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喧嚣的街旁，川流不息的高架桥下，假山流水与茂林修竹的角落，坐落着一幢二层的灰白砖木建筑，静谧中散发着历史的沉稳与庄严。96年前，12位共产党人就是汇聚于此，召开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连续秘密奋战8日，续上了革命的火种，照亮了共产党人的前行之路。
博物馆超级连接：探索新方法吸引新公众
“这座山间坟墓的主人，正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张人亚。但这是一座空坟，里面曾经秘密埋藏着大量与我党有关的珍贵文件与书刊，其中就有中共二大通过的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5月18日，正值国际博物馆日，由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和人民网上海频道主办的“超级连接·相聚石库门”主题活动中，一场穿越时空的追忆正在申甬两地展开，揭秘“衣冠冢藏卷”的始末，探寻首部党章守护者张人亚的传奇一生。
张人亚的家属代表张时华老先生向嘉宾介绍张人亚的传奇故事
今年的5·18也是张人亚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活动中，通过一段申甬两地的视频连线，走进了张人亚的家乡宁波北仑霞浦，并邀请张人亚的家属代表张时华老先生来到现场，接受赠送首部《党章》宣传品。
随后，“初心讲堂”首讲举行。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和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上海行政学院副院长曾峻担任首讲访谈嘉宾，从首部党章守护人与党章诞生地谈将开去，述说上海红色基因，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苏智良担任首讲授课讲师，为听众带来《石库门弄堂里的红色印痕》，追寻革命先辈的红色足迹，揭秘寻常里弄的名人轶事。据悉，初心讲堂后续将邀请知名党史专家、文化名人走进石库门，讲述党史故事，追寻城市文脉，通过“一季一讲”打造无围墙的大师系列讲座与课堂。
白色恐怖时局紧张中共二大续上革命火种
中共二大召开的地点，名为“辅德里”。辅德里处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汇处，相对较为安全，那里是共产党在上海尚未暴露的联络站。中央局选择这里作为开会地点，颇费心思。这里曾是中央局成员李达的寓所，深巷内前门后门都可通行。周围整片相同的石库门房屋，使得这一处淹没其中，并不抢眼。而党创办的平民女校正对李达家的后门，万一突发情况便于疏散。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的部分代表。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代表着全党195名党员。
据史料记载，中共二大共举行了3次全体会议，第一次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其余两次都因历史久远而无从查考。
时局紧张，此前一大会址曾遭巡捕干扰，后来陈独秀又在“老渔阳里”2号被捕，而现在开会的李达寓所，离前两处暴露过的地点，都不到两公里。李达寓所，还是他任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的社址，就在满屋柴禾堆里，藏着一本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中共二大，就在柴禾堆的“火种”旁开幕了。
一间客厅，中间放置着一张八仙桌和几张方凳，东西两侧靠墙各摆放一只茶几和两把靠背椅。后来，据李达夫人王会悟老人回忆，当时没有正式布置会场，比较朴素简陋，就是加了几张凳子。两只柳条箱放在窗口，上面铺一块布，当桌子用，“他们持续不断地开，下楼吃饭的时候，也在饭桌上讨论会务。”
在严峻的内外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青涩但不失智慧，情况危急却仍能沉着应对，中共二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党章》、统一战线等，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毋庸置疑，中共二大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创造了七个“第一”：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制定了第一部《党章》，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第一次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一座“衣冠冢”首部党章秘藏20余年存留至今
96年前，中国共产党首部党章在这里诞生。从2009年起，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致力于收集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的党章，这些党章被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称为“镇馆之宝”。
提及首部党章，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是中共早期党员之一，也是首部党章的神秘守护人——张人亚。
张人亚出生于1898年5月18日，本名静泉，参加革命后改名人亚。1913年，因家里生活拮据，张人亚辍学来到上海，在银楼当学徒。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和领导上海工人运动，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检察工作和出版发行工作。
96年前的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了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对于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指导党员言行，健全党内生活，促进组织发展，提高党的战斗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我党的首部根本大法。而这份唯一存世的珍贵文献原件的保存者，正是张人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张人亚首先考虑的是党的文件的安危，既不能让反动派搜去，也不该轻易付之一炬，所以一定要保存好。他悄悄返回宁波老家，将秘密收藏的重要文献交给父亲张爵谦，托其保管，他告诉父亲“这些书刊和文件比我的生命还重要”。
傍晚，老人家就把这包东西悄悄拿到自家的菜园里，塞进停放张人亚亡妻顾玉娥棺材的草棚。隔了好几天，父亲向邻居们佯称他的不肖二儿子静泉长期在外不归，杳无音信，恐怕早已死了。接着就在村东面的长山岗上，为张人亚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墓穴合葬。张人亚一侧是衣冠冢，放置的是空棺。老人家用好几层油纸把这些文件书报精心包扎好，以防止受潮霉变，之后再秘密藏进空棺，埋入墓内。为保护这批文件与书刊的安全，张爵谦在墓碑上写了“泉张公墓”，故意少写了一个“静”字（张人亚，字静泉）。
张爵谦苦等二十多年，上海、宁波都解放了，可是他心爱的儿子却没有回来。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寻人启事”也毫无回应。到1950年，全国都已基本解放，但儿子还是不见踪影，老人家估计儿子凶多吉少，而他自己也年届八旬，“共产党托我藏的东西，一定要还给共产党”。于是，他挖开墓穴，打开棺材，将文件书报取出来，让三儿子张静茂带回上海。
1959年，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前身）开始征集文物，张静茂获悉后，立即将这批珍贵文件与书刊无偿捐赠。而张人亚离开家乡后转移至中央苏区工作，1932年因积劳成疾病逝，年仅3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