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沙历史地理学报》，第20期，2019年12月，第1─40页，作者江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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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江俊伟，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博士后、特聘副研究员，中正大学历史学系暨研究所博士。
摘要
关键词：政治地理卜辞出土文献考古学文化殷代
一、前言
为了解决此一问题，首先应以一手史料殷墟甲骨文、考古资料为主，传世文献为辅；在运用甲骨文方面，必须认识到殷墟甲骨所见地名有的与殷商王室关系不明，或者只是战争路经之地，且地望大多不可考。这些均不能作为讨论依据。因此合适的做法为，从殷王室与各个势力的关系角度切入。理论上只要能找出卜辞中离殷商王室最远且从属的势力，就能从他们的所在勾勒出王室权力的最大范围。这些势力可能是殷王室宗族（「子某」）、臣属的侯（「某侯」）或各个族群，[2]从属的判断标准为殷王室是否命令他们进行各项事务（如「令某」、「呼某」）、收受贡纳（如「某入」、「某来」）等。另外，卜辞中受殷王室命令的族群也有转为敌对相互争战的例子，说明该区域受殷王室的掌握较弱，亦可作为参考。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殷商的「势力范围」并非指秦汉以后大一统王朝对地方直接掌控形成的区域，而是指殷商王室直接控制地区与周边服属的势力构成的军事联盟范围。另外，殷周时期对土地的掌握是以据点为主，而非整片面积的掌握，因此下文讨论的范围是充满「空隙」的。研究殷周政治地理问题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对于考古遗址的运用，目前学者根据殷商势力的中心「殷墟遗址」中的陶器、青铜器及墓葬等遗存，对与其文化属性相似的遗址形成的一支考古学文化称为「殷墟文化」。[4]笔者赞同此判断标准。不过各个遗址的内涵有所差异，需要加以区别。首先由于殷墟文化遗址较多，笔者只讨论遗存较为重要或丰富者。[5]目前发掘成果表明，殷墟文化以殷墟遗址为中心，其规模之大与遗存之丰富，已有许多论着提及。[6]至于殷墟以外的遗址，多数规模较小或遗存较少，可称为「小型遗址」，少数出现带墓道大墓或较为丰富随葬品的归为「中型遗址」。以往有的学者将青铜器的分布地纳入殷墟文化范围，进而将江西、湖南地区归为殷商势力区。但实际上青铜器属于珍稀物品，可能因为战争、贸易等因素流传外地，因此本文不采用出土地不明或单独埋藏的青铜器作为判断依据。是以据笔者统计，殷墟文化范围包含今河南省全境，河北中、南部，山东西半部，安徽西北部，山西中、南部及陕西东部一带（见下图）。
图2殷墟以北主要遗址分布示意图
小型遗址方面，在殷墟以北周边有安阳辛店遗址，其地西南距殷墟10公里，除房基、墓葬之外还发现铸铜遗迹，包括陶范、模、芯共约5,000块，磨石、骨锥、铜削等工具上百件。可能属于殷王室在殷墟周边掌握的一处铸铜聚落。[19]此外还有林县下陶、[20]磁县下七垣遗址。[21]其中下七垣遗址发现铜器3件带「受」字铭文，2件带「（启）」字铭文。以上可见殷墟周边遗址较为稀少。
往北到邯郸、邢台地区周边则有邯郸涧沟、[22]邯郸薛庄、[23]武安赵窑、[24]永年邓底、[25]沙河青介、[26]邢台贾村、[27]邢台西关外、[28]邢台曹演庄、[29]邢台东先贤、[30]邢台粮库、[31]邢台葛家庄、[32]隆尧双碑、[33]临城古鲁营、[34]临城补要村遗址。[35]遗址普遍发现窑址，其中隆尧双碑遗址更发现窖藏陶鬲77件。另外发现墓葬及房址，墓葬一般出土少量陶器。其中武安赵窑遗址发现数件铜器带「」字铭文；临城补要村遗址发现铸铜遗迹，包括密集的炭渣及烧土，并散见陶范、坩埚、残炉壁、范芯、铜器碎片。这个区域的遗址较多，但遗存基本以陶器为主。其中普遍出现窑址是这个地区的特殊现象，显示当地可能存在制陶产业。
邢台以北至石家庄。
邢台以北至石家庄、保定地区，有赵县双庙、[36]正定新城铺、[37]灵寿西木佛村、[38]新乐中同、[39]容城上坡遗址。[40]遗存以墓葬为主，但部分随葬品较为丰富。如赵县双庙遗址发现墓葬一座，随葬品有玛瑙、玉器；正定新城铺遗址发现墓葬一座，随葬铜器中有6件带「」或「」（）铭文；灵寿西木佛村遗址发现墓葬一座，随葬铜器22件等。
从殷墟以北遗址分布来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殷墟至邯郸地区。这个区域除殷墟遗址外的遗存较少，可能是资源集中于殷墟的表现。表现在政治势力上，应为殷商王室直接掌握的区域。第二是邯郸、邢台地区。出现的遗址明显增多，但遗存普遍较少，并以窑址为主。推测为服属于殷商王室的族群分布区，并主要经营制陶产业。第三，石家庄、保定地区。此区的遗址分布又趋稀疏，不过其中的定州北庄子遗址规模明显不同，墓葬伴随较多青铜器等，加上周边遗址遗存也更为丰富，应属于独立性更强的地方势力。因此甲骨文虽能看出殷商势力最远达河北东北部一带，但考古资料更能显示这个范围内的分层结构。
三、南部
乙未〔卜〕，□贞：立史（事）于南，又〔从□〕，中从，左从曾？《合集》5504
〔乙〕丑卜，曾令归？《合集》22294
《合集》5504卜问于南方立事，右从□，中从，左从曾？大致是在南方展开军事行动的内容，可推论曾在商的南方。右、中、左为殷周军队常见「三军」编制，《合集》33006：「丁酉贞：王作三师右、中、左？」《春秋襄公十一年》亦载：「王正月，作三军。」[43]《合集》22294卜问命令曾归来？曾既参与征伐并受命令，可知商、曾关系友好。此外并无双方明确敌对的内容。
关于曾的地望，丁山、饶宗颐、李孝定先生根据传世文献中潧水、鄫国的位置认为其地在今河南。[44]而据近年考古发掘成果，湖北随州另有一个未见于传世文献的「曾国」：
M65的年代当在西周早期的康昭之际。……在一些反映身份的重器如方鼎、圆鼎、簋等上多见有「曾侯」和「曾侯谏」的铭文，因此，可以断定，该墓葬所出的大批铜器应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曾国铜器群之一，其国属应为曾。……主人应当属曾侯谏墓。[45]
