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文博学刊》2022年第4期：大型系列遗产的阐释展示专题
丝绸之路遗产价值传播的现状与思考
彭雪许凡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100029）
摘要：自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国内遗产领域围绕丝绸之路系列遗产的阐释利用进行了诸多实践，并逐渐意识到丝绸之路的阐释需要接受展示对象物质载体以及展示空间和方法的局限，需要通过有限的物质形象表达宏大叙事。而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框架阐释和展示丝绸之路系列遗产价值，恰好可以跳出简单的信息复制和传递的窠臼，将每一个节点、遗产、文物等要素视作丝绸之路的微观镜像，激发一种对于“旅程”的想象力，在多种要素的动态聚合过程中实现丝绸之路精神和知识的再生产，同时也可为其他需要在宏大叙事框架下进行价值传播的遗产提供借鉴。
关键词：丝绸之路文化线路行动者网络遗产价值传播
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与之类似的草原之路、佛教之路等概念，本是后人在认知和解读历史过程中的建构。最初明确提出丝绸之路概念的是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中，李希霍芬将连接古代中国与罗马的商路以产自中国的特产——丝绸而形象地命名为“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①20世纪初，法国学者沙畹将丝绸之路概念进行了扩展，指出丝绸之路不仅包括陆上线路，同样包括印度洋的海路②，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可见，“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是后世学者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名词而概括的历史现象，其本身命名和时空框架仍存在较多争议，导致今天对丝绸之路遗产的界定和阐释出现极大的模糊空间。抑或说，丝绸之路自身即是“阐释”的产物，因此对这个概念的阐释要比对一般遗产的阐释更具挑战性。
丝绸之路跨越国家边界，其阐释更关涉跨越国族、穿越文明这一主旨。如何在不同文明语境中建立起互相兼容的遗产解读体系，需要超越国族边界的视野。丝绸之路作为一个跨国遗产项目，其直接肇始便是20世纪末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整体研究：对话之路”项目。该项目通过为期10年（1988—1997）的全球规模的考察、研讨，旨在从遗产角度界定和阐释丝绸之路体系，通过对历史进行再审视，促进当代丝绸之路作为和平之路、对话之路和交流之路的象征。与之呼应，负责为教科文组织提供专业咨询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于2008年发布了《关于文化线路的宪章》（TheICOMOSCharteronCulturalRoutes）③，指出文化线路反映了交互式的、动态的以及演变的人类文化间联系的过程，展示了不同人群对于人类文化遗产多样性的贡献。这一定义的最典型表现便是丝绸之路。
但是，《关于文化线路的宪章》仅仅从概念角度对丝绸之路这一文化线路进行了原则性的界定，并没有解决操作中的困境——作为庞大复杂的系列遗产，在遗产阐释中应从何处切入，以何种价值为侧重，单体古迹、遗址甚至馆藏文物应如何表达（是否应该表达）远超其体量的“宏大叙事”？
本文通过分析近年来在中国境内开展的有关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主题遗产实践项目——文物展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标识设计、数字化展示等，回顾国内遗产领域对丝绸之路系列遗产阐释利用方面的尝试，探索如何在宏大叙事框架下寻找遗产价值传播的突破口。我们认为，丝绸之路的阐释框架应尊重这一概念自身建构性的特点，在整体性和具体性之间，在古代故事和当代叙事之间寻找相对平衡。同时，考虑到丝绸之路文物和遗址的特性，在阐释中除了呈现宏观知识体系外，不必追求遗产的完全表达，而应明确具体的主题和对象，在遗产展示策略中既要突出遗产特色，也要思考遗产的“通古今之变”。
一、作为行动者网络（ANT）的丝绸之路遗产
