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遗物。高104、宽85、厚21厘米，底有榫，其座铁。造像略有残损。碑阳雕刻佛龛两层，上方为蚀流苏的帷幕，幕下并列三个尖拱龛。中间龛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主像为善跏跌坐弥勒；右侧龛一立佛二弟子二菩萨；左侧龛一菩萨二弟子二菩萨。以菩萨为主像的佛龛，在龙门多见于孝明时期，魏字洞较多。下层亦并列三尖拱龛，三龛界以二树，造像合为一铺。主像是七佛，相间以胁侍菩萨。惜两层龛造像头部均残。龛下中间一炉，左右各一狮子，两侧为供养人像。左侧供养人供手半跪，旁刊榜题：“供养主常进世”；右侧供养人长跪，双手擎长柄熏炉，旁刊榜题：“供养主李思贵”。造像碑左右侧耳龛各一执杵力士。右侧耳龛上方有两层小龛上层一佛二弟子，未雕完，仅刻出造像轮廓；下层一佛二菩萨，主像施无畏印，结跏跌坐于迭涩方座上。
碑阴刊造像题记。略云：“今佛弟子常岳等，谓之四毒之分段，五荫之画疾，遂率邑义一百余人，寄财于三室，托果于婆娑，磬竭家珍，敬造石像一区。
该造像碑当立于龙门附近的寺院中。造像题记中还有“遂临伊阙之左，断石岭之西，镌圣容一躯”云云，可见与龙门石窟有密切关系，造像也颇多相似之处。
造像题记为魏碑体，刚健遒劲，似龙门二十品中的元详、一弗、道匠诸品。
北齐-造像碑
此碑吸胡人、饿鬼、天神等诡异图像，是《维摩诘经》记载的佛下观耕、鹿乳人、舍身饲虎等佛传故事。
唐-景云二年造像碑
唐代景云二年造像碑共有两座，该造像碑阳龛内阿弥陀佛著通肩式袈裟，结跏跌坐于覆莲束腰须弥座上，通高1.2米。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胁侍，皆立于仰覆莲束腰须弥座上。观世音髻上刻化佛，手提净瓶，大势至髻上刻宝瓶，手持摩尼宝珠。阿弥陀为西方净土世界（极乐世界）主佛，与观音，势至二菩萨统称“西方三圣”。
唐总章元年造像碑
四层造像，分别是一佛二菩萨二天王、七佛、博山炉、狮、供养人、天王等。
隋-石狮
高96厘米。除双耳略残、左侧上下犬齿残缺外，整体形象完好。该石狮蹲坐，昂首挺胸、颈毛形成规律化、图案化的螺旋形，颈胸两侧各有一道浮雕装饰
纹，形似云气。狮尾浮雕在狮腚背上。这件既追求写实效果，而又保留夸张变形装饰风味的艺术表现手法，正是汉魏石刻艺术向唐代艺术过渡的时代特征。
东汉-石辟邪
汉魏六朝石刻中的精品,1992年出土于洛阳市孟津县老城乡油坊街村，重7.8吨，高1.9米，长2.97米，宽0.9米，青灰色，石质细密坚硬。辟邪呈奔走状，昂首怒目、张嘴吐舌、长尾曳地、头上有角、两侧生翼、浑身筋腱，十分威猛。1993年进入洛阳市博物馆后就一直被作为“镇馆之宝”。
北魏-持剑石翁仲（高3.14米，出土于北魏敬宗孝庄帝）
1976年出土于北魏孝庄帝的静陵，这尊石翁仲由整块石头雕刻而成，高大威武，身材比例适当，姿态端庄有力，有威武之风，身上衣纹刻画比例亦简洁流畅，充分体现出早期石刻艺术雕刻手法追求概括洗练之特色。该翁仲笼冠，夹领，短襦，裙服，双手按剑，目视前方，立于长方形石座上。
这尊石翁仲由整块石头雕刻而成，高大威武，身材比例适当，姿态端庄有力，有威武之风，身上衣纹刻画比例亦简洁流畅，充分体现出早期石刻艺术雕刻
手法追求概括洗练之特色。该翁仲笼冠，夹领，短襦，裙服，双手按剑，目视前方，立于长方形石座上。
元-石翁仲
元朝名将察罕帖木儿墓墓前翁仲头戴莲花之束冠，身着圆领朝服，足踏云头履，造型古朴自然，是元代陵墓石刻中很少见的一例。
唐-石蟾蜍
唐武周时遗物，1980年于唐代洛阳上阳宫遗址出土，高51、长96、宽71厘米。保存完整，石蟾蜍当为宫殿建筑或苑囿的排水设置，形似蛤蟆，嘴巴张开，腹中有孔，头肩部位有浮雕加阴线刻的凸眼和双角，造型敦厚，形象奇特。
北宋-二十四孝画像石棺
