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观点|民族】喜饶尼玛、杨陈冠杰：民国汉文史料中的喜饶嘉措
【关键词】民国佛教；喜饶嘉措；西藏高僧；汉藏文化交流
【第一作者简介】喜饶尼玛，男，藏族，四川炉霍人，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藏族历史。
【中图分类号】B949.9
【文献标识码】A
正文
一、“内典精通”力促汉藏文化交流
藏传佛教高僧喜饶嘉措因其渊博的学术造诣而声名流芳边疆、远播内地，在促进汉藏文化沟通、交流方面贡献卓著。
（一）学问渊博，学生涉及西藏高层
喜饶嘉措从21岁到52岁的30多年，是在西藏度过的。他曾在三大寺学经讲经，除培育佛门弟子外，西藏各世家子弟也多受教于喜饶嘉措。民国期刊在介绍喜饶嘉措时说，“现时西藏政教首长，亦多半出其门下，泰山北斗，众望所归，一致奉为佛门的巨擘”。他的学生“遍及西藏上层和三大寺之中”，如阿沛·阿旺晋美、索康·旺钦格勒曾担任过噶伦，赤江·洛桑益西·旦增嘉措成为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经师，洛桑桑布是蒙古格西，更敦群培是藏族著名学者等。
此外，当时还有不少“四川、西康、甘肃、青海以及内地佛僧及西藏文化历史研究者都拜其门下”。如，1934年，黎丹以中央监察委员兼青海藏文研究社社长名义，组织“西藏巡礼团”，“以半官方身份赴西藏”。其最终目的是“为在西藏学术界广交朋友，进行民间联络活动”。1934年秋，黎丹、杨质夫等一行抵达拉萨。黎丹与喜饶嘉措“在哲蚌寺相互切磋宗喀巴大师的著述，杨质夫被介绍为喜饶嘉措的直传弟子，列于门下”。“黎丹与杨质夫由喜饶嘉措辅导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广论》等”佛教典籍，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喜饶嘉措佛学造诣极高，表明在他“崇高学术地位与声望下，汉藏文化交流的初步渠道，终于开通”。
（二）内地授课开讲，促进文化交流
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病逝后，西藏地方局势错综复杂。少数亲帝分子到处制造混乱，企图分裂祖国。“争权夺利的西藏上层集团中一些亲英分离分子污蔑喜饶嘉措为‘亲汉分子’，给他扣上‘校勘大藏经擅自妄加伪造词句’的大帽子。”分裂分子的言行在喜饶嘉措内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引发大师从小形成的汉藏文化必须沟通、必须交流的心事”。正值西藏巡礼团进藏，喜饶嘉措的学识使黎丹、杨质夫等人赞叹不已，并萌发了请他到内地讲学的念头。
《边疆通讯》曾记载了内地人对喜饶嘉措的评价“造诣湛深、望孚僧俗”。《蒙藏月报》介绍喜饶嘉措时说：“喜饶氏学识精卓，为西藏首屈一指之学者。”《国立中央大学日刊》多次刊登报道，对喜饶嘉措的学术实力和影响给予高度肯定，“喜饶嘉措先生为现代西藏佛学之名宿，黄教之权威，对于佛学研讨湛深，而于藏文藏经，亦寝馈功深”，“喜饶嘉措先生为西藏有名学者，对于西藏之文学哲学及佛法，皆有精深之研究，其道德人格，素为藏民所宗仰。”太虚大师曾说：“喜大师在西藏佛法研究上，修持上，是一位藏中很有地位和权威的老格什。为近来内地在佛法上有信仰和研究者，无不众所知识。”
1936年，蒙藏委员会和教育部出面，这位才学兼备的西藏学者被邀请到内地国立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讲学，主讲西藏文化。1937年元月，喜饶嘉措在黎丹和杨质夫的陪同下，抵达南京。