这一原则强调的是某一遗产地的解读应关照其文化历史和自然背景，不应局限在遗产本身。但这一原则仍视遗产地价值为核心，对周边环境的阐释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遗产地价值。然而，对丝绸之路而言，微观层面的遗产和宏观层面的丝绸之路概念，应是双向勾连、互为因果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一方服务另一方的关系。我们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ANT）能够提供另一种阐释框架。蒂姆·温特（TimWinter）曾用ANT理论概括丝绸之路。⑤ANT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法国社会学家卡龙（MichelCallon）和拉图尔（BrunoLatour）为代表的“巴黎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提出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世界是由行动于其间的人与物质载体共同构建的体系，无论是人还是非人的物质因素，都是其中的行动者。而丝绸之路便是这一体系的典型象征，过去的历史和文物，被发掘并经过符号编码，将城市和国家连接在一套新的网络之中。“瓷器、沉船、建筑、甚至丝织品的微小片段”共同参与到建构这一洲际间的贸易和外交关系秩序。⑥
或许“单一、完整的故事”指的是今天的政治家所倡导的宏大历史叙事。但这一解读同样适用于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遗产阐释的具体实践，即无论我们从哪个历史片段或遗产构成切入，都应呈现某一特定视角的丝绸之路叙事；而且无论这一叙事是否能够涵盖丝绸之路的全部内涵，它必须是自洽且“单一和完整”的。
下文我们将回顾国内丝绸之路遗产和知识体系的传播实践。由于近年来以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为题的展示实践非常多，我们的案例并不能穷尽所有项目，但希望通过甄选若干有代表性的事件，分析当前遗产界解读阐释这一主题的惯常思路。
二、丝绸之路遗产价值传播实践
（一）举办多主题、多层次的文物展览
近年来，为加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博物馆的馆际交流，建立展览信息共享平台，促进不同文明对话，各级政府、研究机构纷纷举办丝绸之路文化主题系列展、相同历史阶段文物对照展、考古成果展等展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联系，推动了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文化遗产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发挥了文物展览在文化交流方面的独特作用。
1.“绵亘万里：世界遗产丝绸之路”展
2014年，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第一项丝绸之路跨国文化线路类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这种跨国合作不仅停留在申遗阶段，而且应延续至后续的保护和管理之中。更为重要的是，丝绸之路遗产跨国遗产项目的目的是沟通文明和文化，促进沿线民众心灵相通，因此在遗产价值阐释方面也需要考虑跨国性这一特点。在此背景下，香港历史博物馆在2017年举办的“绵亘万里：世界遗产丝绸之路”文物展，便是首次以世界遗产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展览。该展览汇聚了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的文物，并以世界遗产视角为线索，力求在宏大的丝绸之路知识体系下，聚焦世界遗产项目所呈现的跨文化交流。展览学术总顾问葛承雍对展览的定位是“尽量使大家了解古代国家与现在世界之间的文明传播”。此次展览展出逾210件（套）文物，包括玉器、丝织品、三彩胡人俑、金银器、青铜器和大型壁画等。⑧通过展览中“鎏金铜蚕”和“碎叶城石碑”2件微小文物，我们可以看出展览在构建中外交流“想象力”上的匠心。
2.“众望同归：丝绸之路的前世今生”展
3.“四海通达——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文物联展”
近年来，海上丝绸之路遗产也积极举办展览活动，2021年9月，“四海通达——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文物联展”在广州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开展。展览向学术界和公众展示了海上丝绸之路遗产价值研究的最新成果，力图为观众呈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的宏阔历史图景以及“交得其道、千里同好”的生动故事，通过来自广州、南京、宁波等地31家文博单位的383件文物见证海丝的交流互鉴。⑩