张君墓石棺，1958年修建洛孟公路时于孟津县送庄公社张盘村西北下坡处出土，石棺，前高1.30、后高1.04、前宽1.10、后宽85、长2.20米。棺盖及棺身用二块青石雕成。棺盖上部正中刊刻墓志铬。志额篆书“洛阳张君墓志”六书，二行，行三字。下为志文，现在除“崇宁五年四月二十日”数字依稀可辨外，其余志文全漫漶不清。崇宁为北宋徽宗年号，崇宁五年当是西元1106年。棺盖正面棺楣高耸，与陈列在洛阳石刻艺术馆的洛阳岳家村出土的北宋陶棺相似。
元-菩萨造像和唐-观音菩萨造像
唐代观音菩萨造像头戴宝冠、上有坐佛、圆润丰腴，左手持净瓶下垂，右手执莲花上举。
唐代石雕天王和胡商，天王造型威猛，神态飞扬，极具夸张和动感！胡商毡帽高卷，翻领大衣，五官生动，肢体语言丰富。
元圆融大师塔铭
由沙门法洪撰文的《故释源宗主宗密圆融大师塔铭》，高73厘米，宽77厘米，共26行，满行26字，其内容记述了慧觉在蒙元时期主要佛事活动。慧觉（
－1313年）凉州人，俗姓杨，西夏高官的后代，精通显宗和密宗，融会华严圆融之旨，一生致力于弘扬佛法，其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大约在蒙古国时出家为僧，修道于贺兰山云岩慈恩寺，法名慧觉，主修密宗和禅观，为西夏遗民重刻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作序等。第二，慧觉来到洛阳，从龙川修习华严，对法性圆融的理解已达到极高的境界。后留居白马寺，协助龙川修葺释源，并随大师去大都从事校经，被授“宗密圆融大师”号。第三，慧觉受永昌王延请和奉太后诏，多次到凉州等地进行佛事活动，弘法建寺，教化民众。在此期间，慧觉出任河南僧录和洛阳白马寺第三任释源宗主，辑录《华严忏仪》。慧觉的活动为蒙元时期佛教传播和白马寺的兴盛起了积极作用，促进了西北和中原佛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当时享有较高的声望。所以《塔铭》这样评价慧觉“学究方等兮道贯圆融，殊途交骋兮独踽厥中。生不累有兮死不沉空，叶落归根兮体露金风。铭贞石兮閟幽宫，惟德音兮昭无穷。”
唐张说墓志并盖
张九龄撰文，书法家梁升卿书丹，卫灵鹤刻。1999年秋出土于河南洛阳伊川县吕店乡万安山南麓袁庄村。墓志为青石质,近方形。志文隶书32行,满行33字,共936字,有浅线界格。张说,两《唐书》有传,一生历武周、中宗、睿宗、玄宗四朝,三为宰辅。《全唐文》卷二九二录有张九龄撰((张说墓志》文,与出土墓志略有区别,根据志文可校《全唐文》之讹误。
西晋韩寿墓表
墓表为石质圆柱形，现仅存中间一段。高1.13米、直径0.33米，上下两端各雕一道缠绳纹，石柱上下有沟漕圆弧线。表铭横于石柱上端，刻字四行，行五字，隶书。中间两行书曰：“侍骠骑将军，南阳堵阳韩”，两旁两行泐损，但残存有笔划，依残存字形和史载韩寿生前官爵以及卒后追谥，全碑文应是“晋骠骑将军，南阳堵阳韩府君墓神道”，共二十个字。书体承汉魏风格，颇近《西狭颂》，结构疏朗，笔划俊逸，波磔浑敛，并有缪篆笔意，为西晋书法艺术中之杰作。
石经幢唐代经幢呈柱状八面体，七面梵文，一面汉字。
石经
银鎏金宗喀巴像：清代，高74.1cm，故宫博物院移交。宗喀巴是伟大的佛教思想家，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开山祖师。塑像面廓柔和，肩背浑圆，衣纹简洁，金属色彩鲜亮，体现出清廷作品的特色。宗喀巴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藏传佛教大师，他原名罗桑扎巴，宗喀巴是对他的尊称，宗喀在藏语中是指今天他的出生地青海省湟中县，宗喀巴翻译为汉语就是“宗喀地方的人”，位于今天青海湟中县的塔尔寺就是在宗喀巴大师出生地建造起来的。作为伟大的佛教思想家，宗喀巴大师一生谨守佛教戒律，在传法弘道的过程中创立了藏传佛教格鲁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黄教”，到目前为止，格鲁派仍是藏传佛教的第一大教派，而且藏传佛教两大灵童转世体系得一世达赖和一世班禅都是宗喀巴大师的座下弟子，由于他对藏传佛教的伟大贡献和众多的弟子信众，他在藏传佛教被称为第二佛陀。
