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飘带挂在胸，敢战斗来敢牺牲”，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就保存着这么一根革命的“红带子”，这根红布条已经褪色泛白，它长70.6厘米，宽4厘米，呈“心”型摆放，带子两端印有“遂川第五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黑色染体字。这就是1928年遂川第五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赤卫队队长王棣权用过的一条识别带，又叫“红带子”又叫“牺牲带”。它是当时革命者的一种标记，只要系上这么一根小小的“红带子”就意味着牺牲生命。这根红带子是革命者将生命付诸民族解放而无私奉献的最高价值体现，表现了革命者为实现理想而献身的决心。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国大地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大革命的失败使共产党人奋然而起，在“八·七”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全国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在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才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客观规律。至此，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星星之火燃遍全国的农村山川、高山密林。
红军初创时期革命军的装备极为简陋，没有统一的军服，红军官兵仍然穿的是旧式革命军服装，尤其是八一南昌起义部队，还穿着国民党的服装，他们的前身是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有的是一身学生服，更多的是一身普通百姓的装扮，农民服装、市民服装、小商贩服装、教师的长衫，有的甚至还穿着和尚、道士服装。为了区别于敌人的军队，同时也不至于与普通百姓混淆，在参加战斗前，红军官兵就在领口上系上红带子，或者在袖子上绑上红带子。这样，在战场上就可识别谁是战友谁是敌人。所以大家亲切地称之为“红带子”、“牺牲带”，它是参加革命、勇敢杀敌的标志和象征。1928年，身为遂川县第五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赤卫队员王棣权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他的妻子怀着巨大的悲痛将丈夫生前使用过的这条识别带藏在自家住房的墙洞里。1955年王隶权的妻子将丈夫的这条红带子交给遂川县民政局并收藏在遂川县烈士纪念堂，1962年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文物征集人员征集文物，遂川县烈士纪念堂移交给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陈列。
这是一本封皮表蓝色的毛边纸质地的记账簿，长方形，横本，红竖条格，共27页。簿内主要记载了1928年五六月间宁冈县三区四乡、四区一乡、四区三乡及桥上、东源、金源、焦坡等村农民售粮数量和付款金额，其中第三页上写有“付面交筱圃兄存款捌拾玖元伍厘”等账目记载。
账簿内记述的贲民即余贲民，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后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先后任工农革命军副师长、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长等职，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筱圃”即李筱甫（1889-1930），江西宁冈（今井冈山市）人。1924年经袁文才介绍加入绿林马刀队，1925年与袁文才一道率马刀队下山接受招安，改编为宁冈县保卫团，任副团长。1926年10月，与袁文才领导保卫团起义，成立县人民委员会，任警佐。1928年2月，任全县暴动队总指挥，配合工农革命军攻打新城。同月，当选为中共宁冈县委委员。同年5月任红四军三十二团军需处处长。同月，为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部负责人之一，负责筹办大陇红色圩场。1930年2月被错杀于永新。
1929年1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当时任宁冈县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长的李筱甫留守井冈山，他将这本购粮本保存了下来。1930年李筱甫在永新被错杀后，由他儿子李值民保存在家中，一直到1959年8月，捐献给文物部门收藏。
毛边纸，黑黄色，长方形，竖行，墨字迹清晰，内容为“范三官拾壹名，一处吴仲信公祠房屋叁间……”。证书中间盖有“右马区严东乡苏维埃政府”红条印一枚和土地委员会郑明清的红方印一枚。
该证是永丰县严东乡苏维埃政府1933年发给农民范三官的分房证据，反映了苏区百姓得到实惠、土地革命深入人心的事实。
分塘证为毛边纸质地，土黄色，四方形，竖行，墨字，共6行。自右至左第四行与第五行墨字空白处盖有“石马区严东乡苏维埃政府”红条印一枚，第五行“土地”下面盖有郑明清的红方印一枚。
这是永丰县严东乡苏维埃政府1933年2月给曹明忠、范桂财二代人分鱼塘壹口的证据。
毛边纸质地，黑黄色，长方形，共4页。正面自左至右印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中间有一行相对的箭头。下面印有“中国共产党党证”竖行，正中有一枚红印章，下面印有“第033486号”。底面印有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和镰刀、斧头组成的五角星图案。内印有党员基本情况登记表和党费缴纳登记表。
此党证为中共兴国县鼎龙区委党员李统源1933年前后用过的。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对早期党的组织、纲领等方面的研究具较高价值。
收据为草纸质地，土黄色，正方形。左右两侧不规整，竖行，墨字，字迹清晰。此据内容为：“今收到六组捐献抗美援朝人民券壹拾壹万贰仟元正所收是实此据。”落款：“六月廿二日”，“经收人陈口口条”。在捐款数量和纪收人名字上4处加盖了经收人的印章。
建国初期，中国人民依然贫穷，但广大的百姓仍然为抗美援朝捐款捐物，保家卫国，这一收据正是这一事件的有力证据。
这是一本质地为毛边纸的土黄色油印小册子，长方形，竖本，纸线装订。封面四周有黑线框，框内中间有“三大纪律八个注意说明”10个字。全册共7页，刻印本，字迹清楚，内容完整。1932年中共永新县委编印的这本小册子对“三大纪律八个注意”逐条作了解释，是当年广大红军指战员学习“三大纪律八个注意”的辅导材料，对研究我军早期的政治建设和军纪作风以及为什么提出“三大纪律八个注意”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途中，发现有些战士随便拿老乡的东西，甚至挖地里的红薯等许多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决定对部队进行教育，并颁布纪律约束。10月23日，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湖南炎陵县毗邻的荆竹山，为了在上山后与王佐部队和井冈山群众搞好关系，24日清晨，毛泽东宣布部队必须做到：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老百姓一个蕃薯；三、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这就是红军三大纪律的起源。
1928年1月中旬，工农革命军打下遂川县城后，毛泽东得知有的战士借用了群众家的门板和稻草后没有主动归还，影响了军民关系。1月25日，毛泽东在遂川县城李家坪向部队宣布了“六项注意”，其中有“上门板，捆铺草”等内容。1928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桂东沙田向部队系统地颁布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从此，红军有了系统的、完备的纪律条款，让群众看到了一支秋毫无犯的人民子弟兵。
这本土黄色纸质钢板刻印的油印本，呈竖长方形，共11页，内容基本完整。封皮上刻有一方框，框内上部左上角是一梅花图案；中部为“军队中的支部工作”8个字；下部上右侧是一小圆圈，圈内刻有“前委组织部印发”7个字，下端是“一九三〇·九·二四于□□”，封皮上字迹模糊。这是1931年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红四军前委组织部印发到会代表的一本学习材料，它是学习研究我军早期党支部工作的一份珍贵史料。
1931年，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当时，中共红四军前委把《军队中的支部工作》印发给到会的代表，参加大会的莲花县代表陈新恩在会后将此文件带回到莲花县，一直藏在家中。解放后，他将此文件捐献给了文物部门收藏。
陈新恩，原名廖新恩，中共党员，莲花县楼下村人。1930年参加革命，任莲花县九都区楼下乡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解放后任黄陂乡人民政府主席，1965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