喜饶嘉措与民国政要多有往来，从当时的报道可窥一二。“南京三十日专电：西藏大格西喜饶嘉错三十日午后三时五十分偕黎丹，观巴塞格西格桑嘉错，秘书杨质夫，李春先，赴蒙藏会谒吴忠信时，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参赞马鹤天亦在座，晤谈甚欢，对世界宗教问题及沟通中藏（汉藏——编者注）文化等问题，亦多谈及，至四时半辞出，教育部长王世杰，政院政务处长何廉，蒙藏会委员长吴忠信等，定三十一日晚七时，假励志社设宴为喜饶嘉错及其随员洗尘，邀戴传贤，叶楚伧，陈果夫，邵力子，罗家伦，诸氏，及金大校长陈景棠等作陪。”
此外，喜饶嘉措也提到汉藏需要“真诚的友谊，实心的互助，真正的联合”。在为汉藏教理院演讲时提出：要把汉藏两地的经论互相迻译沟通“汉文的要典都应该译成藏文，同时藏文要籍也应该翻成汉文”，以供“研究资粮”沟通汉藏感情。1938年11月26日，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在日记中，高度评价了喜饶嘉措对汉藏文化交流的贡献：“今日应喜饶嘉错之宴。此君为西藏佛学专家，去年予在教部时曾聘其来内地各大学讲学，以疏通中央与西藏之隔阂；近复为参政会参议员。为人甚通达，识大体；在内地虽仅一年，对于中央与西藏关系之增进，颇有裨益。”
（三）传播藏族文化，推动双向互动
民国年间，喜饶嘉措在内地时，不仅传授宗教文化，还传播藏族文学；不仅参与高层次文化交流，还潜移默化影响内地各族同胞了解西藏。虽然喜饶嘉措一生中写了许多著作，“那些手稿由于两次火灾，几乎损失殆尽”，但从现有史料中依然能发现喜饶嘉措在内地传播藏族文学的史迹，为汉藏文学交流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卢前教授与喜饶嘉措因同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而相识，通过交流民族诗歌而结下深厚友谊。“卢前不止一次拜访过喜饶嘉措，聆听这位博学多识的藏族良师益友讲授西藏诗歌”，并且通过作诗来回应，表达他对喜饶嘉措甘冒生命危险传播藏族诗歌、弘扬民族文化、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敬意。
1943年2月，《民族诗坛》刊发了四首“喜饶嘉措造、卢前译”的诗作：
复兴关应
诏命颁行全世界，经四百六十七年。正法流传何伟大，赞叹廿六朝汉天。
右第一章
中兴曾此示威仪，八瓣莲芯练汉师。十万健儿皆战士，浮图圣地藻良时。
右第二章
万千威武气熊熊，建国鸿谟信有功。□□庄严兴上国，狮王战阵胜尤雄。
右第三章
福运如元合汉唐，亦能电战赴沙场。不难杀敌全吾土，定使旌旗趋万方。
右第四章
重庆集祥瑞金刚须弥复兴关以诗友卢冀野先生请录：
中华民国三十年二届参政会开幕日喜饶嘉措识
喜饶嘉措造
卢前译
卢前《复兴关答赠喜饶嘉措》一诗，可推断出曾与喜饶嘉措交流互动：“师时为吐莲华舌，启我雕龙绣虎心。不待微言传四海，发挥忠爱即潮音。”此外，卢前的《即席赠喜饶嘉错》也能说明与喜饶嘉措接触较多，宴席畅饮对诗交流：“师徒青海至，慷慨赴艰危。饲虎惊神勇，留鞋示德机。苇航当有日，牢补未为迟。愿领流沙众，同来大夏支。”
民国时期，有杂志推荐卢前《民族诗歌论集》一书时说：“边疆民族语言文字虽与内地汉人殊异，政教典制与夫利用后生之物庸有不及，而其文学（尤其诗歌）没有超绝之造诣，论者且以为民族愈原始愈纯朴，而其诗歌亦可见凄心动身。”而卢前“于西藏蒙古青海及苗胞之诗歌，均仅能作概括介绍”，可知卢前是明白喜饶嘉措藏文诗歌意象表达的。
可见，喜饶嘉措为汉藏文学交流所做的努力。
二、“刚直不阿”为国家民族建言
喜饶嘉措曾说：“我这个人说话不会拐弯抹角，因为我没有顾虑。我是佛门弟子，佛教是我的生命，我个人没有其他私念。”因为胸怀坦荡、内性刚直，一心为边疆稳定、汉藏团结大义，所以没有私念小利，说话从不会拐弯抹角。因此，喜饶嘉措敢于直言的性格特征也深深印在了时人眼中，不少政要高层对喜饶嘉措印象深刻。