这件银鎏金宗喀巴造像体型硕大，铸造、鎏金、錾刻、镶嵌等工艺都极为精湛，宗喀巴大师头戴黄色通人冠，身着僧衣，手结说法印，端坐与莲台之上，一副慈祥而安宁的姿态跃然于人们眼前。这件造像基座的下缘有“大清乾隆年敬造”的刻铭，表明这件造像是清代皇室礼佛的佛像，材质又选用珍贵的黄金和白银，极为珍贵。
鎏金铜观音：清代，高90cm，故宫博物院移交。塑像面相方圆，衣纹流畅，装饰自然，姿态优美，神态悠然，为汉式风格造像，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观音面相方圆，神态慈祥，衣纹流畅，装饰自然。右手置右膝上，左手置于身旁，姿态优美，神态悠然。为尼泊尔风格造像。观世菩萨亦称观世音，在古代，它和地藏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并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大菩萨。这尊观音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反映观音在普陀洛伽山讲经说法的姿态。这件造像体形较大且坐姿较为罕见，又出自于宫廷，极为珍贵。
正始石经，曹魏正始二年，高75.4厘米、宽50厘米这件石刻作品是曹魏时期的“正始石经”，在介绍正始石经之前我们要介入一个概念“太学”，太学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所传习儒家经典的高等学府，在校人数最多的时候有三万多人，它始建于东汉，历经东汉、曹魏、西晋三个朝代约300余年，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乱曾一度荒废，曹魏正始年间，魏文帝曹丕恢复汉太学，并命令手下工匠把儒家经典《尚书》、《春秋》刻在石碑上，立于太学讲堂西侧，供学子传习、描摹、校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方正始石经碑文中的每个字都有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所以正始石经又叫做“三体石经”。正始石经和东汉的熹平石经以及唐代的开成石经是我国历史上的三大石经艺术。
三彩灯：唐代，高45.5cm，1987年洛阳市吉利区出土。由座、柄、盘、盏四部分组成。座为圆形覆盆式，上帖宝相花和力士，柄为圆竹状，上下饰小圆圈纹和凸弦纹，盘浅腹，平底，其上置仰莲，盘中有盏。它欣长挺拔，造型周正规矩，装饰丰富绚丽，不加油点燃已是光彩四射。此为洛阳考古首次发现，极为珍贵。这盏灯分为盏、盘、柱、座四部分。灯盏非常精巧，内外施彩釉，堆塑于莲朵之中，盛开于承盘之上。承盘圆弧上仰，仿佛一只彩色的浅盆。承盘下方衔接灯柱,为圆竹状，饰小圆圈纹与凸弦纹，其柱身色彩艳丽，而且上下两端刻意绽开莲瓣装饰，瓣瓣交映对称，逼真形象。底座为圆形覆盆式，外壁贴宝相花和力士纹饰。整体外形欣长挺拔，造型周正规矩，装饰丰富绚丽，不用加油点燃，已是光彩四射。
三彩莲花灯平稳美观的造型，凝练纯熟的技法，兼之吸收佛教的艺术内涵，可以说，是中国美学与佛教思想的融合，是吸收移植佛教文化后的创造，也是中国陶艺的又一次发展。这盏唐三彩莲花灯用高品质的高岭白土制成。胎呈白色，完美的衬托釉色。在施釉时，艺人独具匠心，用含有不同着色剂的釉浆，在胎面按图案的设计要求，在不同部位巧妙地搭配起来。仔细观察这盏莲华灯的色彩，可以清晰地看出它的釉色不是随意为之。灯盏与承盘是由黄绿白均匀布着，褐黄莲瓣置于其间，灯柱呈墨绿，间露褐色，而盆座则以浓重的绿为底，其间黄白点缀，整体协调柔和，斑斓绚丽，呈现出一种富丽堂皇的雍容气度，成为后代的宋三彩，辽三彩，明清时代的颜色釉和釉上彩的典范。