海上丝绸之路展览中的“节点”是在海上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货物。瓷器作为中国古代工匠生产的独步天下的手工艺产品，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大宗商品。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银盒的造型、纹饰及鎏金制法都与中国汉代器物风格迥异，是岭南发现最早的“舶来品”。银盒的蒜瓣形花纹采用锤揲法制成，而锤揲法制成的金银器被普遍认为起源于波斯。可见，瓷器和银盒是海上丝绸之路这张行动者网络中的节点，正如TimWinter所说，这些文物可以帮助我们构建一种对于丝路“旅程”（Itinerary）的想象力。
（二）注重通过触感和体验来呈现遗址现场
丝绸之路由一系列具有代表性或独特性的遗产点串联而成，其中部分遗产点属于大遗址范畴，根据其文物资源特性、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以及遗产规模与所在区位条件，这类遗产点的展示利用多采用考古遗址公园的模式（下表）。若希望给参观者提供丝绸之路宏大、壮观的感受，相比博物馆和线上展示，大遗址的现场展示是最佳方式。而这种遗址展示的局限性则在于其故事必然聚焦于单一的遗址，难以构建起文化线路的体系特质。不过，我们认为，考古遗址展示的关键点在于传递遗址的历史沧桑感，这样给人的冲击力要远远大于文字或信息层面的文化线路知识。以下介绍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陆上丝绸之路）和上林湖越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海上丝绸之路）两个案例。
1.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太华南路（龙首塬）。大明宫始建于唐贞观八年（634），高宗龙朔三年（663）扩建，昭宗乾宁三年（896）毁于兵火，遂成废墟，是第一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公园占地3.5平方千米，于2010年10月1日正式对公众开放。考虑到考古遗址大多采用回填方式保护，容易形成现场观赏感弱、难以理解的情况，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采用“内外兼修”的展示方式，即现场模拟展示与展馆陈列展示相结合的模式。现场展示主要是基于考古工作研究成果，廓清遗产边界，局部复原典型建筑，配合园林绿化的设计手法，丰富公众感性认识，通过“以步丈量、以眼观察”的方式，使公众体验到唐代国都的发展水平。场馆内则采用图文方式表达，在丝绸之路申遗文本的统一框架下，阐述各遗产点的价值特征，同时配以遗址整体微缩沙盘、出土文物、数字影像等手段，让公众全面理解遗产的历史文化内涵、考古工作历程等信息，有效消除一般大型考古遗址枯燥的观感。
在现场展示中，遗址展示采用综合展示方式：南入口的丹凤门遗址采用复原展示，既可作为园区入口，也可作为城市地标，成为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标志性建筑；北侧的含元殿、麟德殿、延英殿、紫宸殿等遗址整体采用标识展示方式，勾勒遗址边界、标识建筑轮廓、柱础布局与位置，其中含元殿、麟德殿局部采用复原建筑台基方式，延英殿、紫宸殿在标识展示的基础上进行局部模拟展示，丰富建筑体量感；此外，大福殿和三清殿等遗址采用原状展示方式，以实物展示增强公众视觉的震撼力。
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展馆包括综合性博物馆和考古探索中心。博物馆以展示唐代大明宫历史文化为主题，总建筑面积近1万平方米，博物馆与园区融为一体，既可发挥文化遗产的宣传教育功能，也不会干扰遗产历史景观视廊。更为新颖的是大明宫考古探索中心，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旨在增进公众对考古遗址发掘等方面知识的了解。
2.上林湖越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上林湖越窑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桥头镇，是我国2—12世纪创立的规模较大、遗存分布密集、保存较好的大型古代瓷窑遗址群，展现了越窑从创烧、发展、繁盛至衰落的整个历史轨迹，被称为“露天青瓷博物馆”。这里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持续开展考古研究工作，2016年为了配合“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申遗工作的开展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后司岙窑址进行考古发掘，揭露了包括龙窑炉、房址、贮泥池、釉料缸等在内的丰富作坊遗迹，清理了厚达4米多的废品堆积，出土了包括秘色瓷在内的大量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精品。上林湖越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占地15平方千米，于2017年正式对公众开放。结合遗址自身环境特点和遗产特点，通过划分遗址展示区、考古预留区、管理服务区、东横河展示区、农业体验区和自然山林区六个功能区，充分体现核心展示区、现场展厅、周边环境游览区多层次展示内容相结合的策略。