1937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向蒋介石推荐喜饶嘉措，称其“经学渊源、素负重望”。有新闻报道，“西藏格西喜饶嘉错氏于本月（五）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时三十五分，由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氏陪同晋谒蒋委员长，并恭呈西藏土产品数色致敬，计今日随往晋谒者尚有监察员委员黎丹氏，蒙藏委员会藏事处长孔庆宗等，晋见时由喜饶氏秘书杨质夫君任翻译，蒋委座对于西藏政教近情垂询颇详，并对氏此次不惮跋涉万里东来讲学，慰勉有加，旋即辞出。”1939年1月11日，吴忠信的日记谈到“午后偕喜饶嘉措等谒见蒋委员长并告达赖转世经过以及青海治边之计划颇有可采之处”。此后，吴忠信与喜饶嘉措接触愈多。1939年5月24日，“上午与喜饶嘉措格西谈话。彼此所见相同，又聘喜饶为蒙藏委员会名誉顾问，彼此谈话有四小时之久，留午饭。喜十分满意。”
在政府高层眼中，喜饶嘉措是敢说敢言的，特别是面对蒋介石这样一位“世界各国领袖之中脾气最坏的一人”，也不卑不亢。喜饶嘉措在多次会议、不同重要场合往往语惊四座，掷地有声。喜饶嘉措曾就国民党的边疆民族政策有所批评，他指出“西藏问题不能得到完满解决，主要原因是中央不了解西藏内情，而自以为非常了解，便铸成今日之局面”。
尽管喜饶嘉措个性刚直、话语犀利，但政府首脑对其依然十分倚重，认为他是个“颇有见解”的人。在抗战最困难的1943年，仅5月至11月半年内，蒋介石日记手稿就4次提到喜饶嘉措，记录了蒋介石与喜饶嘉措的见面。“1943年5月9日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一、见西藏代表，决定对藏方针；二、见喜饶嘉措，决令其入藏宣慰。”5月10日，“正午宴喜饶嘉错大师，商谈彼入藏任务与对藏方针。彼劝余以金刚态度，菩萨心肠处之，颇有见解。”5月11日，“发喜饶嘉错入藏经费”。11月3日，“加喜饶嘉错以名衔派赴西藏”。
1947年，甘肃夏河县拉卜楞寺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去世，国民政府特派喜饶嘉措前往致祭，并慰问甘南地区藏族僧俗群众。
1947年4月25日，喜饶嘉措致信蒋介石，认为热振被捕背后其实是英国人作祟，认为此时“亲华派之处境当极困难，若不予以援助则三大寺等亲华派之信心将丧失”。我们从后来的情况分析，可以认为是喜饶嘉措的信使蒋介石对西藏发生的事引起高度重视，蒋对喜提出的治藏意见是一直信任的。蒋介石因此立即要求保密局郑介民拟定解决方案。第二天，郑介民提出甲乙两个方案，其中甲方案以军事威慑为主，派飞机发放藏文传单，让青海与西康的军队大举进驻边界地区，并派大员接替沈宗濂的职务。乙方案则提出让沈宗濂迅速返藏，监视西藏地方摄政达扎，并让中央军队相机入藏。由此可见，喜饶嘉措有关藏事意见之分量。
除蒋介石、吴忠信外，在其他民国政要日记中，也可见喜饶嘉措个性直爽、敢于直言。陈果夫在1940年6月15日的日记里提到，喜饶嘉措对其言说：“边民有不知中央为何物，甚至有询问中央几岁者。此可见吾人对边民宣传及联系工作实在做得不够！”此外，王世杰日记也提到喜饶嘉措的个性直言，不介人情，全为国家大局：1942年11月4日，“今日午后喜饶嘉措来谈西藏事。彼谓驻渝之西藏代表阿旺坚赞与罗桑赞喜等均为不识大体且为怂恿西藏执政当局反抗中央之人。且谓蒙藏委员会吴忠信过信此等人，一味与之敷衍，殊为失策。”
喜饶嘉措的提案立足时下大事，建言考虑长远，言语精准、丝丝入理、态度诚恳，竭尽个人的心力，促进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团结一致，并加强边疆与中央的联系，爱国之心溢于言表。有资料记载：“第一届参政会，喜饶嘉措即被选为参政员，代表西藏，靖献国是，六载以来，蝉联未替，对于政教各方面应兴革事宜，时有建议，所有团结宗族振兴佛教之卓猷宏议，尤多为总裁所嘉许，政府所采纳，其于国家民族之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三、“护国精诚”坚持反帝反分裂
