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献中常常以三代指称夏、商、周，我国这一时期的文明不论在物质方面、制度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都有开创性成就和相当发展，中华文明迎来了第一个高峰，为后来更高水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充分说明，我国在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各个时代的古代文明发展成就上都走在世界前列，我国先民在培育农作物、驯化野生动物、寻医问药、观天文察地理、制造工具、创立文字、发现和发明科技、建设村落、营造都市、建构和治理国家、创造和发展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
图为春秋时期的云纹铜禁，通高28.8厘米，器身长131厘米，宽67.6厘米，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器身为扁平长方体，上部中间为一长方形平面，中空无底，粗细不一的铜梗，如编织中国结一般，筑成铜禁禁体的朵朵“云彩”。禁身四周，攀附的12只龙形怪兽有序排列，它们曲腰卷尾，探首吐舌，把嘴巴伸向禁体中心，形成群龙拱卫的艺术造型。禁体之下，有序蹲伏着12只虎形异兽，张口吐舌，托起禁身，构筑起铜禁的庄严、神圣。河南博物院供图牛爱红/摄
距今大约4000年左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建立，偃师二里头遗址被广泛认为是夏朝晚期的都城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爵，高约15厘米，细长的窄流与微微上翘的尖尾，形成了均衡的对峙；腹部一面横列五枚乳钉作为装饰，一侧还有把手；器身下部有三条细长的锥足。整件铜爵棱角分明，身材修长，是时代最早、器型优美的青铜器典范。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发掘以来，发现大型宫殿遗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以及多座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和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从出土的铜渣、坩埚碎片和陶范残片来看，早在4000多年前的夏代，我国就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青铜铸造业。逮至商周，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始终在中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安阳殷墟、西周洛邑、东周王城成为我国都城文明的代表，中华元典文化主要从这里诞生，礼乐文化主要在这里完备。
图为商代时期的兽面乳钉纹铜方鼎。河南博物院供图
商周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繁盛时期，多样的青铜文化在中国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中国的古代文明在这个时期开始了从多元向一统转化的进程，从而形成了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的中原青铜文化系统，周边文化的中原化进程也从此拉开序幕。1974年出土于郑州张寨南街的兽面乳钉纹铜方鼎，是商王室的祭祀重器，其年代之早、体量之大、铸造之完善、保存之完整，堪称中国古代青铜器之典范。该鼎为多范分铸而成，四壁错落有致装饰着饕餮纹和乳钉纹，器物整体呈现出庄严肃穆的宗庙威仪。鼎是中国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器物，有烹煮肉食、实牲祭祀和宴飨等用途，随着国家在中原的诞生，历史又赋予了“鼎”新的文化内涵——权力的象征。《左传》记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图为春秋时期的莲鹤方壶，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河南博物院供图牛爱红/摄
公元前11世纪周朝建立，以“天下之中”的洛阳作为东都成周，继承了夏商王朝的政治遗产和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青铜礼器为载体的完备的礼乐制度。莲鹤方壶，1923年出土于新郑郑公大墓，通高117厘米，重64.28千克。壶身为椭方形，颈部两侧装饰了两条回首观望的龙形怪兽构成双耳，腹部四周四条翼龙仿佛正在缓缓向上爬行，底部两只张口吐舌、侧首回望的卷尾兽承托器身。上层盖顶装饰有怒放的双层莲瓣，中央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被郭沫若誉为“时代精神之象征”。春秋时期，旧的礼制迅速崩坏，新的观念逐步形成，作为国之重器的青铜器由浸润浓厚的宗教色彩转而追求清新自由、轻松活泼的风格，器型由厚重变得轻灵、造型由威严转向奇巧、纹饰也趋于写实生动，冲破了商代以来青铜器皿神秘威严的造型风格，莲鹤方壶生动体现了这一变化。
夏、商、周三代政治中心长期位居中原，由于夏、商、周王朝的强大政治、军事和文化影响力，中原地区的文化要素不断向周边地区传播，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圈，生活在这个文化圈的人们，逐渐完成了心理上和文化上自我认同的过程，“夏”、“华夏”、“中国”的观念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