遗址展示区采用现场实物展示、现场模拟展示、展馆陈列展示相结合的模式。现场展示点包括荷花芯窑址展示点、后司岙窑址展示点和竹园山遗址展示点，主要通过考古发掘遗址本体现场展示、窑炉模拟展示、未发掘窑址自然状态展示来呈现遗址考古发掘的不同状态，丰富公众体验。
现场展示采用原址展示、模拟展示、考古展示、标识展示相结合的综合展示方式。三处窑址展示点均采用原址展示的方式，使观众能直观地感受遗址原貌。荷花芯窑址展示点采取模拟展示方式，再现龙窑装烧场景。后司岙窑址展示点边发掘边展示，结合窑址文化堆积层的清理工作，使观众直观地了解考古发掘的作用及意义。竹园山窑址展示点位于水下的龙窑部分和后司岙窑址展示点位于水下的作坊区，用浮标标识遗址范围和构成等信息，并对陆上游线中经过的部分窑址，根据其原始堆积状态有选择性地进行标识。
考古遗址公园是将考古遗址的知识特征和公众休闲需求相结合的一种尝试。作为目前较为成功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明宫和上林湖两个项目从各自的角度呈现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宏大叙事。两者的共通之处在于充分利用了遗址本身巨大的体量所带来的宏伟沧桑的视觉冲击力，透过历经千年的遗址本体，给参观者直观的感受。而公园内部也设有独立的博物馆，观众可以通过文字和图片了解该遗址在更大的丝绸之路图景下的节点地位。可以说，考古遗址公园在丝绸之路的阐释体系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考古遗址本体虽然是丝路版图中一个微小的节点，但其视觉冲击力却胜过所有讲述“大故事”的文字。
（三）探索便于公众理解的展示方式
为搭建丝路遗产与公众交流的通道，促进公众对丝路遗产价值的认识，提高公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自信，各地文物局和研究机构也在努力探索更加便于公众理解和接受的展示方式。
1.丝绸之路遗产标识：建构记忆
2.数字展示平台：多维度信息的全面汇聚
为促进公众对遗产地价值的理解，越来越多的遗产地、遗产保护研究机构选择“互联网＋遗产”的云展示方式，构建遗产与公众之间互通的桥梁。与传统的文物展览相比，云展览能够触及和揭示的范围要更广。尤其对于丝绸之路这类大型文化线路而言，线上展览平台要讲述的故事和承载的信息都要更多。
2016年，“丝绸之路世界遗产平台”上线，这是国内首个中、英、俄多语种的陆上丝绸之路遗产宣传平台，展示了遗产地档案、考古研究最新成果、新闻资讯、遗产保护前沿动态等内容。作为丝绸之路世界遗产的权威平台，该网站因在讲述遗产价值、推动国内外交流、扩大遗产地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突出成绩入选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实践案例”。
数字平台技术在海上丝绸之路遗产价值传播方面也有所尝试。2020年6月，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脸书平台策划了“海丝宁波·世界名城线上巡展”系列直播，日本东京、韩国首尔、美国纽约、保加利亚索非亚等国际名城与宁波进行线上互动。
数字化展览因其非实物展的特性，可以打破传统文物展受制于文物本体和观展空间的局限，在丝绸之路知识呈现和信息供给方面有较大的灵活度。同时，在遗产和文物之外，线上展览的界面、互动平台、信息流本身共同构成了丝绸之路的阐释体系。而集成于数字平台的信息（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在物质形式上是虚拟且零散的，由观看者根据自身需求进行选择性阅读。这种从零散信息点到任意组合的主题之间的转换模式，一定程度上也是丝绸之路作为庞大文化节点体系的一种复制。因此，我们也可以夸张一点地说，数字平台上的文化线路导览是在用文化线路的方法展示文化线路的内涵。
三、构建丝绸之路“旅程想象”：文化线路的阐释与知识生产
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存在于实体遗产中，还存在于观点的交流之中。文化遗产价值的阐释也不是单向的信息传递过程，而是一个通过不同类型的信息要素构建甚至不断重建知识的动态过程。正如行动者网络理论所说，所有参与其中的因素——无论是人还是非人的因素——都在一张关系网络中通过自身的“行动”共同诠释着世界及其意义。本文通过分析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主题文物展览、考古遗址公园、符号标识、数字化展示等不同阐释方式，尝试描绘具体实践中的丝绸之路展示路径。我们认为，丝绸之路遗产与其说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线路，不如说是一个个透视丝绸之路的棱镜——从知识、信息、感触等角度，表达和呈现大丝路的具体镜像。
