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味药影响了明亡清兴？明朝花大钱买人参，掏空自己，养肥对手
上党天下脊，辽东真井底。
玄泉倾海腴，白露洒天醴。
这是宋代苏轼在《人参》一诗中的前四句，在当时，人参主要产于上党地区，被称为“紫团参”，虽也有辽东人参，但被视为质量不佳，只能算“井底”级。
上党历代划界不定，秦汉时最大，包括今山西省长治市、晋城市全境，临汾市、晋中市一部分，以及河北邯郸市一部分，总面积达2万多平方公里。
唐代建基于山西，上党地区也在其中，后人附会龙兴之地必有“王气所钟”，遂生“得人参者得天下”之说。清代崛起离不开辽东人参，尤倡此说。清人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写道：“今上党久无负贡，自辽阳以东，山林中皆有之（指人参），盖地气所钟，岂偶然哉。”
魏晋南北朝名医家陶弘景在《药总诀》中，称上党参“润实而甘”；其次是百济参（今朝鲜半岛所产），“气味薄于上党者”；最差是辽东人参（书中称为“高丽参”），“形大虚软，不及百济，并不及上党者”。
小小人参，为何改写了历史？它真有那么神奇吗？
中国是最早发现人参、使用人参、种植人参的国家。
有学者认为，甲骨文中即有“参”字，字形与人参的自然形态相似，可见，商朝人应已知人参（此说有争议）。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以及在甘肃武威出土的西汉《武威医简》中，都记录了含人参的药方。
据《神农本草经》记，“人参，气味甘，微寒，无毒”“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
在《伤寒论》中，记录了17个含人参的药方，主要针对“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处记载都认为人参“微寒”，用它的目的是生津止渴，与后来普遍认为人参“微热”“补气”，截然不同。历代医家为此争论不休，形成四种观点：微寒说，性温说，生凉熟温说，性平说。
所谓生凉熟温说，即生吃人参是寒性的，做熟了吃就是温性的。宋代之前多生吃，宋代之后，吃人参先须高温炮制，有焙、黄泥裹煨、盐炒、酒炒、蒸等。李时珍即倾向此说。
古人重视人参，因它有利于脾胃。陶弘景认为它主“疗胃中冷”，唐代甄权认为它“能止呕哕”，宋代日华子认为它“可以消食、开胃、调中、治气”。
古代消化道疾病死亡率高，是日常生活中最凶险的疾病，人参在此方面有一定疗效，被视为良药。魏晋南北朝时，上党地区年贡人参达“上者十斤，下者五十斤”，到唐代，每年加起来才二三百两，上党人参已是物以稀为贵。
正统四年（1439年），13岁的明英宗下令，女真各部“一年一朝或三年一朝，不必频数”“听于辽东开原交易，不必来京”，这是一次重大政策转型。正是这个命令，埋下了明朝灭亡的隐患。
据《明辽东残档》，万历十一年（1583年）七月至万历十二年（1584年）三月的8个月中，海西女真入市交易26次，售人参3467.5斤，可海西女真（女真三部之一，另二是建州女真、野人女真）并非辽东人参主产区。
占据着人参主产区的建州女真，“不产五谷，不产布帛”，却“富强已非一日”。《清太宗实录》称：“人参采集业成为女真人的赖以为生者。”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明廷关闭“马市”贸易，致10万斤以上人参霉坏，女真经济损失惨重。可见，双方的人参贸易规模之惊人。
据蒋竹山《人参帝国》一书估算，通过人参贸易，女真年获利达百万两，有时达250万两。汉学家狄宇宙估计，人参贸易可能让明朝从日本和新大陆进口的白银总量的四分之一流入女真。
传说口含一枚上党人参，疾走三五里仍气息自如，不含则大喘，今天的人参难有此效。
有学者怀疑，上党人参或是其他物种，即“党参”。其实，“党参”本指上党人参，因人参资源枯竭，“党参”之名被挪用给另一味中药。
今天的“党参”是桔梗科植物，早在西汉元帝时，史游撰蒙学读物《急就章》，已明确区分了参与桔梗。
宋代医学家苏颂所著《本草图经》中，收录药材图像，有潞州人参、威胜军人参、滁州人参、兖州人参等（后几种人参无药用价值）。潞州即上党，从图像看，潞州人参与今天的人参一致，且记为“多生于深山中，背阴近椴、漆下湿润处”，即喜阴，多在椴树、漆树下，又称“鬼盖”，也与今天的人参吻合。
明初，上党人参资源已渐枯竭。据《明史》，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年），“潞州遣官贡人参，上谕之曰，朕闻人参得之甚艰，岂不劳民，今后必不进”。此时得上党人参已“甚艰”，到李时珍写《本草纲目》时（明万历六年，1578年），“今所用者皆是辽参”。到明末清初卢之颐的《本草乘雅半偈》，“若上党（人参）则绝无矣”。
