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罗汉图》（左）和《十六罗汉像》（右）的部分展品摄影/谢田
作者观赏《菩萨处胎经》摄影/谢田
▌谢田
近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这是三年一度的世界博物馆界盛事，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也为此准备了一场盛大的展览——“京博寄托的名宝”（展期为8月14日至9月16日），其中有众多流传到日本的中国文物，非常引人注目。
国际博物馆协会是博物馆界最重要的国际学术组织。1946年11月，由美国博物馆协会会长C·J·哈姆林倡议创立，总部设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是国际博物馆行业的权威性代表。1983年，中国博物馆协会代表团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博协第13届大会，此后正式加入国际博协。上海还于2006年举办过第22届国际博协大会。
此次，借着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之机，京都国立博物馆系统梳理了馆内的寄托文物，并从其中请出139件文物来举办大展，让人们一窥京都文物之美。
北朝经书唐代传入日本
京都国立博物馆成立于1897年，是日本关西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博物馆。自公元794年到1868年，京都当了一千多年日本首都，市内古迹寺庙众多。很多寺庙拥有自古传来的珍贵宝物，但是缺乏保护文物的技术和环境，于是纷纷把文物寄托于京都国立博物馆，用于研究和保存。到2019年为止，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了一万四千五百余件文物，其中有六千四百多件是京都及周边府县的各个寺院寄托存放的。
《菩萨处胎经》是知恩院第75代住持养鸬彻定于1852年从奈良念佛寺购入的，更早收藏史可以上溯到江户初年的收藏家袋中良定（1552-1639年）。这件作品是世间手手相传最古老的经书，堪称传世极品，其书法是包含着隶意的北朝楷书，在20世纪初敦煌文书出土之前，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件北朝书法墨迹。由于其在书法艺术史上地位崇高，所以很早就在中国学界出名了，清朝第一代驻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年）、副公使张斯桂（1816-1888年）都专门来看过这件作品，并且题了跋文。现在通过考古发现，我们能看到南北朝甚至更早的书法墨迹，但是《菩萨处胎经》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依然无可替代。
除了书法以外，中国绘画也是日本自古就开始收藏的艺术品类。由于材质和战乱的原因，中国古画的收藏一般从宋代开始。本次特展上展出的最古老的中国绘画，是京都清凉寺收藏的北宋初年的《十六罗汉像》。这套绘画旧传是入宋求法的高僧奝（diāo）然，于公元987年带回日本，有记录说罗汉像于1218年被焚毁，但是现在通过研究，发现现存的罗汉像就是北宋的原作。不过记录可能也是对的，按照佛经，第十六罗汉应该是“注荼半託迦”，但这套罗汉图的第十六张是“尊者大迦叶”，说明这套本来是十八罗汉（十六罗汉加上阿难、迦叶二尊者），应该是火灾烧毁了两幅，剩下十六幅保存至今。这套《十六罗汉像》保存极佳，虽然有补绢补笔，但是无论背景、衣饰、人物都维持了原貌，是研究北宋绘画的珍贵一手材料。画上的松树，风格上接唐代壁画，下通北宋李成郭熙，岩石的皴法更是北宋晚期画家李唐“斧劈皴”的前身。由于《十六罗汉像》在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在日本也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绘画中窥见中国古代社会风貌
刚刚提到的画家李唐，也是这次特展的亮点。李唐（1066-1150年），字晞古，河阳三城（今河南孟州）人，是宋徽宗时的宫廷画家，1127年北宋覆灭后，他南下逃难，又成了南宋的宫廷画家，所以他的画是两宋之间的典型代表。李唐的作品日本也有，那就是京都大德寺高桐院的《山水图》。这是一对山水挂轴，旧传吴道子所作，原来被装饰在一幅元代观音的两侧。后来做艺术研究的时候，发现树枝上有“李唐画”的隐款墨书，终于判明了作者。由于是名家大作，也成为日本国宝级文物。《山水图》上山石的画法，明显就是李唐的“斧劈皴”，时代特征明显。再仔细看，发现墨色变化多端，笔法灵动，没有程式化的倾向，应该是李唐盛年所作，有可能是北宋晚期。北宋流行大立轴山水画，一对小挂轴的形式非常少见，这两件作品原来或许是一幅大立轴山水，破损后改成了两幅小挂轴。此外，画面上风景清幽，季节似乎有所不同，也有可能本来是四幅四季山水图，只剩两幅存世。
这次特展上还有一幅两宋之际的精彩作品：京都仁和寺的国宝文物《孔雀明王像》。古代日本皇室举办法会，以这张《孔雀明王像》为主尊，修孔雀经法，期望调伏天地的异变。这件作品是中国古代佛教绘画的巅峰之作，三头六臂的明王手持各种法器，端坐于孔雀背上的莲座之上，神态安详。绘画之精细，令人叹为观止，是北宋的风貌，但是画面上红绿色系的明显对比，又偏向南宋的风貌，综合来看很可能是两宋之际的作品，展现了当时人们平息乱世的愿望。
