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德国科研人员商讨建厂期间，罗沛霖在柏林斯大林大街（现卡尔·马克思大街）
罗沛霖执笔的建议书
罗沛霖（1913年~2011年），生于天津。193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8年3月参加革命,1952年获得加州理工大学特殊荣誉衔哲学博士学位,195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自1956年以来，罗沛霖为制定电子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指引推动新技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持建成我国首座大型电子元件工厂，指导了我国第一部超远程雷达和第一代系列计算机启动研制工作，对雷达检测理论、计算机运算单元以及电机电器等有创造性发现。晚年致力于软科学研究，屡有新见。
作为国内声名显赫的电子学家，罗沛霖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主要创始人。曾任第一、二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原第四机械工业部科学技术司副司长、电子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唐静
他就是被称作“战士、博士、院士”的“三士科学家”——罗沛霖。
从“懵懵懂懂”到留美博士
罗沛霖常说，他青少年求学时候，总是“懵懵懂懂”的。连同校的钱学森也曾对他说：“我曾经听说过你在大学一年级读书的故事，看来，你是不屑于用功的学生，如果像我这样用功，你的分数会和我一样好。”“不会的。”罗沛霖谦虚地说，“因为我只是个偏才。”
不过罗沛霖学习还是努力的。他常说自己是凭兴趣读书，常常去图书馆将感兴趣的领域内几乎所有的图书都借来啃读，而课程的考试也能拿到满分，但对于不感兴趣领域的成绩便会差得异乎寻常。
在35岁之前，罗沛霖对自己的学习态度的评价，最常用的还是“懵懵懂懂”这个词。直到抗战胜利后某一天，他接到了上级领导的指示：“现在，全国解放指日可待，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技术人才。希望罗沛霖能够尽快设法赴美留学。如能进工厂实习最好，若进入学校，得一个博士学位回来，也是共产党的光荣！”
罗沛霖激动地接受了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35岁的罗沛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离开校门整整13年了，他将越过硕士学位，直修博士学位，这就意味着，学习的压力非常大。但是，为了新中国，这些都算不了什么。
那时，他常常是做一夜习题，周末也不休息。每周的学习、研究、工作在七十个小时以上。经常是到深夜，甚至天蒙蒙亮才睡。入学一年以后，作息不规律使罗沛霖得了十二指肠溃疡，病痛折磨着他，他也毫不气馁。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学习期间，“我的主课是电工，副课选取了物理和数学，有相当的难度。”
在短短22个月里，罗沛霖越过了硕士学位，直接获得了带特别荣誉衔的博士学位。
曾有人问罗沛霖，你们为什么有力量？罗沛霖回答，因为我们有伟大的理想，实践了对理想的追求。
1950年9月，罗沛霖克服困难从美国回到祖国，为发展我国电子工业，为沟通学术界与产业界，奋斗了几十年，被誉为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曾负责我国第一个大型综合电子元件制造企业创建并参与工厂设计，后为建厂技术总负责人。他主持我国第一部超远程雷达和国产最早系列化的电子计算机研制的技术工作及组织工作，参加并主持多次国家科技规划的电子学部分的撰写。而他却谦虚地一再强调“只不过做了些开头的工作。这些工作最后都是别人完成的，仅此而已。”
“718”的辉煌
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也称718联合厂，是新中国“一五”期间建设的我国第一个大型综合电子原件联合工厂。它用前苏联以二战战争赔款援助，原民主德国专家援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许多关键元件生产于这个厂。
回忆起建立这个工厂的初衷，罗沛霖说：“建设这个使中国拥有无线电基础元器件品种齐全的万人联合厂，使中国的无线电工业彻底翻身,是国防的需要，是中央军委决定、经周恩来总理批示的保密军工厂。”
当时，中国的工业技术主要依靠苏联，可这次，“老大哥”也没能帮上忙。
罗沛霖在东德紧锣密鼓地工作了4个月之后，于1951年11月21日向上级领导递交了《无线电零件制造设备在民主德国进行委托设计及询价情况前段的报告》。东德重工业部的部长那格勒被罗沛霖专业高效和务实的态度所感染，常常陪着他一同前去各厂，交代任务，他们曾在两星期内共接洽了13个厂和两个实验室。其中，正式交待委托8个厂和两个实验室负责进行，此外，还打算再接洽3个厂。
这样的工作态度和效率让事情进展得十分顺利，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要知道，中国需要的是一个从模具、动力到生产、检验齐备的大而全的工厂。这样的工厂不仅在苏联没有，在东德没有，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个厂涉及的产品、技术之多，几乎需要动员全东德无线电工业力量。
终于，在1952年7月，项目进入实行阶段。罗沛霖同王诤、王士光等历经千辛万苦，将718厂总平面布置图，包括3000台移动电台、30万架收音机、厂区划分都确定了下来。
1952年9月，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开始筹建，718厂筹备组在电信工业局内部成立，罗沛霖被任命为正组长，秦亦山为副组长。
当时，《人民日报》称“718”为“我国第一座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制造无线电元件的综合性工厂。它将同已经投入生产的北京电子管厂（‘774’厂）一起，基本上改变我国无线电工业依靠外国零件由国内装配的状况。这个工厂的产量将基本上满足目前国内市场的需要，有些产品还可以出口。”
自此之后，“718”联合厂成了北京的一张名片，是外宾乃至外国元首的主要参观地。
正是通过罗沛霖的奔走，718联合厂厂房得以保存。与此同时，罗沛霖的举动，同样促进了如今798地区艺术事业的发展。