褐釉白斑龙柄执壶：唐代，通高27、口径11、腹径64、底径9.2cm，1962年洛阳北窑出土。敛口，短颈，圆肩，深腹，浅圆足，壶的肩部有一龙首短流，两侧有对称龙首形曲柄，龙口紧衔口沿。同时肩部附帖两个对称的小罐，并各饰有一力士形象。除壶的底部外，通体饰以褐釉，间饰不规则灰白色斑釉，壶造型独特，做工精细，是研究唐代花釉磁器不可多得的珍品。唐代是我国瓷器烧造的发展高峰，创新出许多釉色和制作工艺，为北宋时期各种釉色瓷器的烧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件是唐代的褐釉白斑龙柄执壶，它敞口、短颈、丰肩、平底。流是一个兽首，柄是龙的形象，并且龙口衔在口沿。执壶的肩部还装饰了两个对称的小罐，整个作品造型端庄大气，是鲁山段店窑典型风格的代表。
三彩载丝驼：唐代，高81cm，1963年洛阳关林出土。骆驼昂首嘶鸣，背垫黄、白、绿花毯，双峰间搭兽面驼囊和丝绢。这头载丝驼再现了中亚人到中国内陆经商满载丝绢归途中的真实情景，也是当时中西方文化交流盛况的实证。
三彩黒釉马：唐代，高73cm，1981年洛阳龙门安菩墓出土。这匹黒釉马膘肥雄浑，造型矫健有力。黒釉马极为少见，是难得的珍品。马能役善战，又较易驯养，在古代军事、农业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这匹黑釉马膘肥雄浑，造型雄健有力。黑釉马极为少见，是难以寻觅的珍品。
这件三彩黑釉马，四足停立，头颈上昂，眼视前方。全身黑色，唯马面、鬃、背、尾、蹄为白色，间施酱黄色花斑，马鞍鞯为绿、黄、白三色相间，背垫褐色釉的革带为饰，革带系绿色或棕色的圆形骑马浮雕垂饰15枚。在唐三彩中实属罕见，是文献中“龙种神驹，四蹄踏雪”的艺术再现。并且膘肥雄浑，造型雄健有力，鞍鞯俱全，马头低俯，作嘶鸣状，体态雄健，气势雄伟，色泽质感及姿势神态均取得了力与美的和谐统一，华丽的装饰与黑色相配更加显得醒目明快，处处都透出一种内在的、真实的美。
这件黑釉马在造型上遵循着“圆方圆”的传统构成法则，它四足停立，头小，领长，膘肥体壮结构准确，骨肉均匀，色彩纯正。马的身体看起来很肥壮，但腿部细小，着力于肌腱和骨骼的表现，正是这骨与肉的变化对比，使得它浑圆而不臃肿，矫健而不失俊雅。完美的造型，高贵的气质，体现了泱泱大唐帝国的风范，是唐代艺术美的典型洛阳出土的这黑釉马反映了唐人对美的理解与感悟，成功地诠释了古典现实主义艺术的真谛。唐代艺术家不仅以高超的技艺和饱满的热情，创作了跨越千年而不朽的艺术佳作，而且还将大唐盛世的欣欣向荣凝固在了永恒的瞬间。
乳钉纹铜鼎：夏代，高22.5mm，1975年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爵长流，尖尾，束腰，腹底椭圆形。有半圆形鋬，三足细长、外撇，腹部一侧有五枚横排乳钉。由于体型较高，加之流尾距离较长，因而产生一种舒畅、洒脱之感。是我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青铜器之一，当为稀世珍宝。这件乳钉纹铜爵，前有长“流”，后有尖“尾”，流口上有一对伞形短柱，腹部束腰，平底，下有细而高的三足。长流和尖尾的造型，主要为了使它平衡，有了长流，重心不稳，于是加一个尖尾，达到平衡，又对称美观。铜爵整体造型舒展空灵，如同凌空飞翔的鸟雀，反映了作器匠师的聪明巧思。它的器身一侧附有称之为鋬的把手，而另一侧装饰有五颗乳钉纹。乳钉纹铜爵由此而得名。乳钉纹是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也是青铜器上的最早纹饰。它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酒器，在文物界享有“中国第一爵”的美誉。它常常作为我国最早的青铜珍品出国参加各种文物展览，是一件弥足珍贵的国宝文物。
