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事故几乎是这支乐队命运的隐喻：他们差一点在悬崖边车毁人亡，侥幸逃出生天，在被生活摧毁之前，赶上了下一场演出。
文|张月
编辑|张跃
35岁
刺猬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赵子健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35岁玩不动摇滚乐。」这支乐队的三位成员，他，鼓手石璐和贝斯手何一帆都出生于1983年——去年，2018年，他们35岁。
现实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赵子健的判断。从2005年到2014年，他们平均一到两年出一张专辑，紧跟其后的是宣传和巡演，一轮热闹之后归于沉寂，然后再写歌，再出专辑，再巡演，他们出了七张专辑，这样的循环，走过了七次。
这个过程并不是螺旋上升，而是逐渐变成一个疲惫的死循环。他们希望自己的歌被更广泛的人群听到，但他们看到的事实是，不管到哪儿巡演，台下始终就那么两三百人，有时甚至更少，何一帆向《人物》描述那种感受，就是「突破不了，再怎么折腾也就这样了」。
在35岁到来之际，他们决定再做一张专辑。如果没有意外发生，这张名为《生之响往》的专辑将是这支摇滚乐队的最后一张专辑，也是他们成立13年后最终的结局。
赤瞳音乐主理人、刺猬多年的好友李青是那张专辑的制作人，回忆起整个录制过程，李青印象最深的全是争吵，石璐和子健吵，子健和李青吵，一帆劝着架……吵完架，不同的组合蹲在录音室外的过道上抽烟，烟圈散在空气里。
专辑一共11首歌，前十首都写完开始录音了，最后一首还没有歌词。几乎是在录制的最后，子健才交出了这首歌，在此之前，他扔了60多版。歌名很特别：《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以下简称《火车》），几乎每一个音符散发着大结局的气息，「我那些烂曲，流窜九州……在宿命身后，不停挥手，视死如归仇，毫无保留……」最后是那句如今真的传遍九州的「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2018年年末，知名乐评人耳帝在回顾这一年最值得听的50首华语歌曲时，将这首歌排在了第一位，称它「暗无天日又光芒万丈」。
但刺猬还是一副随时都可以散伙的架势。
巡演时唱完歌，子健会在台上说：「演完这轮，就他妈散了。」他们的排练依然很少，偶尔接个演出，「但是没有一个下一步，估计也扛不了多久了。」石璐忙着给女儿挣奶粉钱，同时还兼任另一支乐队的鼓手，微博上都是那支乐队的演出日程，刺猬的越来越少。一帆按时上班、下班、和朋友打球。子健又去上班了，还是当程序员。他想着，刺猬解散之后，自己也不打算再组新的乐队了，他想着攒点钱离开北京，去个小城市买个小房子，结婚生子，有闲的话就写写歌——关于未来，这是他能想到的很好的状况。「20到35岁，这应该是创造财富的年龄，完了你都扔这里（摇滚乐）了，完了你拿着那几张唱片，没人听，也没钱，什么都没有，你未来也不知道在哪儿，最后真的就是你不能说后悔，但是也不想再继续了。」子健说。
年底的一天，石璐在微博上收到了《乐队的夏天》的邀请，看到「综艺」两个字，直接删掉了。后来，节目组辗转找到了他们，双方见面聊了一下。罗兰是《乐队的夏天》中负责刺猬的导演，她记得沟通时，刺猬的诉求很简单，就想把《火车》唱了。「想的就是让这首歌能被更多的人听到，人留下来留不下来都无所谓。」石璐说。