之后发掘则补充说明此地：「应是西周早期的一处曾侯家族墓地。」[46]因此殷商的曾亦可能位于豫南、鄂北之间。以上所说，大致可知殷商王室的势力范围南至今豫南一带。
至于殷墟以南的遗址分布可参下图：
图4殷墟以东主要遗址分布示意图
1淮阳冯塘2民权牛牧岗3夏邑清凉山4菏泽安邱堌堆5梁山青堌堆6平阴臧庄7平阴朱家桥8济南刘家庄9济南大辛庄10邹平丁公11桓台史家12阳信李屋13益都苏埠屯14寿光古城15泗水寺台16邹县南关17滕州前掌大
殷墟以东至菏泽地区之间，由于在先秦时期属古黄河河道区，[87]除前述濮阳马呼屯遗址以之外基本未发现遗址。[88]豫东地区有淮阳冯塘、[89]民权牛牧岗、[90]夏邑清凉山遗址。[91]山东泰山以西有菏泽安邱堌堆、[92]梁山青堌堆遗址。[93]发现少量房址、墓葬等，遗存以陶器为主。
泰山以北地区有济南大辛庄、[94]济南刘家庄、[95]平阴朱家桥、[96]平阴臧庄、[97]阳信李屋、[98]邹平丁公、[99]桓台史家、[100]寿光古城遗址。[101]主要发现墓葬及房址。其中济南大辛庄遗址在一、二个探方内集中出土夹细砂红陶大口缸，可能与冶炼有关。另外还发现卜甲中有一片存有刻辞34字，与殷墟卜辞明显属同一系统；济南刘家庄遗址发现墓葬77座，其中M121、M122随葬的铜戈、矛、刀达数十件，并有较多带「」字铭文铜器；平阴臧庄遗址发现墓葬一座，随葬的一件铜爵带有「子（义）」铭文；阳信李屋遗址存在较多的「盔形器」，被认为与制盐有关；桓台史家发现几片刻划卜骨。
此外还发现属中型遗址的益都苏埠屯墓地。随葬品以铜器（主要为铜镞）及大量的贝、蚌为主。其中至少有一座「亚」字形大墓，随葬的铜钺，以及铜锛、铜爵残片均带有「」字铭文（或释亚丑）。还有二座「甲」字形墓M8与M11。前者随葬铜器中有13件带有「（融）」字铭文。[102]不过苏埠屯墓地年代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部分墓葬可能晚至西周早期。[103]
泰山以南有泗水寺台、[104]邹县南关遗址。[105]均为墓葬，随葬铜器为主。其中邹县南关遗址随葬铜觚带铭文「（子保）」，铜爵带铭文「」，应为「保」字异构。
此外还有属中型遗址的滕州前掌大墓地。发现双墓道墓葬2座，其中BM4存在地面建筑。单墓道墓葬、中型墓葬各一座。小型墓葬一般随葬铜器或陶器，数量在数件至数十件不等。1998─2001年又陆续发掘了一批墓葬，有11座被归为殷墟四期晚段。[106]不过前掌大墓地的分期存在争议，部分墓葬可能晚至西周早期。[107]另外该地西周时期的墓葬出土大量带有「史」字铭文铜器，与殷商时期墓葬的族属关系有待研究。
以上殷墟以东遗址分布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殷墟至濮阳古黄河河道区。这个区域同样出现真空状态，可归属于殷王直接管理区。第二是商丘、菏泽至济宁、淄博地区。遗址数量较多并沿泰山山脉周边分布。墓葬大多随葬陶器为主。应为服属殷商王室的族群所在区。从平阴臧庄、邹县南关遗址出土带「子某」铭文铜器来看，此区域还存在殷王宗室。第三是潍坊、枣庄地区。发现属中型遗址的益都苏埠屯、滕州前掌大墓地，均出土带墓道大墓及较多青铜器，明显与周边遗址不同。属独立性更高的区域。其中益都苏埠屯墓地的族属「」，在甲骨文中亦见此族，如《合集》36419有「小臣」，「小臣」之称说明其为王室官员。不过族既作为王室之臣，但在地方上又存在王室等级的「亚」字形大墓，双方复杂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结合甲骨文与考古资料，殷商以东势力范围最远可至山东泰山以北、以南区域。
五、西部
以往学者认为卜辞中有许多势力位于殷商以西区域，不过大多无法确定具体地望，只能概括在今山西及晋陕交界一带。能够确定地望且离殷商政权西部最为遥远的势力仅有陕西的周族，即日后代商之周。甲骨文中商周关系并不稳定：
丙寅卜，内：令周取？《合集》8854
甲子卜，贞：妇周疾不（徙）？《合集》22265+《乙补》7387+《乙》8743+《乙》8833+R37046[108]
□未卜……弗（敦）周？《合集》6824
丙辰卜，贞：王周方征？《合集》6657正
由于先周文化的归属存在争议，可暂将殷商时期的周置于陕西关中平原一带。考虑到以上所说各类遗存的东界大约在今西安，则甲骨所见殷商西部的势力范围最远可至陕西西安一带。
再看殷墟文化以西的遗址分布：
图5殷墟以西主要遗址分布示意图
1长子北高庙2屯留上村3武乡上城4灵石旌介5闻喜酒务头6浮山桥北7西安老牛坡8西安袁家崖
图中可知殷墟文化以西至太行山一带未见遗址。在太行山西侧的晋东南部有长子北高庙、[118]屯留上村、[119]武乡上城等小型遗址。[120]均为随葬少量铜器的小型墓葬。晋中、南及陕西西安地区存在较多中型遗址。晋中灵石旌介墓地发现墓葬数座，随葬铜器达数十件，其中30多件铜器带有「」字铭文。[121]晋南浮山桥北墓地发现一批墓葬，其中带一条墓道的墓葬5座，部分随葬车马。中型墓9座。墓葬年代涵盖殷商至西周中期。[122]该区域曾发现一批被盗的带「先」字（或释「失」）铭文铜器，[123]一般认为即此遗址所出，不过具体情况未明。闻喜酒务头墓地发现墓葬12座，其中带一条墓道的墓葬5座。不过完整资料尚未公布。[124]陕西有西安老牛坡遗址，发现大型夯土基址、陶窑、铸铜遗存、墓葬38座及陪葬墓、马坑、车马坑等。墓葬有半数殉人，随葬品以铜器为主的有10余座。[125]邻近的袁家崖遗址发现一座小型墓葬，可能属老牛坡遗址的一部份。[126]
以上遗址虽然较少，但仍可看出三层结构。第一为殷墟至太行山山脉区。这个区域同样是殷墟王邑的资源集中导致的「真空」状态，属王室直接控制的范围。第二是晋东南区。这些出少量铜器小型遗址邻近太行山脉，与殷墟遗址隔山相望，应为服属于殷商王室的族群所在。《尚书西伯戡黎》亦载此地存在殷商的诸侯黎国，可作为参考。[127]第三是晋中、南及陕西西安地区。出现的较多带墓道大墓及大量铜器均显示为独立性更强的区域。这应是太行山脉的阻隔，导致殷商王室对其西区控制较弱的表现。结合甲骨文与考古资料，大约可知殷商以西势力范围最远至陕西西安一带。
六、结论