白釉双龙尊唐代，高44厘米，腹径22.5厘米。盘口、细长颈、瓶状身，二龙口衔盘沿，尾接瓶肩，呈双耳状立于瓶口两侧。双龙尊出现于隋代，盛行于唐代，主要流行于东都洛阳一带。唐代双龙尊造型优美，庄重大方，线条圆润丰满，是难得的艺术珍品。
蓝釉双龙瓶唐代，高32cm，1998年洛阳偃师唐恭陵衰皇后墓出土。瓶盘口，长颈，鼓腹，平底，肩部浑圆，肩部两侧延伸出两条龙形手柄，瓶口处两条龙对视而衔。造型简练大方，线条优美流畅。它通体施单色蓝釉，釉面均匀，釉色沉稳，犹如温润的美玉，幽暗深邃、高贵典雅，是蓝釉器中的上乘之作。
这件双龙瓶通体使用的是非常罕见的蓝釉，这种釉色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钴。当时，钴主要产自波斯一带。古代中国，没有发现天然钴土矿。河南固始县出土了一件春秋末年的蓝白两色琉璃饰品。电子探针成分分析，发现蓝色琉璃的着色剂就是钴，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所发现最早的钴蓝。到了唐代，钴蓝釉料是唐朝政府派外贸使者从波斯一带用重金、茶叶、丝绸、古陶器等购买或者等价交换获取的，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由于钴蓝原料稀缺，唐代的陶器中，蓝釉器物就显的异常珍贵，施蓝釉的器物非常稀少，全蓝器物则往往被称为极品。等级制度森严的唐代，能够享用这种釉料的陶器作为随葬品，墓主人身分必定高贵、不同凡响。唐代的陶瓷器是钴蓝运用的大成时期，这一时期工匠们开始把钴蓝釉料单独运用于陶瓷器中，为以后瓷器中钴蓝釉料的使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泥塑人面像北魏，残高25cm，1980年洛阳市偃师永宁寺塔基出土。北魏皇家寺院永宁寺于北魏熙平二年完工。寺中心有标志性建筑永宁寺木塔，这座木塔共九层。据《水经注》记载，木塔高四十九丈，折合成今天的尺度为136.7米。但在永熙三年，也就是公元534年，这座佛塔不幸毁于雷电所引起的火灾，大火持续燃烧了整整三个月，昔日高耸入云、宝铎和鸣的佛塔就这样灰飞烟灭了。原本供奉在永宁寺木塔中的佛像也随着佛塔的覆灭而毁于一旦。这件泥塑佛面像则是永宁寺塔基遗址中出土最精美的一件，它原本是一躯完整的佛的立像，但经过大火的洗礼，佛像不仅只留下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这些部分，而且原有的彩绘也损失殆尽，但这些却丝毫没有影响她的美丽，每当我们看到这件妙像庄严的佛像，瞬间会心生欢喜。她的两个嘴角微微上扬，这个笑容是如此的神秘而又美丽。佛家的圆融、宁静、慈祥和大度尽显无余。道家思想认为，大圆若缺。如果说残缺也是一种美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相信，是这场大火为这件佛像带来了涅槃，也恰恰是这场大火，使这件造像重新焕发出迷人的魅力，巧然天成。
白玉杯曹魏，高11.5cm，1956年洛阳市涧西区曹魏正始八年墓出土。这件白玉杯称得上该时代难得的玉器珍品，由和田玉材雕琢而成，玉质温润洁白，通体光素无纹，曲线流畅优美。是三国时代推崇的简朴生活风尚的生动写照。现藏于洛阳博物馆的曹魏白玉杯，堪称难得的玉器珍品，这件玉杯玉质温润洁白，是选用珍贵的和田白玉雕琢而成。造型呈圆筒状，底部呈圆饼状，通体没有任何装饰，它通高13厘米、口径5厘米。加工工艺十分高超，曲线流畅优美，抛光细腻润泽，虽然没有任何装饰，但显现出超凡脱俗的大气。器形也是标准杯的器形，还原了一只酒杯的本质。这于它，正合适。因为质地的极端精美，以至于任何过分的雕琢，反会折损它的美。如同绝代佳人，浓妆艳抹，反掩其国色。曹魏时期的玉杯，目前全国仅此一件。