第一期节目的录制定在2019年4月，在那之前，刺猬的状况看上去还在变糟。
他们的排练室被强制退租。石璐一直不喜欢地下室的那股臭味，但排练室被清空时，她还是难免伤感，那个地方是刺猬的窝，现在，窝没了。他们换到了一间地上的排练室，子健调侃道：「在地下室排练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终于走向地上。」
几天后，他们参加了《乐队的夏天》第一期的录制，唱了《火车》，节目播出后，这个随时准备迎接大结局的故事彻底改变了走向。
「北京超新声」
那是一个打口碟盛行的年代。那些在美国卖不出去的唱片，被打口销毁，以「塑料废品」的名义被运来中国，碟片上有少许切口或损伤，但绝大多数歌曲都能正常播放，在北京的音像店十块二十块就可以买到一张。中国的年轻人们在这些CD里认识了U2、枪炮与玫瑰、地下丝绒、Nirvana、SonicYouth……完成了关于摇滚乐和乐队的启蒙。
2000年之后，北京高校开始出现一大批个性鲜明、曲风多样的摇滚乐队，几乎每所高校都有那么两三支乐队。「那时候是一团火。」子健说。在北航读书的他组的第一支乐队叫「失控体」，玩的是「愤怒而暴躁」的音乐，词曲全由他一手包办。当时子健比现在瘦很多，不爱说话，顶着一个爆炸头，站在台上戴着墨镜扯着嗓子吼：「释放一些热量，让我燃烧，让我膨胀，我仇恨昨天，我需要理解。」（失控体《炸弹》）
「没有人听你说话，心里有话只能对自己说。所以玩摇滚乐可能最开始就是为了发泄，发泄不满，发泄不快乐。」子健说。这些不快乐总能在舞台上找到释放。他形容在舞台上的感觉，「像发疯似的」，有时候弹吉他弹得满手是血，他都毫无知觉，指甲最后都磨没了。
不同于子健，石璐出生于一个家教严格的北京家庭，母亲是少年宫老师，父亲从事建筑行业。父亲对石璐冀望甚厚，在她四岁时，父亲花了6800块在前门买了一架钢琴，当时家里一共只有7000块钱的存款。那架巨大的钢琴被小心翼翼地摆进了他们18.5平米的房子里,四个脚上的包装盒都不敢拆，怕受潮。
可是石璐不喜欢弹钢琴。她在外边玩得正疯的时候，母亲叫她回家练琴，她个子小，得在屁股底下垫两个垫儿才能艰难地够着琴面。练琴的日子太苦闷，她曾逮着少年宫的老师问：「您知道钢琴是谁发明的吗？我想把那个人给杀了。」
上初中以后，石璐开始打鼓。好友肖靓曾与她一起在少年宫管乐团学习打击乐，她告诉《人物》，也许是得益于钢琴的训练，石璐有着很好的乐感，练鼓也刻苦，很快就当上了乐团的主力。石璐自己形容打鼓带给她的成就感很像打游戏，「这个游戏我玩得好，我爱玩，越爱玩，玩得越好。」
考大学之前，石璐父亲带石璐去中央音乐学院拜访被称为「中国打击乐」之父的刘光泗教授，请他指点。刘的妻子见多了找他的学生和打鼓的场面，但听过石璐的鼓声，她说了一句：「这小姑娘打得不错啊。」后来，石璐去参加清华大学夏令营的考级，拿了第一名。
轻松调频DJ李源是石璐的校友，也曾在一支乐队中担任鼓手。他看过很多次石璐的现场表演，印象极深，「她那鼓声一出来，你就知道是对的，那就是高级的鼓声。她不是非要追求最好最炫什么的，但她永远是最对的那个。」
后来，一次演出，在中国传媒大学读书的石璐帮子健打过一次鼓，子健一听那个鼓声，就知道是自己想要的。他力邀石璐加入自己的乐队，但石璐在母校有自己的一支乐队。好友肖靓记得，几乎没有任何纠结和考虑，石璐离开了原来的乐队，决定加入刺猬。「她喜欢赵子健写的歌。」肖靓说。
石璐当时的男友并不看好她的选择，觉得赵子健那套不过是对国外摇滚乐的简单模仿，「他就觉得这乐队不行，我就觉得这乐队一定行。」两人为此爆发了很多次争吵，很快分手。石璐心里埋下了一个心结，后来写了一句歌词，「我要组世界上最好的乐队，冲破所有的诋毁。」