倡建中国工程院
1978年，罗沛霖曾随中国电子学会代表团访美。在美国期间，罗沛霖注意到了美国国家工程院（NationalAcademyofEngineering）的情况。美国国家工程院成立于1964年12月，是美国工程科技界最高水平的学术机构。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是工程界最高荣誉，授予那些在工程领域内从事研究、实践和教育并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士。
从美国回来后，综合各种考虑，罗沛霖首次提出了中国要设置工程院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师昌绪、张光斗等科学院院士的认同。1981年，在中科院技术科学部的学部大会上，工程院建院的提议正式被提了出来。大会当即要求学部常委中的张光斗、吴仲华、罗沛霖和师昌绪对工程院成立的必要性和初步方案进行讨论。经过几天的研究讨论，建立工程院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罗沛霖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不过，或许是因为当时条件尚不成熟，这次提案没能实现。
在这种舆论的倡导下，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建立工程院的必要性，在两会上，倡议建立工程院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们的提议和群众的来函时常会被转送至中国科学院。其内容不是要求成立中国工程科学院，就是建议扩大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的名额。
1986年，罗沛霖创议并起草了《关于加强对第一线工程技术界的重视的意见》，联合茅以升、钱三强、徐驰、侯祥麟等80余人，向全国政协提出了议案，再次明确提出建立工程院的建议。
这种执著，反映的正是罗沛霖希望工程院能够早日成立的迫切心情。他在给钱学森的信中这样写道：
应当说，我们对于工程技术工作是十分重视的，但是往往只是作为具体项目对待，或者依从于具体项目的建设任务予以安排。这远不是以适应工程技术作为整体对于国家建设无可非议的支配地位。除去科研体制的作用以外，上述这一状况以及由此助长了的在建设第一线上工程技术水平提高不快，也正是我们产品质量低，投产慢和科学研究成果不能充分转化生产力的重大致因。
为此我们提出迅速成立中国工程院或工程技术院，作为中国科学院的各学部同等性质的国家咨询性与荣誉机构。
鉴于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工程技术和技术科学的发展很不够，产业技术水平还很差，从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出发，贯彻“服从于经济”、“服务于经济”的方针，我们建议从速建立中国的工程与技术科学院，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江泽民总书记阅后于1992年5月11日批给温家宝同志：“家宝同志：此事已提过不少次，看来要与各方面交换意见研究决策，请酌。”
12日，温家宝同志接到江泽民总书记批示后在《综合与摘报》上批示：“宋健、罗干、光召同志，此事可否请中科院牵头，商有关方面提出意见，请酌。”
在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国务委员宋健、国务委员兼秘书长罗干都作了批示后，建立工程院一事，便正式由中科院接手。周光召院长接受了这一任务，在周光召于1992年7月18日向中央及国务院领导提出了组建“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五条原则性意见时，其具体内容基本上沿袭了罗沛霖之前所执笔的《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
就这样，从罗沛霖1982年第一次提出建立中国工程院的建议开始，历经了10年，这一建议终于得以通过。
1994年6月3日，中国工程院召开了院士大会，宣布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罗沛霖、王大珩、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等3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样，他们就同时当选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即“两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的成立是罗沛霖晚年筹划的一件大事，是他为之坚持努力了十几年的愿望，成为了他晚年最为欣慰的一件事情。
（作者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罗沛霖二子罗晋：我的父亲罗沛霖
■罗晋
父亲去世后，翻看他的遗稿。近年见到他在起草自传，但现在才真正读到了他在设计中的自传。其中融合了他错综周折、纵贯历史的生涯，充满着对世界、事件、人生、社会精致细腻的观察，意识流畅，豪迈而伤感。虽然远不近完工，但大概的轮廓已经清晰了。
我母亲说：“从我十五岁第一次见到他（罗沛霖）时，我这一辈子所热爱和怜悯他的事实在于，他的运气并不好、他从少年的成长并不在幸福和关怀之中、他年轻时健康不足、他周围的困境和限制翻覆变幻、他对事业的追求也从来不是豪放自如。一切都得通过不屈自强的努力，创造自己向往的生活，而一切的创造往往是为了忠诚于集体信念和自己所属于的人群。”
1982年，父亲患植物神经紊乱住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他在病中对母亲和好友吴阶平大夫表达：“我所见到的景象是漫无边际沙漠中的一个行走的个人。这个景象以世界的宏大和个人的渺小引起我的顿悟。”这是我父亲从“耳顺”进入“从心所欲”之年经过病痛所完成的超越，是他不屈于个人创造与群体利益取舍的脱胎换骨。
后来，在电视采访中命题《罗沛霖人生飞鸿》，其实对我父亲从来没有过可以我行我素的自由王国。在我母亲一生的文学和文艺圈内，父亲一生不是潇洒之人。他自觉承担的对家人、挚友、同事、党、社会和科学的责任，不允许他轻易随心所欲。我最近在商务中遇到左志友先生，他提议把“良心”和“责任”两大人生原则作为从商的准则，用来描述我父亲一生竟是最恰当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