明朝花大钱买人参，掏空自己，养肥对手，是不是太蠢了？
对于辽参，明代医家颇有微词，李时珍说：“辽参力大而性不足，故能回元气于顷刻，而虚人易不受补，每致凝滞作胀。”人参药效如何，本有争议，医家连其“性温”“性寒”都未形成统一意见，为何明朝人还要争相服用呢？
一是自明英宗起，世风尚奢，士大夫自诩“文弱”，钟情补药。“文弱”之称早有，但很少与文人联系起来，宋代很多文人尚武善射。明代皇权空前专制，士大夫向上通道被堵，沉迷于日常享乐中，以“文弱”为美。因为“弱”，所以要进补，温补学派崛起。代表人物张景岳称人参、熟地、附子、大黄是“药中四维”，而前二者是“治世之良相”，有病没病，都要吃人参。
明代医生应用人参的剂量惊人。学者宋佳、王红艳在《明代医家应用人参规律探讨》中钩沉，明代名医方中，用人参常超37克（明代的一两），最狠的是名医缪希雍，他最多一方竟用三两人参（111.9克）。
二是人参昂贵，推涨了人参迷信。一位医生写道：“夫医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无悔者，何也？盖愚人之心，皆以价贵为良药，价贱为劣药。”此语虽出自清乾隆年间，但与明代情况相似。意思是医生遇危重病人，必用人参，家属用不起，医生可免责。家属用得起，说明患者得的是绝症，“医得了病，医不了命”，医生亦不落埋怨。此外，病人子女也将“用了人参”当成尽孝。
人参迷信是一次医患合谋，白白消耗了财富，各方都是受害者。
明朝人沉迷于乱用人参，清朝却趁机发展自己。
清朝在入关前，采取“八旗分山采参制，彼此不得越境”“采参处如遇汉人，一概缉捕”，通过垄断人参贸易，清廷得到大量白银，所以清军装备很快超越了明军，且有足够的资本去招揽汉人耕种。
努尔哈赤上位前，建州女真虽比其他女真富裕，但不如中原。在努尔哈赤经营下，据《建州闻见录》载：“（建州）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以秋后掘窖以藏，渐次出食，故日暖便有腐臭。其土产禽、兽、鱼、鳖之类；蔬菜瓜茄子属皆有之。”
一次宴会上，努尔哈赤自豪地说：“承天眷顾，我国人衣食丰足。酱、盐调味食品准备齐全，饲养猪、鸡、鸭、鹅，以供食用。”此时，女真之富足已不逊于中原。
人参贸易帮八旗得到大量的违禁铁器，明英宗时，兵部侍郎马文升便提醒道：“比年朝鲜陪臣及建州、海西、朵颜部夷人入贡，军民人等辄以弓材、箭簇与凡铁器私相贸易。”
明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逝于宁远，皇太极继位后，立刻远征高丽，将与辽参有竞争关系的高丽参也抓在手中，从此踏上问鼎中原之路。
因垄断人参获利，所以八旗进入中原后，一度对黄连、附子等也采取垄断措施，“以辽地产参，利尽四海，而连附（黄连、附子）独出巴蜀，因严私采之禁，设官监之官收其值而鬻于市，犯者至死”。
清人唐秉钧在《人参考》中说：“我朝独重辽参，实乃神草，王气所重，味胜力洪，他皆不及。”其实，辽参味道未必多神奇，胜在垄断经营。
古人说：“得天下处失天下。”垄断人参贸易让清朝获利，却也让它衰败。
垄断造成人为稀缺，人参价格暴涨，据蒋竹山《人参帝国》一书统计，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人参的价格为每斤3两白银；到嘉庆十二年（1807年），人参的价格已经变成每斤2240两白银。200多年间，涨了700多倍。
垄断还有一个后遗症，即破坏资源。
乾隆九年（1744年），年放参票9000张（每张票收官参六两），到咸丰二年（1852年），只能放出735张，产量下降了90%。人参资源枯竭，一是官方许可的刨夫多挖少报、交差留好，好参被送到黑市，获利更多。二是民间刨夫冒生命危险，入山采参，他们造成掠夺性破坏。
垄断还让原本在人参迷信中，保持清醒的清帝也渐生迷信心态，乾隆晚年用参量惊人，平均一年吃两斤半。
天然人参减少，本可用秧参（人工种植人参）替代，吉林将军秀林建议秧参种植合法化，却遭嘉庆皇帝批驳：“但揆之物理，山内所产大参，其力自厚，若栽养之参，即服亦不得力。”
秧参真的不好吗？即使是老挖参人，也分辨不出二者区别，只要管理到位，秧参也能做出精品，可此时清帝被迷信套牢，只要天生天养的原装货。人参帝国本有转型机会，但和后来百余年诸多次机会一样，被清朝统治者信心满满地错过。
明亡于人参，清盛于人参，天然人参资源枯竭时，清朝也陷入困境……这给后人以宿命的况味。事实上，兴亡非由人参决定，它只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人类理性精神的消长，这才是决定历史走向的根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