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IP出版近年来在不同出版领域开展实践，取得了一定影响。
我们应该进一步探索这种出版形式，解决实际问题，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媒介表达。
这些图书涉及人物传记、儿童读物、科普读物、长篇小说等。
基于考古发现和博物馆资源的出版活动已经出现一些新变化。
这些出版活动不再是单一围绕考古发现和文物研究的学术出版，而是针对“形象”与“故事”进行多角度深入挖掘，形成不同领域不同主题的出版物，并与其他媒体形式形成互动。
从特定角度看，这样的出版行为，有着IP出版的种种特征。
一、文博IP出版文博资源已经成为一种“知识财产”（即IP，IntellectualProperty），这在近年来已经被广为接受。
文博资源不仅被开发成纪念品、实用品等实物性质的文化产品，也被频频打造成电视节目、电影、网游、APP等媒介产品。
传统意义的经典文博出版多数是研究型、高雅欣赏型读物。
这些出版物主要包括文物图录，古建、石窟类图书，书画类图书，文物保护技术类图书，辞书，个人研究著述等。
[1]从总体来看，记录保存功能、宣传推广功能、研究传承功能，是文博图书出版的主要功能。
[2]在文博类出版物分类中，一般把其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3]其一是考古报告。
这是最具学术含量的一种，也是绝对读者量最小的。
这类出版一般有官方资助，内容价值高，可获各种奖项，一般没有动力，也不需要走向市场。
其二是博物馆展览（文物）图录。
这类出版物印数少、定价高、流通窄，多有出版资助，多由文物出版社和美术出版社承担。
其三是学术类出版物。
主要是针对行业学术出版选题，进行学术前沿、基础理论、运营实践的探讨。
其四才是面向大众市场的文博普及类读物。
其中又分为紧密型与松散型。
由此可以看到，在传统的文博出版中，文博普及类读物只是一个小类。
传媒语态中的IP，多指一些经典的媒介故事或媒介形象，这些故事或形象可以在电影、电视、漫画、游戏等不同媒介形式间转换。
[4]因此，IP对于媒介而言，最重要的意义是提供“故事”和“形象”，以此作为塑造媒介产品的源泉。
在文博IP中，广泛的文物、历史人物、历史知识资源，为形成出版物以及影视漫游等传媒产品，提供了丰富的“故事”与“形象”资源。
针对这些“故事”与“形象”资源进行再加工、智力再创造，进而形成不同维度的大众文化产品，就是文博IP媒介化的主要目标。
IP出版正是其中一类。
文博IP出版是指将文博资源视为一种“知识财产”（IP），进而围绕其蕴藏的“形象”与“故事”进行多角度挖掘，从而在不同领域形成不同主题出版物的出版活动。
它与传统的文博出版有些不同。
这种不同体现在几方面。
一是IP出版本身是一種流行文化，传统出版在文化诉求上追求人文性、历史感、价值度，而IP出版强调商业性、现代感、传播度。
[5]因此，与传统文博出版的“高高在上”“文以载道”相比，文博IP出版更多是一种大众流行文化。
二是IP出版是一种文化衍生现象。
因此，就IP出版而言，可以就一个IP形成一系列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可以有同一个“形象”和“故事”蓝本，例如海昏侯，但是又可以针对文艺、科普、儿童、类型化等不同的阅读领域，形成不同的出版物。
三是文博IP出版，是文博IP和IP出版结合而生的产物，这是两个日渐被大家接受的概念。
尽管一般意义上的IP出版可能还仅仅是指将网络文学、电影电视等转变为出版物，形成“形式转化”;但一旦理解了IP本质是一种文化衍生，是“形象转化”和“故事转化”的话，就可以了解IP出版更深刻的意义。
把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文博IP出版便可以解释在现实中出现的诸多新现象。
二、文博IP出版实践在之前的研究中，IP转化多指同一内容在不同媒介形式间的转化。
这种IP出版多指融合各类媒介形态实现IP价值最大化，核心是锁定优质IP资源，整合互联网、广播电视、移动终端、电子媒介、纸质载体等传播渠道，在图书和影视、动漫、手游产品间相互衍生。
[6]这样的情况在文博IP出版中早已显现。
例如，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获得很高的收视率和网络点击，在观众和互联网用户中引发收视狂潮，成为现象级的电视栏目。
可见，这些书籍都取得了好的市场效果。
而此前，纪录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在院线和网络走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名图书同样在读者中走俏。
这些影视节目本身就是把博物馆IP转化成影视媒介产品的产物，接下来又被出版企业发掘，进而转化为纸质出版物。
在音像出版中，这样的情况就更多见。
然而，IP转化更深层的意义是“形象转化”和“故事转化”。
也就是说，围绕着原型提供的形象和故事蓝本，生成针对不同领域不同对象的媒介产品，即使在同一介质中，也可以这样。
从这个角度看，文博IP出版有更深刻内涵。
它可以指围绕着文物、博物馆、考古发掘提供的人物、资料、器物形象和故事，开发成适合不同读者群的出版物，从而超越文博出版原有的专业界限，进行更大众化的传播。
因此，文博IP出版概括来说可以包括以下范畴。