当然，以上研究受限于现有资料而有讨论余地。例如透过殷墟甲骨文讨论殷商王室与周边族群的关系，实际上仅是片面的从殷商王室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而考古遗存虽然相对客观，但问题在于殷墟文化与殷商政治势力范围不会正好等同。例如非殷墟文化的势力亦可服属于殷王室，属殷墟文化的遗存也可以是深受殷墟文化影响的敌对国家。前者就如甲骨文所见的竹、周等族，后者虽无法从考古资料看出此一情况，但殷墟文化边缘存在规模较大、遗存较丰富的遗址是事实，就算其中存在与殷商敌对的势力也不意外。这些问题都可能随着新材料的出土及解读方式的不同，可以进一步研究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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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荥阳市关帝庙遗址商代晚期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7期，页32-46。
[6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荥阳小胡村墓地商代墓葬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5年第1期，页3-13、25。
[6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编着，《荥阳西司马墓地》（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年），页2-3、188；郝红星、于宏伟，〈荥阳西司马商周墓地再研究〉，《中原文物》2018年第1期，页67-79。
[68]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编着，《登封南洼：2004─2006年田野考古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页635-701、781-795。
[69]游清汉，〈河南南阳市十里庙发现商代遗址〉，《考古》1959年第7期，页370；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市博物馆馆藏的商代青铜器〉，《中原文物》1984年第1期，页95-96；南阳市文物工作队，〈南阳市十里庙遗址调查〉，《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页27-29、14。
[70]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河南驻马店闰楼商代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8年第4期，页457-510。
[7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河南上蔡出土的一批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1期，页66-69、63。
[72]信阳地区文管会、固始县文管会，〈固始县葛藤山六号商代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页96-99。
[73]葛介屏，〈安徽阜南发现殷商时代的青铜器〉，《文物》1959年第1期，页2。
[74]阜阳地区博物馆，〈安徽颖上王岗、赵集发现商代文物〉，《文物》1985年第10期，页36-41。
[7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6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页83-99；豆海锋，〈试论安徽沿江平原商代遗存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江汉考古》2012年第3期，页69-80、68。
[77]丁山，《殷商氏族方国志》，附于《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又出于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页78。
[78]《合集》6665正+《合集》16900正。黄天树主编，《甲骨拼合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页118-119、413。
[79]胡厚宣，〈甲骨文所见殷代奴隶的反压迫斗争〉，《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页6；于省吾，〈释〉，收于氏着，《双剑誃殷契骈枝》（北京：虎坊桥大业印刷局，1940年），又收于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8，页218-219。
[80]林泰辅、董作宾、胡厚宣、岛邦男等说，见锺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页104、149；丁山说见氏着，《殷商氏族方国志》，附于《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页79-80；（东汉）赵岐注，（北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4〈公孙丑章句下〉，页84下；（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26〈淄水〉，页2245。
[8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页305。
[82]于省吾主编，姚孝遂按语编撰，《甲骨文字诂林》第四册，页3390。