错金银铜鼎战国，高16.5mm，1979年洛阳市西工区小屯村地下窖藏出土。盖、身合成扁圆球形，盖作拱顶，正中有带小圆环的铺首卧钮。附耳，短流，三首蹄足。全身饰错金银四瓣花、三角云纹和柿蒂纹。器身小巧玲珑，纹饰对称和谐，是珍贵的青铜制品。这件青铜鼎盖、身相扣，形成独特的扁圆球形。它鼓腹、三蹄足；鼎口上方铸有两只方形附耳，两耳之间有少见的中空上翘的短管流；在鼎盖正中的衔钮旁，铸有一对栩栩如生的鎏金蟾蜍。
这件青铜鼎以金银作为装饰。战国中期以后，鎏金、错金银等工艺广泛流行。其中，错金银工艺是指，首先在铸造青铜器时，表面留下凹槽，然后在凹槽内嵌入金银丝片，捶打牢固；再用厝石打磨，使器物的表面光滑平整，达到严丝合缝的地步，青铜和金银纹饰的色泽交相辉映，映衬出瑰丽的图案，以此图案的装饰效果。这件错金银铜鼎以它独特小巧的造型，精美华丽的装饰手法，呈现出与前代青铜器全然不同的面貌，与有着狞厉之美的殷商青铜器相比，它的精巧，它的华丽带给我们清新活泼，生机勃勃的时代气息，那流动的云、那饱满的花，无不显得气韵生动、华美自然。这件错金银铜鼎纹饰图案对称工整，嵌金银对称和谐，装饰华丽，造型玲珑独特，堪称战国时期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美术品。
叔牝铜方彝西周，高32.6cm，1960年洛阳郊区小李村出土。其盖作四面起坡屋顶状，脊有方形钮。通体满饰半浮雕兽面纹和凤鸟纹，有铭文3行12字：“叔牝赐贝于王姒，用作宝尊彝”。郭沫若认为“此器当为武王或成王时这器”。铭文中的“王姒”是“文王之妃太姒”，“叔牝当是文王之子，武王、周公之弟成叔武”。叔牝方彝出土于洛阳一个高等级西周贵族墓葬中，纹饰精美，造型古朴。分为器盖和器身两部分，器盖为四面起坡的屋顶，器身为长方形、鼓腹，整个器物装饰有云雷纹、兽面纹、凤鸟纹及扉棱等，器身带明显的弧度，是西周早中期青铜器珍品。
这种腹部带有弧度的方彝极为罕见，目前也仅存陕西出土的折方彝、洛阳出土的令方彝和荣子方彝及叔牝方彝4件，遗憾的是令方彝和荣子方彝流失海外，分别收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和芝加哥美术馆，国内仅有折方彝和这件叔牝方彝，极为珍贵，因此，无论是铭文所承载的历史信息还是凝重华美的造型，还是珍惜程度，叔牝方彝都堪称珍贵无比的青铜珍宝。
兽面纹铜方鼎西周，高36cm，1977年洛阳北窑庞家沟西周墓出土。长方形，直腹、立耳、柱足，四面及腿上部均饰兽面纹，云雷纹衬底，突出王权的威严。纹样精细流畅，可谓西周青铜器精品。这件方鼎直腹，立耳，柱足，腹部正中和腿的上部铸有粗眉大眼的饕餮纹，四角和每面正中都有突出的扉棱。
在装饰技法上,它采用了浅浮雕和高浮雕的交相使用；它通体以细致的云雷纹做陪衬，更显示出了饕餮纹的狞厉之美。站在它的面前，一种不可动摇的情势使人油然而生。您看它那粗壮的四柱足，似乎任何力量都无法将它推倒。特别是它腹部那醒目的浮雕饕餮，巨眼凝视，阔口怒张，那夸张的双目，在青铜色泽的衬托下平添了一种清冷沉寂的神秘感，仿佛在静止状态中积聚着无限紧张的力量，一瞬间就要迸发出凶猛的咆哮。这件极力表现狰狞恐怖的饕餮纹方鼎仿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遥远的充满宗教气息的年代，在那祭祀烟火缭绕的宗庙里,钟声锵锵,鼓声隆隆.象征国家王权的九鼎依次排列，从而达到天地人神间的沟通，让人得到上天和先祖的保佑。饕餮纹铜鼎以其“雄都定鼎地，势据万国尊”的崇高气势，展现着那个如火烈烈的时代精神和拥有者的王者之尊。
母鼚铜方罍商代，通高50cm，肩宽33cm，1963年洛阳北窑出土。器体呈方形，盖及盖顶为单脊四坡屋顶状，直口、圆肩，斜壁深腹，圈足，肩侧及下腹有对称的兽形环钮，正背两面肩部饰有浮雕兽头，方罍纹饰繁缛，云雷纹地，上下分为三层。盖及颈内壁均铸有铭文“母鼚”。罍是用以盛酒的器物，这件方罍由盖、腹两部分构成，盖子成四面起坡的屋顶状，内有铭文“母鼓”，据考证是商代母氏族与鼓国通婚的物证。肩部两侧有附耳及环，纹饰分三层，衬底的是云雷文，云雷文上装饰有兽面纹、蕉叶文、夔龙纹等，腹部前后还装饰有高浮雕的兽头。