2005年，赵子健、石璐，再加上贝斯手朱博轩组成了刺猬乐队。几乎是同时，在北京交通大学读书的一帆和朋友组了「怪力」乐队，李青在北理工大学和张守望、李维斯组了CarsickCars,她还有另外一支乐队叫Snapline,主唱是来自清华，当时清华还有一支更为著名的民谣乐队，名叫「水木年华」。更早一些，Joyside、哪吒、赌鬼、后海大鲨鱼等这些后来在地下摇滚圈赫赫有名的乐队都已成立——为区别于成立于90年代、以新裤子、清醒、地下婴儿等乐队为代表的「北京新声」，这批成立于2000之后的摇滚乐队被称为「北京超新声」。
子健对刺猬的阵容感到十分得意，时隔十几年，他近乎自嘲地回忆起自己当时的少年心气：「那时一切还没开始，一张专辑还没出，我们都挺有野心的，觉得自己没准儿能做成世界上最好的乐队。」
石璐给肖靓看过一张照片，当时，她打鼓打得浑身湿透，笑得特灿烂，一侧头，被人抓拍了一张。「那是她组乐队初期的所有状态，就是特别累，但是特别开心和满足。」肖靓说。
24小时摇滚聚会
2006年，子健和石璐大学毕业。在北航的毕业演出上，刺猬表演了新专辑中的《柏油公路》，那是石璐最喜欢的一首歌，唱完之后她把鼓槌往上一扔，趴在鼓上大哭。在表演之前，他们刚刚在一场演唱比赛中被淘汰，评委无法欣赏他们的音乐。石璐一边哭一边难过地想：「我们这东西这么好，什么时候才能被人发现呢？」
同年，美国人MichaelPettis在北京五道口开了一家名为D－22的酒吧。
Michael是一位北大金融学教授，被戏称为「中国摇滚乐的白求恩」。在1980年代，他曾在纽约开过一家叫做Sin的摇滚俱乐部，SonicYouth乐队和音乐家约翰·佐恩在尚未成名时都在那里演出过。关于创办D－22的初衷，Michael在早年接受采访时说：「10年或者20年后，全世界都会了解到北京的这一代乐手，他们中很多人会藉由我们提供的这个尽可能鼓励他们发展自我才华的场所，一举转变成为杰出的音乐家。」
乐队的年轻人们终于有了舞台，派对开始了。
D－22的大厅是个长方形的空间，像一节火车车厢，车头是方形的舞台，比地面略高一点，四面墙被涂成暗红色，挂着乐队们的照片，过道里安放着一架破旧的钢琴。老板把大部分钱花在了音响上，以至于没钱弄洗手间和电力系统，演出过程中，洗手间经常漏水，电线也常常被烧断。
为了照顾周围的学生来看演出，D-22的门票定价很便宜，三十块钱一张，当天的门票收入大部分会分给表演的乐队。2007年初，刺猬在D－22做了第一场演出。演出之后，Michael追出来，塞给子健几百块钱，是那天全部的酒水钱，他热情邀请刺猬在两周之内回来演第二场。子健特别惊讶，「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认可。」
接受《人物》采访的乐手们形容D－22时，几乎都会频繁提到一个词——乌托邦。「不是我们故意要营造一个乌托邦，因为除了那儿没别的地儿可以去了，也没有其他地方能让我们演出。」张守望说。
张守望记得，每个周末他和李青背着沉重的演出设备到D－22，后来老板干脆把钥匙给了他们。大家身上有使不完的精力，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把自己的音乐做好。一帆的乐队也在那里演，他记得一开始都是乐队看乐队，但慢慢的，每个乐队都培育起了自己的观众。
演出通常从晚上十点开始，三五个乐队轮流上台，演完就到了凌晨两点多。石璐一直记得在那个舞台上演出的感觉，灯光打开，音乐响起，底下站着的二三百人变得亢奋，在充斥着烟味、酒味和汗味的空间里开始Pogo、碰撞，她可以看到他们陶醉的表情，还有晃动的发丝，金色的、棕色的、黑色的，大家身陷同一个场域，做了同一场梦。