[83]叶玉森、饶宗颐、李孝定等说见于省吾主编，姚孝遂按语编撰，《甲骨文字诂林》第一册，页89-90；郭沫若，《卜辞通纂》（东京：文求堂书店，1933年），又收于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2，页113；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页196；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页410。
[84]《左传注疏》，卷8〈庄公五年〉，页140下。
[85]郭沫若，《卜辞通纂》，页115；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又收于刘庆柱、段志洪主编，《金文文献集成》21（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页405；锺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页219。又《屯南》2064有「王族其（敦）尸方邑旧」一句，提到王族敦伐尸方的邑落「旧」。后期黄类卜辞未见尸方之称，不过《合补》11232：「癸未王卜，贞：旬亡？才（在）十月又二。王征人方，才（在）旧。」商王征伐人方亦经过「旧」地。似乎也说明人方就是尸方。
[86]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页306。
[87]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页17-18。
[88]袁广阔、南海森，〈近年濮阳考古发现与研究〉，页96-97。
[89]淮阳县博物馆，〈河南淮阳县出土一批晚商文物〉，《文物》1989年第3期，页94-96。
[90]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商丘市文物局、民权县文化局，〈河南民权县牛牧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2期，页3-17。
[91]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丘地区文管会，〈河南夏邑清凉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四）》（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页443-519。
[92]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菏泽地区博物馆、菏泽市文化馆，〈山东菏泽安邱堌堆遗址1984年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八）》（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页317-397。
[9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梁山青堌堆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1期，页28-30。
[94]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博物馆，〈1984年秋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述要〉，《文物》1995年第6期，页12-27；徐基，〈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的初步研究〉，《文物》1995年第6期，页47-52；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大辛庄商代居址与墓葬〉，《考古》2004年第7期，页25-33；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所，〈济南市大辛庄遗址出土商代甲骨文〉，《考古》2003年第6期，页3-6。
[95]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刘家庄遗址商代墓葬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1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页243-334。
[9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平阴县朱家桥殷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2期，页86-93。
[97]平阴县博物馆筹建处，〈山东平阴洪范商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4期，页93-96。
[98]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阳信县李屋遗址商代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3期，页3-17。
[99]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邹平县文化局，〈山东邹平丁公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5期，页391-398；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6期，页496-504。
[101]寿光县博物馆，〈山东寿光县新发现一批纪国铜器〉，《文物》1985年第3期，页1-11。