这件方罍是商代晚期的器物但出土在洛阳东郊的西周贵族墓地，应该是西周贵族在参与灭商时的一件战利品。商代晚期青铜方罍目前发现的数量较为有限，尤其像这件母鼓方罍铸造精湛、纹饰繁复、器形硕大更是不可多得，这件方罍不失为一件商代晚期的青铜珍宝。
方格纹铜鼎夏代，高20厘米、口径15.3厘米，底径10厘米。鼎是中国古代文化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成语当中的“鼎立天下”、“定鼎中原”，都代表着政权的更替和建立。三代时期，鼎是用来烹煮肉食和盛放肉食的锅子，在奴隶社会，只有身份高贵的贵族才能食肉。所以在古代，鼎是青铜器中地位最高、身份最重的代表。这件青铜器于1987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鼎，号称“华夏第一鼎”，堪称国之重宝。这件鼎收口、圆腹、平底、锥状三足，沿上铸二环形立耳，腹饰不规整的方格纹。该鼎合抱模铸风格，端庄规整，但略显稚拙粗糙，纹饰图案具象朴素。
白釉黑花鸭戏纹梅瓶宋代，高42.8厘米，口径3.1厘米，底径10.5厘米。小口短颈，上腹略鼓，下腹渐收，小平底，周身施白釉，绘黑彩，肩部饰花枝，腹中部有开光，内饰双鸭戏水纹，开光外绘牡丹花纹，这件文物具有浓厚的民间艺术风格。
嵌粘绿松石龙形器夏代，长64.5cm，1987年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3号基址南院贵族墓出土。绿松石龙形器出土时位于墓主人骨架之上。龙巨头，卷尾，以白玉为眼，以绿松石和白玉为鼻梁，龙身略呈波状，中部起脊，由2000余块形状各异的绿松石嵌粘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cm，厚度仅有0.1cm，其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的龙形象文物尤其是绿松石龙形器中十分罕见，堪称中华第一龙。该龙的发现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七孔玉刀夏代长65厘米二里头遗址出土体型硕大玉色莹润。通体抛光。刀体上方靠近刀背的地方有7个等距离的圆孔，近两端有刻画的网状斜线装饰，两端有对称的锯齿，玉刀的刃部并不锋利，厚度仅0.1厘米。这件玉刀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最大的玉器，不仅线条加工流畅，抛光也极为考究，是当时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代表，也是主人权利和地位的象征。
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夏代二里头遗址出土近似盾牌形，两侧各有穿孔钮，用以固定在织物上。凸面由许多不同形状的绿松石小片粘嵌在青铜器牌上，排列成饕餮纹，这是已知用绿松石镶嵌成饕餮纹的最早青铜器。精心磨制的绿松石小片互相吻合，非常精巧，历经三千年未见松动，更无散落，足见其镶嵌技术之高超。
形态各异的三彩骆驼，有的嘶鸣、有的前行、有的跪卧、有的驼载着货物，好像让人回到了古时的丝绸之路……
镇墓兽源于古代传说中的方相神，是山川精怪，有驱除邪恶的法力。镇墓兽在初唐时期塑成人身蹄足，到武则天时出现兽身、鸟翼、蹄足，有兽面或人面两种。因其造型奇异可怕，加上光怪陆离的釉彩，在坟墓这种特定环境中，会使人有恐怖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