子健写过一首《24小时摇滚聚会》，歌词描述了D-22当时的状态：「最酷的乐队都在这里，欢迎光临，这里没有约束，有你想要的一切。」这首歌成了刺猬的金曲，每次唱的时候，总有很多人「跳水」。
那时，乐队以外的其他部分是可以牺牲掉的。
一帆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国有银行。他当时顶着一个极其醒目的爆炸头，扎了一个舌钉，尽管工作能力优秀，绩效考核还是垫底的C，但他依然故我。后来，领导跟他谈话，有个升职机会，但几天后就是乐队巡演，他迅速做了取舍，去积水潭医院挂号，靠着小时候脚上的一个大筋包骗了一周的病假条。国庆节加上年假，他消失了一个月，回来后，领导再没提过升职的事。
他并不后悔，因为，「乐队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标识着我这个人来过这个世界，我留下了一场演出，或者一张唱片，即便没人看见，但是我自己知道我来过这儿。」
子健和石璐在一起了。这段感情遭到了石璐父亲的反对，在他看来，那是一段并不成熟的关系。两个年轻人花四百块钱在胡同里租了个15平米的房子，摆上必需的家具后，屋里就没了走路的空间，两个人都得错着走。石璐白天买菜做饭收拾家，晚上去打鼓，屋子里没水，做饭和洗碗都在院子里，冬天炒好的菜端到桌上都是凉的。
为了生活，子健还有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写代码。他每天走进写字楼，一坐就是一天，同事们看上去也不听音乐，没有耳机，子健觉得和他们没有话聊，在办公室只能沉默。「特别压抑。」这句话，他重复了两遍。
音乐成了他对抗庸常生活的武器。他把这种感觉写进了歌词：「每天早晨起来，不是因为阳光，我必须出去，去一个人类精神的墓地。坐在那里，坐在我的骨灰盒里。」那两年，无论上班多累，子健他们几乎天天排练，吉他的每一个音符都让他「兴奋到了极点」，那种激动是现在任何一场演出都无法带给他的。
当时的子健写歌很快，经常熬夜写，越写越兴奋，写完抬头天已经亮了。骑着电动车等红灯的几十秒钟内，也会掏出手机，把脑子里的旋律哼出来，录下来。石璐记得，子健常常会在夜里突然爬起来，伸手够个小本，趴在床头写歌词。「他来灵感了，他必须得记录下来。」
张守望说，当时玩乐队的人状态都和子健有些类似，人人都在急于绽放，「极度兴奋，极度狂欢，极度消耗自我地去创作。」
乐队之间也会相互较劲。他看刺猬有不错的新歌，自己也会憋着劲儿写更好的歌。没演出的时候，他们会揣摩那些国外知名乐队的演出，D－22下午没开门的时候，有乐队会开投影放德国Blixa的演出，从旁边饭馆端来一盆酸辣汤，一边喝一边看。
派对仿佛永不结束。演出之后，乐队的年轻人们会挤在石璐的蓝鸟车里，五个座硬挤下七八个人，到馆子里撸串喝酒，聊到天亮，最后被不耐烦的饭馆服务员轰走，再换下一个馆子。接受采访的很多人现在回想起来都感到困惑，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话聊？
石璐不爱喝酒，但子健总是喝花。李青记得，子健当时喜欢穿一件红色的卫衣，喝撑了就靠在沙发上胡噜肚子，脸是红的，衣服也是红的，远看像一只红色的球。
音乐也给了他们回馈。
2009年，CarsickCars的专辑《YouCanListen,YouCanTalk》被华盛顿邮报的「CLICKTRACK」博客评为年度十大专辑之一，举行了美国巡演。
同年，刺猬出了专辑《白日梦蓝》。专辑里的歌大都有着明亮的吉他声和暴风骤雨般的鼓点，歌词充满了对青春的不舍，「请你不要离开，这里胜似花开」。光混音就混了半年，直到现在，子健依然觉得，那是一张「自己在最好的状态写出来的最好的专辑」。