日本人有自己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偏好，所以日本收藏的中国古画，和中国本土的收藏颇为不同。很多日本流传的中国古画，在中国失传已久，客观上保留了中国艺术史的多样性，非常有研究价值。这次特展上有一套南宋的《阿弥陀三尊像》，看起来和日本佛画非常类似，画上的题记写着“四明普悦笔”，说明这是南宋时期浙江宁波的僧人普悦所画。四明是宁波的旧称，以前日本和宋朝做贸易，最重要的港口就是宁波。日本商人和求法的僧侣，从宁波请回了很多佛教绘画，其中大部分在中国已经完全看不到类似物品了。《阿弥陀三尊像》体现了南宋时期的净土教思想，画面上特殊的舟形光背用墨极淡，仿佛是一层淡淡的光环，佛像本身也用墨不重，绘画手法极其细腻。日本人最喜欢这种意境深远的中国古画，认为这是东亚艺术的巅峰之作，还能见证中日古代贸易史，所以将其评为国宝级文物。
要论日本流传的中国佛教绘画，最出名的是大德寺收藏的《五百罗汉图》。这套罗汉图是由明州惠安院的高僧义绍发起，周季常和林庭珪两位画师从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开始，用了十几年绘制而成。画风有两种，说明两位画师是各画各的，色彩更加华丽的是林庭珪的作品。
这套作品一共一百幅，每幅五位罗汉，还有一些侍从和其他人物，内容非常丰富。由于年代早，内容多，所以成了南宋时期社会风俗和宗教仪式的活化石。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回到南宋时期看到真实的样子，而《五百罗汉图》上面的衣饰、器皿、工具乃至建筑，全是南宋时期的，画得一丝不苟，其历史价值无可估量。《五百罗汉图》原来是由入宋的高僧带到镰仓寿福寺，经小田原城北条氏归于丰臣秀吉，最后由丰臣秀吉施入京都大德寺。原有的一百幅在战乱中丢失六幅，现存九十四幅，后来拿到美国展览的时候，被扣押了十二幅，所以日本还保留着八十二幅。
《蛤蟆铁拐图》（左为刘海蟾，右为铁拐李）京都国立博物馆提供
作者观赏南宋禅宗袈裟摄影/谢田
日本画家爱临摹“蛤蟆仙人”
这次特展上还有一件元代的释道画名品，京都知恩寺藏《蛤蟆铁拐图》。作者是颜辉，元代江西吉安人，善画释道及鬼神。《蛤蟆铁拐图》是两张大立轴，一幅是仙人刘海蟾，一幅是仙人铁拐李。绘画整体有仙怪气氛，但是细节一丝不苟。中国收藏元代绘画，多为文人画，这种名家的释道绘画是不可多见的珍品。《蛤蟆铁拐图》早在明代就已经流入日本，影响很大，很多日本著名画家都研究临摹过这两幅作品。到后来刘海蟾所代表的甚至成了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前几年日本的流行漫画《火影忍者》（Naruto）里就大量使用蛤蟆仙人的概念，获得了很大成功。
日本收藏中国文物，除了绘画之外，还有其他的门类，有些在中国已经完全无迹可循了，在日本还保留完好。此次特展有一个展厅是丝织品类的文物，其中就有日本寺院自古流传的中国宋元时代的袈裟和横披。
袈裟是佛教僧人的正装法衣。袈裟上有一个个格子，象征“福田”。不同的佛教宗派有不一样的袈裟，此次特展上有两件禅宗的袈裟，其特色是顶部呈一道曲线。第一件袈裟是京都正传寺的藏品，宋代兀庵普宁禅师（1197-1276年）所用。兀庵普宁东渡日本传法，其弟子东岩惠安开创正传寺，将祖师的袈裟保留至今。这件袈裟用精美的织法表现出华丽的牡丹唐草纹，在南宋的出土物里也常见类似的工艺，可以确认是南宋之物。另一件袈裟来自京都天授庵，其特色是有大量佛像和花鸟的刺绣，推测是水陆法会上使用的袈裟。这件袈裟用的刺绣方法叫“编绣”，常见于西藏的古代织物，元代时传入内地，所以这件应该是元代的作品，在13世纪晚期传入日本。
僧人穿袈裟时外覆于右肩的衣物，称之为横被。此次特展有一件“宝珠羯磨纹样横被”，京都仁和寺收藏，是11世纪性信法亲王（1005-1085年）使用过的法衣。横被的锦叫“准复样纬锦”，以前只在日本发现过，被认为是日本平安时代独创的工艺。但是近年以来，同样的织锦在辽代古墓大量出土，可见还是中国的工艺。这件横被很可能是辽代制造，然后通过商贸传入日本。
本次特展除了原产于中国的文物，还有一些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本文物，同样价值非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京都西住寺的“宝志和尚立像”。宝志和尚（418-514年）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传奇僧人，相传梁武帝曾经命画师为其画像，但就在画师提笔的时候，和尚面部忽然开裂，里面浮现出观音形象，让画师无法下笔。这件雕塑就是在表现宝志和尚显圣的一刹那，形象非常独特。这件作品是11世纪雕刻的真人等身像，当时中国正值北宋，宋太祖赵匡胤以欺负孤儿寡母获取政权，得国不正，对于正统性的说法非常在意，于是声称宝志和尚曾经预言过宋朝，并大力宣扬宝志和尚的信仰。这件作品应该是宋代这种信仰传入日本后制作的，现在中国已经没有宝志和尚像了，只有日本的古物见证了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