我们认为，丝绸之路的阐释应接受展示对象物质载体以及展示空间和方法的局限性，着力通过有限的物质形象来表达宏大叙事。丝绸之路的展示方不一定需要灌输一套完整的图景，而是通过具体的物品揭示其在这张文化线路大网之间流通的历史“旅程”的想象力。这是一张行动者的网络，丝路上的文物本身也是行动者，甚至是最重要的行动者。比如陶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构建其从生产地到消费地的流通脉络，以呈现出“文化概貌和隐喻”（CulturalAbstractionandMetaphor）。
对中国观众而言，这种“旅程想象”或“文化隐喻”是展示丝路精神的有效路径。丝绸之路的精神“启迪人类世界只有互动交流，百川归海，汇聚辐射，才能延绵不断，及融入整个文明世界，又进入更高的文明时代”。丝绸之路阐释的崇高目标应是这种精神的传播。通过旅程想象，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条文化线路，让中国人能够发现更广阔的世界，也让世界认识更全面的中国。从技术手段上而言，“丝绸之路”的阐释与展示，在宏观层面，要秉持全局观的阐释态度，从历史视野来系统阐述那段开放包容的历史；在中观层面，要认识到部分对整体的支撑作用，突出廊道和片区的发展脉络；在微观层面，要厘清遗产作为文化线路的价值节点及其所呈现的文化景象。
结语
丝绸之路遗产的价值传播是一个汇聚启发性和创造性的事业，应跳出简单的信息复制和传递模式，将每一个行动者（如节点、遗产、文物、信息等）视作丝绸之路的微观镜像，讲述每一个行动者背后的旅程想象，在多样要素的动态聚合过程中实现丝绸之路精神和知识的再生产。
注释：
①FerdinandFreiherrnvonRichthofen,China:ErgebnisseeignerReisenunddaraufgegründeterStudien,ErsterBand,Berlin:VerlagvonDietrichReimer,1877,pp.96122.
②〔法〕沙畹（é.Chavannes）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2004年，第208页。“中国之丝绢贸易，昔为亚洲之一重要商业，其商道有二：其一最古，为出康居(Sogdiane)之一道，其一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而以婆卢羯批为要港，当时之顾客，要为罗马人与波斯人，而居间贩卖者，乃中亚之游牧，与印度洋之舟航也。”
⑤TimWinter,GeoculturalPower:China’sQuesttoRevivetheSilkRoadsfortheTwenty-FirstCentury,ChicagoUniversityPress,2019,pp.2425.
⑥TimWinter,GeoculturalPower:China’sQuesttoRevivetheSilkRoadsfortheTwenty-FirstCentury,ChicagoUniversityPress,2019,p.24.
⑦TimWinter,GeoculturalPower:China’sQuesttoRevivetheSilkRoadsfortheTwenty-FirstCentury,ChicagoUniversityPress,2019,p.32.
⑨葛承雍：《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交流卷·绵亘万里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49页。
TimWinter,GeoculturalPower:China’sQuesttoRevivetheSilkRoadsfortheTwenty-FirstCentury,ChicagoUniversityPress,2019,p.136.
该表根据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立项名单统计。
王喆：《世界文化遗产标识系统的基本特征与设计方法》，《遗产与保护研究》2016年第6期。
葛承雍：《天马与骆驼—汉代丝绸之路标识符号的新释》，《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1期。
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丝绸之路中国段世界文化遗产数字展示与交流平台”上线试运行》，《敦煌研究》2021年第6期。
TimWinter,GeoculturalPower:China’sQuesttoRevivetheSilkRoadsfortheTwenty-FirstCentury,ChicagoUniversityPress,2019,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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