《海外贞珉录》中所言：“尝闻我关津税吏言：古物之由中州运往商埠者，岁价恒数百万，而金石刻为大端。”其中，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东洋馆就藏有很多中国古代佛教石刻造像，有着极大的艺术与史料价值。
丰富的造像形式
第一，带舟形背光的造像。如TC-375菩萨立像，属石灰岩质地，建造于北齐天保三年（552）。长方形底座，四面镌刻铭文。造像通高2.57米，举身舟形背光，圆形头光与椭圆形身光及四周刻有莲瓣、蔓草及火焰纹饰，背光后面及侧面线刻有千佛坐像。菩萨修长，肩宽腰细，亭亭立于圆形莲台上。头戴宝冠，面相方圆，细眉秀目，小口薄唇。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结与愿印。帔帛掩住双肩，于腹前打结后垂至膝下，下身着裙，衣服轻薄贴身，衣纹线条简洁。此造像摆脱了北魏时期的僵硬与古拙，更加体现了菩萨的柔美与慈悲形象，展示出精湛娴熟的雕刻技法，实属难得一见的北齐造像珍品。
第二，不带舟形背光的造像。如TC-376观音菩萨立像，隋开皇五年（585）建造，属大理石质地，方形底座。造像通高3.02米，菩萨立于莲台之上，头披道巾，垂于肩后，面相丰满圆润，神态安详。上身披肩袒胸，下身长裙，轻薄贴身，微有褶皱。颈佩璎珞，悬至衣裙之上，复于腹部绕搭两边垂至腰下，背面亦然。遗憾的是，此菩萨造像双臂残缺，不过仍难以掩盖其雕刻之精美。
第三，龛式造像。龛式造像数量最多，共15件，全部建造于唐代，其中，TC-719与TC-775为单躯龛式造像，而其他为多躯龛式造像。如TC-775十一面观音龛，建造于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属石灰岩质，通高1.09米，宽0.34米，纵深0.13米。龛内立一菩萨，头顶有十面，自下而上三层，各为五、四、一面。腾腾向上燃烧的火焰纹形成尖顶舟形头光，头光两侧各有一舞动的飞天。菩萨发髻高束，额上整齐盘起，丝丝可见。面相饱满丰腴，双耳垂肩，细眉长目，神情安详。袒露上身，斜披圣带，披帛绕肩缠臂自然飘下。佩璎珞项圈、手镯等饰品，赤足立于束腰莲花宝座之上，右手上举持莲花，左手自然下垂持净瓶，法相庄严，精致细腻，颇具唐代遗风。
又如TC-720弥勒三尊佛龛，建造于武则天长安三年，整体呈长方形，高1.07米，宽0.73米，纵深0.16米。上方为饰有宝珠、莲花及飞天的菩提树盖，盖下弥勒倚坐于台座上，面目慈祥，神情自如。右手举于胸前施无畏印，左手掌心向下置左膝盖上，双足各踩一小莲台，两侧各有一蹲狮。主尊两侧为二胁侍菩萨，装束及身姿几乎相同，均为束发结冠，袒上身，佩戴璎珞项圈、臂钏、手镯等饰品，下着贴身薄裙，赤足立于莲座之上。
曲折的文物流向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佛教石刻造像十分精美，几乎件件都是珍品。这些佛教造像原本存于中国西安宝庆寺、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以及邯郸响堂山石窟等处，清末民初时被一些不法之徒贩卖劫掠，流出境外。近人周肇祥在《琉璃厂杂记》中对龙门石窟中随处可见的断手残足、支离破碎的石刻雕像慨叹道：“河洛之郊，近禁石像出境，外人因变计购佛头。于是，土人斫佛头置筐篮走都下，雕刻精者亦值百数十金。龙门洛阳山壁间法像断首者累累，且有先盗佛头，后运佛身，以其残缺，视为废石，不甚禁阻。抵都，再以灰漆粘合，售巨价。残经毁像，魔鬼时代不图于民国新创见之，可悲也已！”
宝庆塔局部
光绪十九年（1893），日本人早崎梗吉游历陕西，发现宝庆寺佛殿砖壁以及塔上所嵌精美绝伦的造像（原属光宅寺，明代因寺废而移入宝庆寺）后，艳羡不已，立意攫取，遂勾结主管人员，最终在光绪二十八年将最为精美的25件盗购入手，其中15件至今仍陈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东洋馆内。
1936年，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的永野清一、长岛敏雄非法“调查”响堂山石窟、天龙山石窟与龙门石窟，次年又前往大同云冈石窟。此类活动一直持续到1944年，共进行了八次，每次过后，总是伴随着石刻精品被肢解、盗凿，偷运出境。如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TC-737菩萨头部与TC-449如来倚像原存天龙山，如来坐像（未编号）与TC-408如来头部原存云冈石窟，如来头部（未编号）原存响堂山，TC-465菩萨头部原存龙门石窟。
