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三千年始，生活在伊朗高原上的人们就开启了文明的进程。他们建造恢宏的神庙、宫殿建筑，制作出精美的金银器、釉彩陶器和玻璃器，构建丰富多彩的精神、物质世界。
古代伊朗与中国在地域上相距遥远，但却拥有绵延数千年的交往与互动史。这种联系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发展，遗留下来的文献和文物记录了双方的交融与影响。
“古波斯的荣耀—伊朗文物精华展”海报
2024年6月13日起，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推出“古波斯的荣耀—伊朗文物精华展”，展览汇集了来自伊朗国家博物馆、戈尔甘考古博物馆、拉什特博物馆、波斯波利斯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博院（博物馆）的二百七十余件精美文物，以期呈现出古波斯文明的璀璨瑰丽及其与中华文明的相互交融。同时，上海博物馆联合上海书画出版社隆重推出此次展览配套图录。
《古波斯的荣耀：伊朗文物精华》
上海博物馆编
特八开大开本，封面工艺升级为触感哑膜，手感亲肤，提升阅读体验。
官方专业摄影团队拍摄，350余幅高清图呈现。诸多局部特写大图，完美呈现展品细节！
动物纹金杯，公元前1150—前850年（铁器时代）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霍斯鲁与希琳相见图，公元15世纪（帖木儿王朝）
三狮足青铜烛台，公园11—12世纪（塞尔柱王朝）
鎏金银饰板，公元前8—前7世纪（铁器时代）
超大体量！收录262件(组)古代伊朗文物精品，囊括建筑、雕塑、钱币、陶瓷、玻璃、金属、书法、绘画、织物等诸多品类，重要器物旁附有专家撰文解读，忠实讲述古代伊朗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和文明。
有翼狮金来通，公元前500—前450年（阿契美尼德王朝）
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圆锥形的酒具来通就已经出现，并逐渐流行于从爱琴海到西亚的广阔地城。可能源于人类最早用动物角制杯饮酒的刁惯，逐渐发展出各种材料制作造型更加精致的类似角状杯的来通。使用来通饮酒的画面经常出现在各种壁画中，所以来通应该是高等级生活的象征物。
人物纹釉陶盘，公元13-14世纪（伊利汗王朝）
盘内中心图案是三位交谈的女子，坐在入口撩开的帐篷内，她们身边装饰有植物图案，脚下的鱼象征帐篷安置在河边；三位长发女子的头顶都戴着带有图案的帽子状头饰，头后有背光，表达了她们崇高的地位。
霍斯售帕尔维兹狩猎图，公元16-17世纪（萨菲王朝）
细密画。描绘了霍斯鲁帕尔维兹在皇家猎场捕猎麋鹿的场景，其身后有一只在捕食鹿的虎，山上有一人骑马，手上立一猎鹰，另有一人骑马前往山脚去陪同霍斯鲁帕尔维兹。霍斯鲁帕尔维兹抽箭射出，射中鹿身，正前去追赶；另有一羚羊背部中箭，倒在国王的马后。
大流士大帝雕像，公元前550一前486年（阿契美尼德王朝）
雕像结合了埃及和伊朗艺术：大流士穿着波斯特色的宽袖长袍和百褶长裙，以埃及风格站立，左脚略高于右脚。右手垂直悬挂在身体旁边。左手握拳放在腹部，很可能握着一朵莲花。
釉下彩陶瓶，公元前8—前7世纪（马纳时期）
陶器腹部装饰有两只相对的公羊，两羊之间是同样的尖瓣花饰。两只山羊的姿态都是一条前腿跪地，另一条腿向前倾，好似要从地面起身。相较于站立或者卧姿的动物造型，半起身的山羊更加具有动感。
从文物角度观察文明，文明就不再是个“抽象”的词汇，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着自己成长的样子，《古波斯的荣耀：伊朗文物精华》作为一位无可替代的“使者”，能够使读者更深刻地了解古代伊朗的精彩篇章。
“古波斯的荣耀—伊朗文物精华展”已经于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第二展览厅）向公众免费开放，并延续至2024年10月7日。本图录依据本次展览内容策划，几乎收录展览中的全部展品，并通过“高原曙光”“辉煌时代”“信仰艺术”三个版块阐释古代伊朗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
一
高原曙光
公元前2800年左右，在伊朗高原的西南部，诞生了埃兰王国。在当时两河流域亚述王国的记述中，埃兰的城市繁荣而富足。埃兰人使用楔形文字，崇拜各种神灵，营造了大型的神庙宫殿建筑群。他们喜欢用几何和动物纹来装饰陶器表面，抽象的线条和变形夸张的人或动物图案，是埃兰人信仰意识的反映。埃兰人还热衷很长流嘴的器物造型。同时，埃兰也跟北部的骑马民族、西方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互动互融，在铜器、金器等各类器物上，都显示出高度发达的工艺和艺术精神的表达。文明的互鉴使早期伊朗高原艺术呈现出多彩的风姿。高原上的埃兰人，创造出的各种艺术形象，对后世的伊朗高原造型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瘤牛陶来通，约公元前1150—前850年（铁器时代）
高浮雕有翼神兽青铜饰板，约公元前850—前550年（铁器时代）
二
辉煌时代
从阿契美尼德，经帕提亚，到萨珊王朝，她们共同构筑了伊朗高原上艺术的辉煌时代。公元前6世纪开始，阿契美尼德王朝力量空前强盛，积极扩张领土，逐步建成横跨亚欧非三洲的强大的帝国。大流士一世时期，修通了连接全境的驿道，规划收税区域，帝国保持道路通畅，促进商业贸易交流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各地之间的文化关联互动，广大地域内，各种特点的文化和艺术进入全面融合状态。这一时期的文化大融合，在造型艺术和工艺美术方面，都呈现出阿契美尼德时期创造出的波斯特色，同时也为将来本土化的萨珊艺术风格打下了成长的基础。
双牛柱头石立柱，公元前520—前465年（阿契美尼德王朝）
金耳坠，约公元前550—前330年（阿契美尼德王朝）
鹤纹椭圆形银盘，公元6—7世纪（萨珊王朝晚期）
国王骑马鎏金银盘，公元6—7世纪（萨珊王朝晚期）
三
信仰艺术
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逐渐进入伊朗高原，同时也带来了伊斯兰教信仰。在这种背景下，伊朗高原上的艺术传统，因为信仰的原因而发生了转变。实际上，这一转变也可被看作，伊朗文化顽强的传统和独立性使伊斯兰艺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早期伊斯兰艺术，始终在萨珊的审美中汲取营养。到蒙古人的伊利汗王朝时期，又开始加入东方的影响。伊斯兰信仰不接受偶像崇拜，所以人或神的具象造型艺术逐渐减弱，代之以各种几何或图案装饰，甚至各种变体的阿拉伯文书法也成为寺庙的重要装饰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