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哈尔德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作证的时候曾经说，1938年的“九月政变”要想成功，必须依赖三个条件：清醒而坚决的领导、人民群众的拥护，以及选择恰当的时机。他认为，当时这三大条件基本都具备，政变很有可能成功，“不料来了个张伯伦先生，战争的危险一下子就避免了”。他只能宣布取消预定的计划，并指令所有参与者严格保密。政变的知情者沙赫特博士也宣称“是张伯伦救了希特勒”。
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分析，这次政变实则毁于密谋集团自己的优柔寡断。他们并没有清醒而坚决的领导，也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纳粹的“一体化”运动之后，德国人民已经对凡尔赛和约的所有既得利益国产生了意识形态仇恨，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支持这些发动政变的将军。将军们对所谓“背后一刀”的说法也有很大顾虑。如果在1918年对垂死的第二帝国政权的所谓背叛都能给德国人民带来如此大的伤害，那么，这次在一位领袖处于成功的巅峰时发动对他的政变，其结果将是毁灭性的。至于时机问题，当时密谋分子手握重兵，还掌握了警察部队，连总理府的大门都有专人负责打开，可谓反希特勒密谋中计划最周全、准备最充分、时机最良好的一次。但是密谋分子却把希望寄托在两个不可控因素上：英国的强硬立场、希特勒的宣战。所以，希特勒凭借高超的手腕和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让密谋分子的政变计划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九月政变流产之后，哈尔德、维茨勒本、奥斯特这些人只能继续潜伏下来，等待时机。对奥斯特来说，他在1939年二战爆发之后仍然没有放弃刺杀希特勒的企图，但是认为只有德国军队遭到一次惨败，才能利用国内的震惊情绪来推翻希特勒政府。不过此后希特勒获得了一连串军事胜利，只有到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战争的态势发生逆转，这些密谋分子才再次看到实施政变的成功希望。当时的奥斯特已经被党卫队保安处列为调查对象，无法参加任何密谋集团的活动了。到1944年720事件之后，奥斯特跟卡纳里斯全都被捕，1945年4月9日，两人一起被绞死。
至于其他密谋者，开战之后被零散地分到不同的部门。哈尔德和整个总参谋部迁到了柏林南方的佐森，手里没有部队。维茨勒本在西线指挥第一集团军。柏林只剩下谍报局和文官成员，但是他们手里也没有部队，不可能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政变。此后，推翻希特勒的密谋只能从武装部队方面着手了。
特雷斯科夫：武装部队的密谋
1941年以后，德国抵抗运动的中心发生了转变，从贝克-戈台勒集团转移到了武装部队当中。代表人物有二：中央集团军群作战处处长海宁·冯·特雷斯科夫，以及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他们两人都曾经亲自参加了刺杀希特勒的行动。
冯·特雷斯科夫1901年出生在普鲁士的波美拉尼亚地区，他的家族军事传统长达三百年，为普鲁士陆军贡献了二十位将军。他在布洛姆贝格-弗立契事件之后就决定推翻希特勒，是武装部队里第一个提出“想要救国，只有先叛国”口号的人。在前往东线之前，就组建了一个新的密谋集团，成员几乎全都是中央集团军群的军官。在特雷斯科夫集团和贝克集团之间牵线搭桥的是陆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奥尔布雷希特上将，他也是最高统帅部武装力量预备役局的局长。
特雷斯科夫的第一个政变计划很简单：希特勒曾经许诺过亲自前往俄国视察前线。等希特勒下了飞机，坐车前往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的时候，政变分子就在中途把希特勒控制住，押送到司令部，逼迫冯·博克元帅出任最高统帅和陆军总司令。为避免夜长梦多，在俄国前线对希特勒进行军法审判，就地枪决。然后，柏林的密谋分子调动预备役军队占领政府区。
希特勒在1941年8月4日前往白俄罗斯，视察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特雷斯科夫接到这个消息，带着手下赶到飞机场。但是希特勒有重兵护卫，里三层外三层，根本无法实施绑架。当然，希特勒带这么多卫队，主要是怕遭到苏联游击队的袭击。
到1941年底，博克元帅回德国养病，冯·克鲁格元帅接任中央集团军群司令。他是反对希特勒在军事上的瞎指挥的，特雷斯科夫把刺杀希特勒的想法告诉了克鲁格，但是他不愿意明确表态参加密谋集团，担心牵连到家人。克鲁格的态度是不干涉特雷斯科夫的活动，并且为其保密。
到1943年2月，在乌克兰地区作战的朗茨集群参谋长汉斯·施派达尔少将也提出了一个计划：把希特勒引到前线来，在波尔塔瓦的朗茨集群司令部逮捕他，并迫使他下令放弃哈尔科夫，在东线转入防御，最后实现停战；如果希特勒激烈反抗，就干掉他，不留活口。朗茨集群的司令胡贝特·朗茨上将也参加了这个密谋。他们纯粹是希望不要因为希特勒的愚蠢干涉导致德军战败。但是希特勒没有飞到波尔塔瓦，而是飞到了南方集团军群的司令部扎波罗热。所以这个计划也泡汤了。
这两次尝试失败之后，特雷斯科夫决定用炸弹炸死希特勒。制作炸弹用的炸药由谍报局的密谋分子提供，是在反间谍行动中缴获的英国塑性炸药，叫诺贝尔808，1942年捷克特工刺杀海德里希的炸弹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塞在一枚反坦克手雷里，能够穿透五十一毫米的装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