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是妇孺皆知的《论语》开篇第一章。看似平易，却蕴含奥义。周志文先生在《论语讲析》（活字文化·北京出版社2019年10月）中独辟蹊径，把这三句话视为一个整体，给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说“不同”，却又不给人标新立异的感觉，相反，不论赞成与否，过目之后都会觉得他的诠解于理可通：
《论语》以此篇此章为首，或是偶然，或有深意。
孔子极重教学，殆无疑义……施教必先自学，故学比教更为首要。
此章分为三个段落，亦可谓求学的三种境界。“学而时习”指的是初学，时习而所得益多，所知益广，自然内心欢喜。“有朋自远方来”指学问达到一定程度，有友人自“远方”来同游共学，自己不复独学，而可收砥砺、切磋之效，在求学之境界上，可迈入更高地步，自然更为可乐。……“人不知而不愠”指的是另一种学问与生命的境界。正如钱穆言，“学而时习”乃孔子十五志于学时之自况，“有朋自远方来”是孔子三十而立后始以当之，而“人不知而不愠”则是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之后的感受，因此钱穆说：“苟非学遂行尊，达于最高境界，不宜轻言人不我知。”（26-27页）
兼采众家之长。作者在《后记》里说自己“不太看别人的注解，当然反复的阅读，也必会接触到历来的各种注本”。注释部分大概说不上“博采众长”，毕竟历史上疏解《论语》的著作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不为过，书中摘引并不算多，或可喻之为“弱水三千，我取一瓢饮”。然而通览《讲析》一书，不难注意到作者不仅善用《论语》本身之内容前后互证、与其他典籍并读参照，还对朱熹《四书集注》、王夫之《四书训义》、钱穆《论语新解》等作品深有体会，故是书随处可见“朱子解释得好”、“程颐于此说得极好”、“康有为有段话说得很好”、“王夫之把此章之意发挥得淋漓尽致”、“钱穆以为此章为千古妙文”等语，这一方面是谦虚谨慎，另一方面也是明智之举。书中援引（包括批判）力避繁复，却切中肯綮，值得含英咀华。
虽然尽力吸收各家成果，但《论语》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历史上辗转传抄，难免留下这样那样的问题，导致有的章节不容易通贯地理解。这些地方作者也毫不遮掩（如84页“此章不甚好解”，如396页“此章有问题，很难解释周惬”），正是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学精神的体现。
独出机柕，断以己见。如果说汲取前人的成果，是“温故”，那么“有时涌出自己的意见”，大约可以说是“知新”了。比如，“贤贤易色”，历来众说纷纭，本书认为“色”字就是指容貌辞色，“与人性是否好色无关，跟男女之间尊德斥色之说更无涉”；所谓“贤贤易色，是指见到贤人在前，便应收起轻慢之心而肃然起敬”。这个解释不拐弯抹角，却有四两拨千斤之效，对此前诸多牵强之说是很好的解毒剂，清爽周惬。再举一例，“宰予昼寝”历来的解释也是各执一词，聚讼不已。本书在讲析中特别指出“昼寝”很可能是“画寝”之误，“画寝”有违礼制，所以才会遭到毕生讲“礼”的孔子“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这样严厉的呵斥，如果只是“昼寝”，孔子则有过责之嫌。这么一说明，疑点涣然冰释；而作者同时强调，“处理古代材料，应尽量尊重原文，假如原文解释得通，便应尽量以不更动原文为宜，故语译部分还是依照朱子以来的成说，不作‘画寝’解”（149-150页）。于此可见作者在尽力疏通疑难的同时又不失严谨。
在讲析“有教无类”这四个字时，书中写道：“汉代人看孔子，把他当作政治家，说孔子是‘素王’，虽然名高位显，却不是孔子的真相，直到宋朝人称孔子为‘至圣先师’，才掌握到了孔子的真精神。”（475页）不过，就阅读印象而言，作者一方面表彰宋儒对孔子精神有比较准确的把握，比如时时引用朱子的解释，另一方面又跟宋人的不少发挥唱对台戏，甚至直言“宋儒的解释有些可笑”。这大概是因为宋儒在某些方面对孔子之学确有发肤体己之功，深造自得之辞，影响宏远，然而把孔子抬为“至圣先师”，神圣化的反面必是刻板僵化，在阐释《论语》意涵时，不免失之穿凿，不免以偏概全，所以书中力矫此弊。比如，《述而第七》“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朱子认为是孔圣人“谦而又谦之辞”，书中则明白指出：“本章所说三事，对孔子而言都很寻常，也确实都做到了，孔子真诚直道，言语皆自性情流出，非自伐之言，但也非谦辞。”（202页）
再如，《公冶长第五》里很有名的一章：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传统上一般都把最后那个“与”字解作赞许，也就是孔子称赞子贡自称不如颜渊。对此，作者选择了刘宝楠《论语正义》中的解析，认为孔子在嘉许子贡承认自己不如颜回的同时，连说自己也不如颜回。书中由此发挥道：“依宋儒的解释，为师的孔子不可能不如弟子颜渊，这说法也许没有错，但无疑稍浅了。孔子比宋儒博大许多，也幽默许多，在深水的洋面，船可以进退自如，在浅水就搁浅了，连自己都会嘲笑戏弄的人，底子往往都是深不可测的。”（148页）这当然不是什么标准答案，却足以让人怀想“静水流深”之境。
当然，作者也指出“礼教”的问题：“儒家后来越来越走向克制自我，羞以表现纯真的至情，只有在丧亲时才允许表露，其实这会对人性产生一些扭曲作用的。有人归之于过分提倡礼教，而礼教又变得僵化，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正面，礼教与人性渐渐脱轨，遂使后代有‘吃人的礼教’之讥。”（562页）对于这个问题，书中有两处讲析尤其值得注意——作者极少使用“绝非”这样的全称判断，在这两个地方却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一是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解读。书中指出：“此章常被现代人怀疑孔子不民主，其实‘民主’此名词是近代人发明，孔子时代并无此观念。古代知识不发达，教育不普及，信息也缺乏，要让人民知道施政上的种种理由，确实是难事，这与‘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是同样的道理，孟子也说：‘行之而不着焉，习焉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上》）可见在‘民智’未开的时代，那是不得已的状况。民初有学者建议此章采用新标点，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即民赞同即使民由之，不赞同，便使民知之。立意甚佳，然绝非孔子之原意。”（246-247页）
二是关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解析。书中认为，该篇“说的是为政之道，其实是为人之道。孔子此处言君臣父子，是说让世上每人，各安其位，并非言君臣之道如父子之道，后世导出‘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孝经·士章》）之说，绝非孔子之意。”（355页）
末了，请允许我抄录印在封底的一段话，以见作者著书之旨趣：
对当今中国的忧虑不是传统消亡，而是扭曲。扭曲有时是无意，有时是有意。扭曲的祸害，比一点不剩的消亡更甚。完全消亡了传统的人成了另一种人，也可以简单地活着，而扭曲的人就成了不断自毁自残的人，结局可能就更为可惧了。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最大的动机。我辛勤写作，勉励我的是这本《论语讲析》也许能为有心的中国人找出更多历史的真相，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既有的传统，我相信，当我们不再扭曲我们的祖先与我们自己，我们便能更自信而且毫无愧怍地面对当今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是说读《论语》只要读这本《讲析》就够了，实际上，《讲析》只是一个引导。倘能同时参酌古今各家的诠解，以“旧学商量加遂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的功夫阅读这部蕴藉无穷的大书，那么我们从《论语》中得到的，就不止于“论语”本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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