[102]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页17-30；殷之彝，〈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丑」铜器〉，《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页23-34；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地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1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254-273。
[103]黄川田修，〈斉国始封地考──中国山东省苏埠屯遗迹の性格──〉，《东洋学报》第86卷第1号（2004年），页1-36。
[104]赵宗秀，〈山东泗水发现商代青铜器〉，《考古》1988年第3期，页284。
[105]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5期，页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邹县文物保管所，〈山东邹县古代遗址调查〉，《考古学集刊》第3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页98-108；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山东邹县南关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2期，页61-68；黄川田修，〈山东邹城南关遗迹の研究──西周时代の黄河下流域の一様相──〉，《明治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纪要》第49册（东京：明治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1年），页58-78。
[10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三一）〉，《考古》2005年第7期，页58-5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滕州前掌大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滕州市博物馆，〈滕州前掌大村南墓地发掘报告（1998─2001）〉，《海岱考古》第3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页227-375。
[109]一般认为《合集》20074有「周侯」之称，不过该片为残甲骨，暂存疑。
[110]钱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第10期（1931年），又收于氏着，《古史地理论丛》（台北：东大图书，1982年），页5。
[111]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页292。
[112]岛邦男着，濮茅左、顾伟良译，《殷墟卜辞研究》，页790。
[113]夏含夷，〈早期商周关系及其对武丁以后殷商王室势力范围的意义〉，《古文字研究》第1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又收于氏着，《古史异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9。
[1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南邠州碾子坡》（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页348-352。
[115]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刘家姜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页16-29。
[116]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武功郑家坡先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页1-15。
[117]可见雷兴山，《先周文化探索》（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页1-14。
[118]郭勇，〈山西长子县北郊发现商代铜器〉，《文物资料丛刊》3（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页198-201。分期参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页1090。
[119]长治市博物馆，〈山西屯留县上村出土商代青铜器〉，《考古》1991年第2期，页177。
[120]王进先、杨晓宏，〈山西武乡县上城村出土一批晚商铜器〉，《文物》1992年第4期，页91-93。
[121]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编着，《晋中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页101-203。
[122]桥北考古队，〈山西浮山桥北商周墓〉，《古代文明》第5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页347-394。
[123]无署名，〈山西临汾破获文物案缴获商晚期「先」族青铜器〉，《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3日，第1版。
[124]〈「考古中国」项目取得重要进展〉，《光明日报》2018年12月24日，第9版。[1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五）〉，《考古》1988年第7期，页661；刘士莪编着，《老牛坡: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田野发掘报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5、105-375；