（一）文博科普出版近年来文博科普已经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例如“公众考古学”侧重探讨考古发现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作用和影响。
[7]现有的图书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严肃的文博科普，主要针对一些文物爱好者，内容介于专业出版与大众读物之间。
如《中国文物收藏百科全书》《中国文物常识》等。
这类图书虽然销量比不上畅销书，但其影响力、权威性仍在读者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另一类则是面向更广泛大众的科普，如《国家宝藏：文物超有料》定位为“有态度、有料的历史趣味科普”;而中国地质博物馆打造的科普图书《藏品背后》则获得国土资源部优秀科普图书奖，并入选教育部“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
这些科普读物在市场上还有发展空间。
（二）文博文艺出版针对文博资源进行文艺读物的开发，同样具有市场效应。
在南昌海昏侯墓发掘后，出版社出版的大众读物中，有大量这一类型。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的《千古悲摧帝王侯——海昏侯刘贺的前世今生》，成为海昏侯主题图书中的现象级畅销书。
该书上市当月便成为开卷畅销书排行榜传记类第一名，一月销量突破10万册。
文艺出版既结合文博发现，又展现文艺读物阅读面广的特点，多角度挖掘“故事”潜力，市场广阔。
海昏侯墓发掘后，江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儿童幻想小说《海昏国历险记》《四国奇遇记》等，围绕IP原型推出了多种童书。
市场上的文博类童书更是呈现繁荣态势。
《故宫里的大怪兽》成为持续畅销的童书，该系列童书两年推出12种，累计热销300万册。
此外，国外的文博童书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欢乐艺术博物馆》成为2018年畅销童书，全球读者超过100万人，中文版也广受欢迎。
总体来看，文博类童书在内容上既有丰富知识又能深入浅出，在形式上结合AR、音频等新媒体手段，同时具有国际视野。
这些童书把文博“形象”和“故事”进行儿童视角的转换，具有成为出版新方向的潜力。
[8]（四）文博绘本出版文博绘本大多针对儿童，近年也呈增多趋势。
国内，国家博物馆联合童趣出版有限公司，推出《中国国家博物馆儿童历史百科绘本》，该绘本在“当当最受欢迎的国内原创绘本”榜中排名第四，累计评价超过15万条。
绘本以其独特的绘画表现形式，以图文并茂、有趣生动的特质赢得读者喜爱。
三、文博IP出版问题与探索文博IP出版是一种以IP为核心的出版。
这里讲的IP，是通过文博研究发现，提供的一种“形象”和“故事”，出版者再对这些形象和故事进行智力再加工，形成和这些形象故事有关，但又与专业出版完全不同的全新出版物。
这些出版物可以适应面向大众出版的诸多领域。
因此，形象化、故事化、情节化、通俗易懂化是文博IP出版的特点。
而面向大众的文博普及教育，以及消遣娱乐，是文博IP出版的主要功能。
文博IP出版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这是因为文博IP本身就是一个“资源宝库”，可以为出版提供取之不尽的内容源泉。
一方面，现有的考古人物发现、文物、博物馆陈列，本身可以为不同类型的出版提供内容“蓝本”，以满足不同领域的出版需要。
而现在，对于这些文博IP资源的深度开发，显然还是不够的。
从1973年出土到现在，除去专业出版，以长沙马王堆汉墓为主题的普及类出版物并不多。
现有的普及出版以一种名为“马王堆导引术”的气功书为代表，虽然该书被翻译成英文版、德文版等不同版本，但以此为主题的图书种类不多。
而与马王堆有关的古汉养生方、辛追故事、简帛文化等方面的普及读物还有待挖掘。
近期，湖南省博物馆与华声在线合作，将“辛追”打造成文化IP，势必为出版业带来新的开发资源。
其一就是要树立IP出版意识。
同为考古重大发现，为什么海昏侯的普及读物多，而马王堆的普及读物少，这其中首要的原因是不同年代的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认识。
同时，“IP意识”同样存在于“IP转化”过程中。
因此，应该大力提倡围绕文博IP开展的编创活动。
其二就是要加强IP转化能力。
上面谈到，文博IP能够呈现出什么样的大众出版物，取决于编创人员的创意。
因此，我们应该着力提高编创人员在这些方面的创意策划能力。
从海昏侯普及出版物的大量落地可以看到，合格的编创人员，应该既具有一定的特定文物历史知识，又掌握大众普及读物的编创规律;既能从文博IP中找亮点，又能适应不同领域的出版市场发掘热点。
IP转化能力，将直接决定文博IP出版的数量和质量。
而现有IP出版，例如網络文学IP出版、影视IP出版的既有经验，也可以充分应用于文博IP出版的实践中。
因此，应该大力提倡围绕文博IP開展的编创活动。
而现有IP出版，例如网络文学IP出版、影视IP出版的既有经验，也可以充分应用于文博IP出版的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