这首歌不仅在业内评价很高，还得到了石璐父亲的赞许。他听了之后跟石璐说：「他能写出这种歌，他不是一个一般的人。」子健的父亲开着公交车经过西单，看到刺猬乐队和匡威的巨大海报从楼上飘下来，子健雄心勃勃地觉得：「我们就是应该把独立音乐带到主流的那个人。」
在很多人看来，此时的北京就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纽约，那是美国朋克摇滚的黄金时代，纽约有后来被人仰望的CBGB俱乐部，诞生了一批包括Ramones、TalkingHeads和Blondie在内的乐队，人们乐观地觉得，按照国外的发展逻辑，D－22也有可能成为北京的CBGB，诞生一批走向主流的乐队。
李青一直记得一个场景，她和子健几个人一起坐在D－22门口台阶上一边喝酒，一边看着对面的高楼大厦，晚风拂面，未来并不清晰，但他们确定的是，「我们会做一辈子这个事。」李青说，「当时的期许就是你成为一个真正玩摇滚乐的人，相比起成名，可能你更期许成为历史的一部分。」「那两年就感觉自己在创造一个时代，就是你在改写历史。」子健说。
结束了
《白日梦蓝》发布之后，刺猬进行了一轮美国巡演，说唱歌手KanyeWest的前经纪人带着他们在巨大的山顶别墅玩，窗外是一个大湖，满山都是金色和红色的叶子，石璐把那一周称做「好梦一星期游」。然而，刚从美国回来，生活就劈头盖脸地送上重击——因为胡同改建，子健和石璐的出租屋被推了，床上地上都是玻璃碴子、树叶子，像一个垃圾场。
「在美国看人录音，可能现搭特好一个地方，然后你回家发现玻璃都是碎的，你就觉得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特别血淋淋的理想跟现实。」
这还不是最残酷的现实。
美国巡演回来之后，贝斯手朱博轩宣布离开。《白日梦蓝》将这支乐队推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以后是更流行，还是更自我？前者也许会火，也许不会，在那个十字路口，乐队成员都很迷茫，不知下一步该走向何处。由于理念不合，双方最终分道扬镳。《白日梦蓝》终究还是没能将刺猬带往主流。刺猬签约的公司摩登天空承诺要将这张唱片发行到当时音乐行情大好的台湾地区，但因为种种原因，台湾唱片行的架子上从未摆出过一张《白日梦蓝》。
子健后来跟一帆描述自己当时的心境，「我写完《白日梦蓝》，觉得自己出门都得戴墨镜。」但现实是，他坐出租车，车上放着《白日梦蓝》，司机根本不认识他。他一度以为可以靠音乐养活自己了，因此辞了职，结果一阵热闹之后又归于沉寂，快撑不下去的时候，他又回去写代码了。石璐也开始思考，自己做的这一切到底有什么用，对生活一点改善都没有。
和现实生活正面遭遇的理想主义年轻人并不只有刺猬。
MP3技术引发了毫无节制的盗版，购买专辑的人越来越少，唱片业的极速衰落的黄昏中，D-22的那一批乐队几乎都未能幸免。
业内还流传着一种说法：如果90年代「魔岩三杰」可以赚得盆满钵满，「北京新声」可以勉强糊口，那「北京超新声」们只能赚点零花钱。
当时，刺猬一场音乐节的演出费通常只有三四万，三人一分所剩无几，乐队添置的设备常常都是二手的。每次巡演，程序员子健都得请假，他不得不频繁更换工作，同事早已得到晋升，而他一直原地踏步，买房买车都遥不可及。
生活的琐碎细节也在消磨着爱情，自来水的下水管怎么弄、门口的鞋子有没有摆好……橱柜的百叶门坏了，子健完全不操心，石璐自己捣鼓着安了合页，她厌倦了操心一切的家庭主妇状态，他们开始频繁地争吵。石璐父亲不忍看女儿受苦，希望他们搬到自家另一套房子里，子健无法接受，「他就不是特别现实的一个人，他是那种不向现实和命运低头的人。」肖靓说。