[126]巩启明，〈西安袁家崖发现商代晚期墓葬〉，《文物资料丛刊》5（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页120-121。
[127]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注疏》，卷10〈商书西伯戡黎〉，页144下。
正文
殷墟为殷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发现于20世纪初，1928年开始发掘。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面积约二十四平方公里。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王(帝辛)亡国，商以此为都(约公元前14世纪末至前11世纪)，共经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
傅氏(傅斯年，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台长)组织领导的安阳殷墟洹水南岸历时9年15次田野考古发掘，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中国商代晚期盘庚迁殷的都城就在此处，距今已有3300年左右的历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地层、出土青铜、玉器等遗物，以及甲骨文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司马迁《史记》有洹水南，殷墟上记载，另有文献称北蒙，又名殷墟。甲骨卜辞中又称之为大邑商、商邑。)这个都城的形制和以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殷墟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在东方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和光荣的地位。
就学术发展本身而言，殷墟15次发掘完全是由中国学者自己主持完成的，因而殷墟又称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祥地。
地理位置
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小屯村周围，地理坐标为1141850E，360736N，海拔约80m，长宽各约6公里，总面积约36平方公里，遗产地保护区核心面积414公顷，缓冲区面积为720公顷。殷墟总体布局严整，以小屯村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为中心，沿洹河两岸呈环型分布。现存遗迹主要包括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殷墟王陵遗址、洹北商城、后冈遗址以及聚落遗址(族邑)、家族墓地群、甲骨窖穴、铸铜遗址、手工作坊等。
文物遗迹
宫殿宗庙遗址位于洹河南岸的小屯村、花园庄一带，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650米，总面积71.5公顷，是商王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场所，也是殷墟最重要的遗址和组成部分，包括宫殿、宗庙等建筑基址80余座。在宫殿宗庙遗址的西、南两面，有一条人工挖掘而成防御濠沟，将宫殿宗庙环抱其中，起到类似宫城的作用。
宫殿宗庙区还有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商王室成员墓葬，也是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墓室有殉人16人，出土器物1928件，包括468件青铜器，755件玉器以及564件骨器，另有将近7000枚海贝。
殷墟宫殿宗庙区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甲骨窖穴，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
王陵遗址位于洹河北岸侯家庄与武官村北高地，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约11.3公顷。自1934年以来，在这里累计发现大墓13座，陪葬墓、祭祀坑与车马坑2000余处，并出土了数量众多、制作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石器、陶器等，是学术界公认的殷商王陵所在地。其中，东区祭祀坑数量众多，排列有序，坑内有不少人、畜骨架，是殷王室祭祀先祖的一个公共祭祀场地，现辟为M260展厅。
另外，在王陵的东边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是现今为止所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
洹北商城遗址的年代早于传统意义上的殷墟晚商文化，略晚于郑州早商文化，很可能是商代中后期的一处都邑遗址。
2017年5月3日报道，考古人员在殷墟大遗址保护区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18座匈奴墓葬。这些匈奴墓葬排列整齐，墓葬形制相同。从出土的器物判断，这些墓葬晚于殷墟时期，且与中原墓葬的形制内容有所不同。它的时代应该在东汉末年到魏晋，距今1800年左右。
发掘沿革