重要的学术价值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中国古代佛教石刻造像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还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如建造于武则天长安年间的TC-718、TC-720、TC-767、TC-768、TC-769与TC-775，都刻有造像题记，因其供养人分别是姚元景、萧元昚、高延贵、韦均、李承嗣与德感，故又被称为《姚元景造如来三尊佛龛》《萧元昚造弥勒三尊佛龛》《高延贵造阿弥陀三尊佛龛》《韦均造如来三尊佛龛》《李承嗣造阿弥陀三尊佛龛》《德感造十一面观音龛》。武周时期存世的史籍相对较少，故这对于该时期的历史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具体来说，其文献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借此考查武则天造字。一代女皇武则天雄才大略，称帝后发起造字运动，创造了多个汉字，被广泛地应用在该时期的碑石刻辞中。《萧元昚造弥勒三尊佛龛》中有数个武则天所造之字，如“闻夫香风扫地”之“地”，原作“埊”；“宝花雨天”之“天”，原作“□”。《德感造十一面观音龛》“昌平县开国公”与“奉为国敬造十一面观音像一区”之“国”，原作“圀”。《韦均造如来三尊佛龛》“圣人之德”，“圣”原作“□”。
第二，纠正文献载录讹误。如《萧元昚造弥勒三尊佛龛》载于王昶《金石萃编》卷六五、董诰《全唐文》卷九八七、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卷一三二与《全唐文又再补》卷九。笔者以原石为据进行勘对，发现其存讹误：原石“粤以大周长安三年九月上五日”，而《全唐文》《金石萃编》《全唐文补编》《全唐文又再补》均误“上”为“十”；原石“弥勒下生”，而《金石萃编》误“弥”为“珎”（珍）；原石“六万仙人之供养”及“奉为七代先人”之“人”，《全唐文又再补》误为“生”；原石“前扬州大都督府、扬子县令兰陵萧元昚”，《全唐文又再补》误作“萧元春”；原石“留犊三江，还凫八水”，《全唐文又再补》误“八”为“入”；原石“雕镌就毕”，《全唐文又再补》误“雕”为“调”；原石“无边功德，即开方石之容”，而《全唐文补编》误“边”为“遏”，《金石萃编》与《全唐文又再补》误“即”为“既”；原石“希证恒沙之果”，而《全唐文又再补》误“恒”为“垣”。
《全唐文又再补》卷九《萧元春造弥勒像记》后注云：“日本细川护立藏宝庆寺石雕。转录自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实际上，此石现存东京国立博物馆，《全唐文又再补》之所以存有数处讹误，可能是作者据《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识读刻辞时因图片不清而致。由此可见，文献典籍中的石刻铭文或存有讹误，我们在利用这些资料时，首先考虑实物或拓片资料，避免人为抄录讹误。
第三，了解武周时期的佛教盛况。武则天称帝后极力扶植佛教，兴修佛寺，镌刻造像，《德感造十一面观音龛》便是在如此背景下建造的。德感，太原人，奉召入长安，充任翻经僧，深得武则天的信赖。作为武周时期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最高僧官，德感于长安三年为女皇建造长安光宅寺七宝台。造像记中，德感题衔“检校造七宝台、清禅寺主、昌平县开国公、翻经僧”，正印证了史籍记载的真实性。德感怀着“伏愿皇基永固，圣寿遐长”的愿望，不遗余力地建造七宝台，召集了大批当世技艺绝伦的画工塑匠参与其中，故所建造像个个精美绝伦。
武周时期是唐代佛教的黄金时期，在武则天崇佛的带动下，社会上造刻佛像、开窟凿龛蔚然成风。究其所发愿心，或为国为民祈安，如《德感造十一面观音龛》“伏愿皇基永固，圣寿遐长”与《姚元景造如来三尊佛龛》“上下平安”；或为先人尊亲、众生万物祈福，如《萧元昚造弥勒三尊佛龛》“为七代先人，爰及四生庶类”，这都体现了佛教对当时社会影响之深。七宝台造像作为盛唐时期皇家雕刻作品的典型代表，是研究当时佛教造像艺术及佛教发展状况珍贵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