D－22的红墙上挂着很多乐队的照片，老板Michael总跟乐队们说一句话，「现在大家一块在D－22演特别高兴，我特别开心，但是我最开心的是，你们有一天不在D－22演。」他期望这些乐队能像那些知名的乐队一样走上更大的舞台，但后来，那些墙上的乐队留下来的没几支，要么勉强维持，要么就解散了。
很多乐手原来都住北二环，随着生活的变动纷纷搬离，以前一周见三四次，后来聚会的频率越来越低，人数也越来越少。子健觉得特别沮丧，「朋友基本都懒得约了，喝酒也没劲，什么见了面其实也不想说话，就感觉没得可说了，都说过了。」
在石璐的校友李源看来，这批音乐人处在时代转型的夹缝里，大部分都被牺牲掉了。他自己的乐队也在2009年解散,那年他毕业，选择去美国读了两年书。「当一个摇滚明星，过杂志上那种生活，似乎从来不是一个可操作的选项。」他说。
2012年1月10号，长期无法扭亏为盈的D－22宣布关门。那天，子健加班来晚了，石璐拿着手机拍了很多视频，最后，来的乐队都站在舞台上，拍了一张大合照。
那年再晚一些，在一起七年的石璐和子健分手了——派对和爱情都在这一年结束了。
「生无可恋」
子健人生中的第一次演出是大一，在北工大的台上嘶吼完一首歌，下台跪在地上就开始痛哭，不停地把脑袋往地上撞。「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从里到外的凉。」之后的很多次演出，表演完下台，他心中常常会有不知从何而来的悲凉。
在张守望看来，那就是玩摇滚乐的宿命，「你真的是在燃烧自己，每一次演出都是掏空自己，它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如果没有了这些可能就不太能称之为摇滚。」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燃烧，很多天才的摇滚音乐家都因为各种原因英年早逝，摇滚界也因此有了著名的27岁俱乐部。子健喜欢的涅槃乐队主唱科特·柯本也位列其中。柯本在27岁的时候厌倦了舞台，他在一封信里描述过那种疲惫：「我能想到的最深的罪孽，就是装模作样，假装自己百分百享受这些时刻，好从人们身上牟利。每当走上舞台之前，我都像在打卡机上打卡，我竭尽全力，尝试了所有方法去喜爱这一切……但我没有任何激情了，所以请记住，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燃烧殆尽。」写完这封信，他拿着一把猎枪，对准自己的下巴，叩响了扳机。
2009年去美国巡演的时候，子健特意去看了柯本的房子。门前的椅子上写满了歌迷的思念，很多字迹是新的，他很感动，「你会感觉伟大艺术家真的是永远都死不了的，就是他是永生的，你会感觉到艺术的伟大，人类需要一种好的东西。它把人连接在一起了。」
但这种鼓舞并不能抵御现实的残酷，持续的下坠中，子健也一度走到了柯本的境地，随时会死于孤独和失败。
他们的专辑记录了这个过程。在子健看来，刺猬最快乐的专辑是第一张《快乐的懒孩子》，2009年的《白日梦蓝》还透着明亮和希望，从《甜蜜和杀害》开始走向黑暗，2014年的《幻象波普星》则成了似人似仙的呓语，几乎脱离现实。
《幻象波普星》的封面，他选了一张鸽子的照片，一只白鸽在飞，后边黑鸽子都看着它。他自嘲：「它是在笼子里飞，好像要追求点什么，但是其他人又要笑话它，但是它也出不去，就在那表演，自娱自乐的感觉吧。我就觉得也挺像我们乐队的状态的。」
在资本助推下，综艺迅猛发展，一些现象级综艺帮助很多亚文化走向主流。石璐从音乐节的演出顺序上感知到了这种变化。当宋冬野、马頔排在他们后面表演的时候，她知道民谣火了。当满舒克排在他们后面时，她知道嘻哈火了。