据《尚书》、《史记》、《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距今30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曾存在商王朝，该王朝延续了近500年，是具备疆域国家形态的中国上古历史的开端。第一位商王名汤，于公元前16世纪初在亳建国，并迅速征服了周邻势力，稳定了商王朝的政治版图。商朝的王位继承采用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办法，前后共有31位商王。
商朝的都邑曾数度迁徙，自前1319年第20代商王盘庚自奄迁都至殷，到公元前1046年帝辛亡国，经历了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共8代12位国王273年的统治，一直是中国商代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商灭亡后，逐渐沦为废墟。
小屯位于安阳市西郊洹河岸边。这一带地势略高，因此战国以来，特别是隋唐时期一度被当作埋葬亡灵的理想地点。直到明朝时，才成为由数户人家组成的一个居民点。清末以来，小屯居民在耕作中常从地下挖到碎骨片。19世纪末，当地传闻碎骨即所谓的龙骨，可以治病，于是村民收集碎骨片，或留作已用，或卖给中药铺。从此，龙骨被源源不断地从地下掘出。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因病购药，在北京发现中药店中所售龙骨上刻有一些很古老的文字，意识到这是很珍贵的文物，开始重金收购，进而考证出这些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王懿荣义愤自尽，所收藏龙骨由其子转售晚清学者刘锷。1903年，刘锷将其收藏的甲骨编印出版，成为第一部甲骨文著录《铁云藏龟》。
出土过程
1928年，在傅斯年大力支持下，开始对殷墟进行第一次为期18天的试掘，
及铜器、陶器、骨器等多种文物。1929年春，由李济主持对殷墟的正式发掘。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共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找到了商王朝的宫殿区和王陵区，证实了《竹书纪年》关于商代晚期都邑地望的记载，使得殷墟遗址曾经是商代晚期都邑成了不可动摇的结论。
1950年，武官村大墓发掘，成为新中国首次殷墟发掘。1976年，小屯西北地发现商王武丁配偶妇好之墓。到1986年，已经对十几个点进行了20多次的发掘，获得了刻字甲骨15万片左右。1999年1月，在殷墟遗址东北部地下约2米深处，发现一座规模巨大的商代城址，这座城址的年代略早于作为商王朝晚期都邑的传统概念上的殷墟，分布上与旧的殷墟范围略有重叠，但整体在洹河北岸，学术界将其命名为洹北商城。
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丰富，殷墟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宽，从殷墟文化分期到环境(如地理、地貌、植被、资源、动植物)等;从人种、人口、家族组织，到建筑业、手工业(如铸铜、制玉、制陶、制骨);从农业到埋葬制度、祭祀制度;从文字到艺术以及晚商社会的性质等，商朝逐渐成为信史。[15]
遗址价值
甲骨文是汉字的前身、世界三大最古老的文字体系之一，不仅证明古老的汉字是独立起源的，还提供了中国古代独立的文字造字法则，对3000年以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不仅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提前到了商朝，而且由于甲骨文内容丰富，涉及殷商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对全面复原殷商社会史具有重要意义，被称为中国古代乃至人类最早的档案库。对甲骨的研究，也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甲骨学。[16]
品、艺术品等，礼器有鼎、斛、簋、觚、爵等，乐器有铙、铃、钲等，兵器有戈、矛、钺、刀、镞等，工具有锛、凿、斧、锯、铲等，生活用具有铜镜、杖首、漏、勺、箸、器座、角形器等，装饰艺术品有人面具、人头面具、铜牛、铜虎、铜铃等。形制丰富多样，纹饰繁缛神秘，反映了殷商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审美观念，达到中国青铜时代发展的巅峰，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青铜器上铸刻的文字(金文)，特别是篇幅比较长的铭文，是当时人们现实生活的反映，保留了当时的真实的面貌，因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有四五千件。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青铜器中，有礼器170多件，兵器1340多件，还有工具以及其他杂器。1950年～1986年间，发掘所得礼器650多件，兵器1400多件，还有一些工具、艺术品和杂器。1986年以后，仍有不少青铜器被发现。青铜器主要出土于大中型墓葬，其中出土最多的就是保存完好的第五号墓妇好墓，竟有468件之多，而且种类齐全。
青铜器中铸造技术工艺最为精美的是礼器。而殷墟出土的礼器，不仅种类多，而且形制多样，呈现圆、扁、方等形状，其中以圆形器为主。最大最重的当属武官村大墓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千克，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全世界最大的古代青铜器，也是青铜文明的巅峰之作。此外，侯家庄西北岗M1004号墓出土的牛鼎和鹿鼎、妇好墓出土的两件司母辛大方鼎等，也是重型礼器。
建筑特色