面对当时西藏错综复杂的局势，从喜饶嘉措对当时西藏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态度看，其爱国立场是鲜明的。从西藏到内地后，喜饶嘉措的态度和立场依然坚定，尽力号召蒙藏同胞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喜饶嘉措的爱国护国之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对他而言，爱国不单是口传笔录的情感流露，更是亲历风雨的实际行动。
喜饶嘉措此行亲赴甘青各地、各寺宣传抗日，号召蒙藏同胞共同抗日救国，甚至深入边远牧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使边疆民族增强了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对同仇敌忾、抗日救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支持。1940年，国民政府为表彰喜饶嘉措功绩，册封其为“辅教宣济禅师”，授大小银印2颗。
抗战日趋激烈之时，也是英美帝国主义对西藏地方觊觎之时。1942年7月，在美英帝国主义的直接操纵下，西藏地方当局公然成立了所谓的“外交局”，妄图脱离中央管辖。喜饶嘉措倾心内向，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如他在与教育部长王世杰谈到西藏事务时，就充分表达了自己的心情。1942年11月2日，王世杰“午后晤喜饶嘉措氏，与谈西藏事。彼谓对藏不可徒尚敷衍与姑息，藏人内向者实占多数；执政者之一部分，则不免反对与中央妥协”。1943年10月7日，对于西藏问题，“惟据喜饶嘉措语予，藏政府人员虽多不愿中央势力再度伸张于西藏，藏地民众则多数愿与中华民国为一体，不愿分离。”同时，也道出了喜饶嘉措的影响力量。1943年5月12日，“今晚予再向蒋先生申述，主张速派喜饶嘉错赴藏……喜饶嘉错如赴藏，或可警告西藏当局，使不走向与中央决裂之途径。”
戴新三《拉萨日记》中，对喜饶嘉措入藏事宜有所记录。1943年6月9日记载：“午前，据吴三立云，最近喜饶嘉措曾有电分致喇嘛噶伦及索康，谓蒋委员长对藏局震怒，西藏为宗教计，宜采用和平方法解决困难。”6月10日记载：“据吴三立云，喜饶嘉措致喇嘛噶伦及索康之电曾提出民众大会讨论，决议电阿旺坚赞调查蒋委员长震怒情形，及该电系喜饶自发，抑系中央授意？”实际上，当时国民政府内部的绝大多数共识，对于西藏问题，军事只是一种威慑手段，必须与政治及宗教手段配合使用。因为这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国民政府因“抗日”之需，根本无力或不愿调动军队，补充给养和经费，用战争来解决西藏问题是很难付诸实践的。
结语
民国时期，喜饶嘉措不仅是佛学造诣湛深的高人，更是汉藏文化交流的学人；不仅是不顾个人安危劳瘁弗辞的铁人，更是敢于诤言直谏的能人；不仅是胸怀民族大义的藏族人，更是护国精诚的中国人。喜饶嘉措不是枯坐佛堂、皓首穷经的僧人，他在西藏时对帝国主义势力觊觎西藏深感忧虑，力主与中央政府加强联系。喜饶嘉措无疑是增强汉藏交流的重要关系人，为联络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强化民族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和周总理称誉他是藏族中有学问的人，是爱国老人。”习仲勋等同志撰文评价喜饶嘉措“是应该受到人民尊敬的爱国老人，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一位诤友，是宗教界朋友学习的好榜样”。今天看来，喜饶嘉措应该称得上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先行者之一，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的表述者，更是维护国家主权的践行者，其事迹将永远为后人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