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实习记者李彦慧记者黄月界面新闻编辑|黄月
01大英博物馆宣布已找回丢失的文物达600余件
奥斯本也提到，博物馆搜寻失踪藏品的工作还在持续，目前博物馆正沿着新线索追查另外一百余件文物。去年博物馆丢失的藏品大部分是保存在储藏室里的小件文物，主要用于学术和研究。但由于大英博物馆记录不善，许多丢失的藏品未被妥善编目，这也为文物找回增加了难度。与警方合作寻找丢失文物的“艺术侦探”亚瑟·布兰德（ArthurBrand）告诉BBC，缺少对博物馆藏品的完整编目，这一问题并不只存在于大英博物馆，这是全球博物馆的普遍问题——博物馆往往缺乏资金但又有大量藏品。去年年底，大英博物馆表示将对馆藏文物进行全面登记，所有藏品的档案化和数字化工作预计将在五年内完成。
02《知晓我姓名》作者香奈儿·米勒出版儿童文学新作
日前，畅销书《知晓我姓名》（KnowMyName）作者香奈儿·米勒（ChanelMiller）的新作——《梅诺利亚·吴发现了一切》（MagnoliaWuUnfoldsItAll）出版。
2019年，米勒决定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照片，超越那个“在案件中无名的、半裸的身体”，超越自己的受害者身份并重新定义自己。《知晓我姓名》一经出版便成为了畅销书，并获得了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theNationalBookCriticsCircleAward），该书的中文版2020年由世纪文景译介出版。
米勒表示，2020年她搬到纽约后不久就有了创作《梅诺利亚·吴发现了一切》的灵感，她那时常去的自助洗衣店有一个布告栏，上面总是钉着一些“孤单”的袜子。“纽约人就像小松鼠，你不得不去找很多东西，”米勒说，“我去取邮件、洗衣服的时候，会觉得这些所有的差事在不停循环。”
米勒也表示，《梅诺利亚·吴发现了一切》是一本关于如何走出家门、进入更大的世界的书。尽管这是一本幽默轻松的儿童文学作品，但也涉及到了一些包括种族主义在内的严肃话题。米勒提到，在最近一场新书活动结束后，一位亚裔女性眼含热泪朝她走来，她本以为对方想讨论的是回忆录《知晓我姓名》，这位读者却说自己被梅诺利亚·吴深深打动了。
米勒坦言，《知晓我姓名》和《梅诺利亚·吴发现了一切》是两本截然不同的书，而这可能是她最大的成就：展示她痛苦的回忆录和描写孩子们愉快生活的故事出自同一人之手。米勒的编辑、吉尔·桑托波洛（JillSantopolo）则认为，《知晓我姓名》的主题是严肃的，但米勒也设法加入了一些轻松的内容，她也成功把深刻的思考融入到了轻松有趣的《梅诺利亚·吴发现了一切》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本书明显是同一个人写的，她能同时写出生活中的黑暗和光明。”
03受莫迪政府影响，印度宝莱坞“右转”
宝莱坞（Bollywood）是全球最大的电影生产基地之一，也被视为印度电影的代表。自1995年成立以来，宝莱坞被认为是印度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流行电影中的故事情节反映着印度这个庞大的国家不断变化的潮流。另一方面，宝莱坞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电影产业也影响着印度的文化、身份认同和经济。
每年有多达1500-2000部电影在宝莱坞制作，电影的制作语言多达20多种，其中大部分是印地语电影。印度有120多种语言，有近一半人口不将印地语视为他们的主要语言。
尽管宝莱坞电影以歌舞片出名，但许多电影也涉及特定时代的政治、宗教和社会问题。许多批评人士发现，在过去的十年里，在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Modi）及其政党印度人民党（BJP）的执政下，印度电影行业已经出现“右转”。
分析人士认为，宝莱坞最近发行的一系列大片延续了反穆斯林的刻板印象，这些电影里浪漫的万人迷形象被拥护莫迪“印度优先”政策的“英雄”角色替代，反派则几乎都是穆斯林。在印度国内，有超过2亿人信奉伊斯兰教，仅次于信奉印度教的印度教教徒。
尽管这些电影只占全年电影发行量的一小部分，却得到了大力宣传，一些电影还得到了政府甚至是莫迪本人的公开支持。业内人士表示，来自莫迪的认可可能会增加观众，推动电影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同时也会将反穆斯林叙事推向主流，加深印度的宗教分歧。
来自印度的编剧达拉布·法鲁基（DarabFarooqui）表示，由于电影的制作成本很高，制作人几乎没有动力制作那些可能被流媒体平台撤下或被当局审查的具有争议的电影，他们还可能面临被极右翼分子攻击的个人风险。据当地媒体报道，穆斯林演员阿米尔·汗（AamirKhan）在2015年公开批评“日益增长的不宽容”之后被接连撤销了两个品牌大使头衔。法鲁基提到，印度艺术和电影界不少曾经会公开谈论这些问题的人现在很多都“安静下来了”。
宝莱坞曾经不是这样。批评人士表示在莫迪上任后，类型相似的亲政府电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包括关于总理本人的传记片。哥伦比亚大学中东、南亚和非洲研究系副教授德巴什里·穆克吉（DebashreeMukherjee）则表示，宝莱坞许多早期著名电影制作人，如导演雅什·乔普拉（YashChopra）曾在电影中描绘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浪漫关系以及家庭关系，对社会和宗教偏见做出“更深层次的讨论”。当然，宝莱坞的影片也不总是宣扬和谐，宝莱坞爱国电影里的恶棍形象也反映了印度不同时期的外交立场。在印度导演拉贾·森（RajaSen）看来，9·11事件发生后，西方对伊斯兰教的恐惧也蔓延到了宝莱坞，这“鼓励”了部分宝莱坞电影制作人把穆斯林塑造成“恶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