以宫殿宗庙建筑和王陵大墓为代表的商代建筑，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反映出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均衡感、秩序感和审美意趣，集中体现了殷商时期的宫殿建设格局、建筑艺术、建筑方法、建筑技术，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宫殿建筑的先进水平。殷墟的洹北商城，具有高大的城墙、威严的宫殿、特别是严格的中轴线布局，成为数千年来中国历代城市的特征。
史学价值
殷墟的发掘，几乎完全改变了传统史观中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面貌，真实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为商周考古确立了可靠的年代学基础，对于上溯早商文化和夏文化起到了
基点作用;填补了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的空白，从而完善了商代的编年框架。
以青铜器、玉器为代表的殷墟文物表明，殷墟时期的手工业空前发达，不仅门类齐全，而且工艺水平极高。一些主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如青铜冶铸、制玉、制陶、制骨、制车、纺织等都已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这一时期的白陶、原始瓷等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殷墟出土的商代马车，大量使用青铜构件，独辕双套双轮，结构精致复杂，体现出高超的机械、青铜铸造等复合技术。
殷墟王陵的埋葬制度、分布格局、随葬方式、祭祀礼仪等，集中反映了商代晚期的社会组织、阶级状况、等级制度、亲属关系，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王陵建设的最高水平，并为以后中国历代王朝所效仿，逐渐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陵寝制度。同时，以人祭、人殉、车马殉葬、兽祭等为代表的殷墟丧葬习俗，突出表现了殷墟时期以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制，体现了当时的丧葬习俗。[16]
考古学影响
殷墟的发掘，是中国传统金石学与西方田野考古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的标志。[19]
殷墟宫殿区、王陵区的发掘，大批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瞩目，确立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地位;
1931年梁思永在安阳后冈遗址三叠层的发现，第一次从地层学上划分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为中国考古学的地层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殷墟发掘工地成为培养中国考古人才的摇篮，从这里走出了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梁思永、郭宝钧、尹达、夏鼐、胡厚宣等中国考古界的第一代精英。
殷墟的发掘，对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历史研究中盛行的疑古之风作了正面回应。随着商王朝的存在被考古学证实，中国学术界得以展开有关文记载中的夏王朝的探索。
评价
国内评价
郭沫若：①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②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③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
陈运和：甲骨文乐得跳出殷墟，青铜器乐得跳出殷墟重见天日，真是安阳小屯村的特大欢喜。
夏鼐：①殷墟不仅文物丰富,而且学术价值很高，它蕴藏的宝物,还远未罄竭。②商代殷墟文化实在是一个灿烂的文明，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要素。并且它又是一个灿烂的中国文明。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在上述三个要素方面，它都自具有中国色彩的特殊性。在其他方面，例如玉石雕刻、马驾的车子、刻文白陶和原始瓷、甲骨占卜也自有特色。殷墟的艺术也自成一风格。
金秉模：整体来看，殷墟遗址的价值很重要，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工作也是很好的。殷墟YH127甲骨窖穴是人类东方最早的档案库。王陵遗址可与古埃及金字塔相媲美，是第二个古埃及。
江泽民：这个地方学问很深，很有发展前途。
国外
2006年在立陶宛召开的第30界世界遗产大会上，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殷墟具有突出的普遍的价值，作出了以下评价：
II、殷墟作为商王朝都邑，展现了包括文字系统在内的顶峰时期的中国古代青铜文化。
III、殷墟的文化遗存提供了非同寻常的关于商代晚期文化传统的证据，包括丰富的科学发明与技术成就，例如建立在日相与月相观察上的天文历法、刻写在甲骨上的中国最早的书写文字。
IV、殷墟的宫殿宗庙遗址、王陵遗址留下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杰出范例，奠定了中国古代宫殿制度和陵园制度初期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VI、殷墟的考古发现，为汉字语言、古代信仰、社会制度以及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了物质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