机会仿佛永远轮不到摇滚乐。音乐节上，刺猬的表演位置一般都在下午第一或第二个。石璐说，她总是盼望着晚上演，灯光和氛围都好，她曾跟主办方委婉地暗示：「希望我们演的时候能开灯。」对方假装没听懂，说：「没问题，你们下午演，我把灯给你们开开。」
子健始终觉得刺猬被低估了，但他也无力改变，「你坚持做的东西，人家那个货架没有地方把你摆上去。」
D-22关门的那一年，张守望担任主唱的CarsickCars和刺猬一起租了超市地下二层的排练室，他向《人物》回忆，由于地下室没有手机信号，他们常常没法及时回复演出信息，有一次去了上海演出，他跟主办方道歉，「实在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地下。」说完大家都笑了，「一直在地下，上不来了。」
一帆在2009年底加入刺猬，他形容那几年的刺猬，「没那么新鲜的东西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感觉就被困在那儿了，感觉很疲倦，好像永远是你在自己给自己讲一个虚幻的故事，你还要说服自己相信这个故事，这种东西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会越来越困扰。」
一定程度上，一帆能理解子健的沮丧，他也正在经历同样的困惑。为了保证乐队的演出，他放弃了很多次升职的机会，有一个和他同龄的同事辞职了，去了一家互联网公司当副总，年薪百万，而他依然还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尽管音乐在很多低落时刻给了他鼓励和滋养，但随着岁数越大，他发现这种收获只跟自己有关系，无法给家人带来任何实质上的帮助，他感到愧疚。「我们为什么要上班，因为乐队养活不了你，我们还得贴钱做这个事，你平常下了班又得做乐队，你也很少陪家人，最后你在舞台上捞了几句牛逼，可你下了台除了牛逼你什么都没有。」
石璐也在经历人生的低谷。她于2015年结婚，2016年生女。分娩的过程很惊险，石璐父亲将她送到医院十分钟之后，孩子生了出来。石璐父亲在手术室外面落了泪，而石璐的丈夫在四个小时之后才到医院。同年，石璐决定离婚。
婚姻的破碎令她情绪低落，但更痛苦的是，她发现自己没法打鼓了，生完孩子之后，她坐不住，尾椎常有难以忍受的疼痛，她看着自己的鼓，觉得是不是要跟它告别了。
但子健不在意那些车祸现场，他只在意能留下来的专辑。他还在写歌，张守望有一次凌晨五点钟去排练室，听到子健一个人在弹琴，推开门打了个招呼，看到子健的脸都是浮肿的。他在最糟糕的时候写了一首歌，名字就叫《生无可恋》，「我觉得我（专辑）做挺好，可能没赶上好的时代，但是它早晚会有人听的，也会被人发现。」
「活过来了」
作为制作人，李青为《生之响往》写了专辑介绍中，第一句话是：「人生总是要过完才能知道它的样子。」在她看来，录这张大结局专辑的过程让这支乐队慢慢地从泥潭里面抬起头，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
第一次看到《火车》的歌词时，石璐感觉被锋利的刀刃刺中了，觉得心里堵得慌，「那个瞬间，我就觉得这个人没准明天就死了，但是他今天留下这首歌，让所有人都遗憾去吧。」她认真地叮嘱子健：「你一定要唱好。」
然而，《乐队的夏天》第一次录制试音时，子健的声音状态不好，石璐和一帆都很担心他，其他人也不看好他。吃饭的时候，一位其他乐队的乐手坐在石璐旁边说，「刚才我听子健试音那唱得不太行啊，他能唱得上去吗，行不行啊？」
第一期节目录了三天，刺猬是最后一天上台的。他们每天坐12个小时，看其他乐队演出，内心憋着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子健想：「我就是觉得我应该把这几年的东西全都埋到这里头，演出来。」
终于轮到他们上台，灯光亮起，打在他们身上，一帆弹着贝斯，随着音乐晃动，石璐的每一个鼓点都像是用尽了全力，子健用了四分钟唱完了这首歌，结束时，他摘下吉他，狠狠砸了一下石璐的镲片。一帆一直记得那个瞬间，好像就是在那一刻，「活过来了。」
肖靓拿着iPad看《火车》的时候看哭了，「我们这些人都是曾经做过音乐的，我们曾经觉得，每个人都值得一个发光的大舞台，但是最后只有她做到了。这个社会这么的残酷这么的难，看到她站在那里，就好像替我们实现了未曾实现的梦想。」
一帆觉得，来乐夏之前，他们是遍体鳞伤的一支乐队，「已经被摧残得快站不起来了。」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他们仿佛在慢慢回血。
在严酷的赛制下，他们从未如此清晰地感觉到三人是一个团队。以前除了巡演以外，他们不曾这么密集地呆在一起，一次录制就是五天。他们仿佛在漫长的争吵和排练中，更加理解了对方，也原谅了对方。
石璐能感觉到一些子健身上的变化。那些已经很久没有出现的特质又回来了，现在演出前，子健会调调琴，开开手，那种认真劲儿石璐有很多年没有见过了。以前排练室里，子健唱歌总是哼哼唧唧就过去了。现在唱的特大声，石璐听着觉得扎耳朵，他还觉得老听不见。新裤子的主唱彭磊跟石璐聊天，觉得子健的状态又回来了，「SonicYouth回来了。」子健终于过上了出门要戴墨镜的生活。打车的时候，他看到司机等候时手机里播的是《火车》，司机一回头，认出了他。父母家的电视和手机反复播着刺猬的歌，子健父亲谦虚地说，「看他（子健）唱歌，会掉俩仨眼泪。」他的手机睡觉时也放着儿子的歌，去参加同学会，老同学喝着酒感叹：「你们家子健可算是成了。」
肖靓这些年一直努力给石璐介绍对象，但对方一听是个摇滚乐手，都摇摇头回绝了，觉得这个圈子不靠谱，节目火了之后，对方纷纷表示：「特别后悔。」肖靓笑着说。
刺猬在乐夏的最后一首歌是《生之响往》，唱完以后，他们还沉浸在上一首原创歌曲《光阴·流年·夏恋》的沮丧里，石璐的鼓点打错了，子健也没唱好。但下台时，《火车》的旋律响起，全场开始合唱。站在后台还未离开的三个人听到了，石璐跟着唱了两句，唱着唱着，眼泪落了下来。她曾无数次想象过演唱会上会有这样的场面，但一直不曾出现。
那一刻，她觉得一切都释然了，「好像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一个共鸣。」她忍住眼泪拥抱了子健和一帆。她和子健已经很多年没有拥抱过，俩人动作都很笨拙，有点不知所措，最后像是撞在了一起。
作为专业评审，李源在现场看了刺猬所有的演出。他有很多感慨，他一直保留着刺猬的首张专辑《HappyIdleKid》，封面是打印机一张一张打出来的，编号都是手写的，「我们后来稀里糊涂各自干别的去了，而刺猬一直在，历经起落，今天终于看他们一步步好起来，真的高兴。回看自己当年的选择，既没让我们发家致富，也没有更快乐。」
何一帆至今还记得他们五六年前的一次巡演，他们从贵州去另一个城市时，车子在隧道里爆胎，司机努力把车撞上岩壁，乐器翻下来，把他们埋在里面，车子最终在隧道外停了下来。他们下车一看，旁边就是悬崖。
那几乎是他们此后命运的隐喻，他们差一点在悬崖边车毁人亡，侥幸逃出生天，在被生活摧毁之前，赶上了下一场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