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研究我国古陶瓷者，或热爱古陶瓷者，均知自唐始，尤以中世纪的8-10世纪时，我国的越窑、唐三彩、长沙窑、邢窑白瓷就以新兴的商品进入国际市场，远销到西亚、东非及东南亚领域。“经历了千辛万苦沟通了东西方两个世界，从而成为中世纪以来深受世界人民所喜爱的贸易商品”。中世纪，亦是邛窑的兴盛繁荣时期，长沙窑、越窑、唐三彩是外销贸易瓷的代表，那么邛窑陶瓷是否也有外销呢？关于这个问题在二十世纪90年代笔者已有论述[1]，但由于当时材料有限，论据尚欠充分，现我们根据长江三峡及邛窑的新发现，进一步与唐三彩、长沙窑、越窑对比研究，认为邛窑陶瓷在唐代是可能有外销瓷商品的。兹阐述于后，并请各方学者与爱好者不吝指正。
一、概述邛窑三彩特点
四川邛窑三彩集萃
二、邛窑与唐三彩
唐三彩，约起源于初唐或盛唐时期[2]。是一种低温陶器，烧成温度7-800℃之间，其釉色有黄、褐、绿、蓝、白等色，而以三色为主，故称“唐三彩”。它不是在青釉或单色釉上彩绘，而是以三色点染，色釉相互浑融，流釉明显，是一种陶器。生产的产品，实用器较少，主要是冥器，一般瓶、钵、罐、盘、杯碗等均属常见。它的三彩鸭、鹅形杯与邛窑的鸭、鹅形杯多相似，只是质地不同而已，又如邛窑三彩面具、三彩器物盖以及五代时期的三彩盂，如不仔细辨认，很可能将邛窑误认为唐三彩，据唐昌朴先生著《邛窑彩釉的兴起及继承问题》[3]，提出了北方唐三彩是受南方邛窑的影响，并推测是武则天将四川的邛窑三彩带到了中原去的，由于武则天的喜好和推举，故在武则天掌权以后，京、洛三彩著称于世。笔者亦赞同这种看法。
三、邛窑与长沙窑
邛窑瓷片（上图）与长沙窑瓷片（下图）比较
四、邛窑与越窑
五、唐五代时邛窑有外销瓷吗？
中东、东非、西亚以及我国邻近的东亚与南亚均在八世纪至十一世纪时，与中国均有陶瓷贸易，中国外销的陶瓷主要有唐三彩、邢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却不见邛窑瓷器有外销的记载，究其原因，是邛窑的考古发掘所写出的详细报告公诸于世较晚，又或已有撰文发表，实物照片亦不多，故不为研究外销陶瓷专家学者知晓，同时邛窑与长沙窑、越窑、唐二彩又有如前所述的渊源关系，相同相似的地方尚有之，即便是有外销的邛窑陶瓷也误认为是其他窑的产品，或为不知的窑口对待与持疑。笔者现举例如下：
第一，如《陶瓷之路》作者三上次男先生，在1982年上海召开的中国古陶瓷研讨会中，即把九世纪末十世纪初从中国输入中东的“宽足圆壁浅碗”定名为越窑青瓷。其论文宣讲时，是用彩色幻灯片介绍，我亲眼所见，那“宽足圆壁浅碗”实为敞口宽沿，斜弧壁，平足（饼足）碗，特别重要的，在碗底内底有五支烧疤痕，外壁半釉，这种碗，绝不是越窑青瓷碗，十世纪初，即五代时，到五代越窑碗其底足根本不是平足，而是圈足微外卷型，碗内外皆满釉，多是一匣一器，当然亦有多碗叠烧，亦有内外底有支烧疤痕，可其疤痕特点是长条形砂堆凸起，绝不是似圆非方的无釉疤痕。而这种内底有五支烧似圆非方无釉疤痕，外壁半釉，敞口斜腹平足碗正好是邛窑五代青瓷碗。在会中我的论文即《邛窑新探》，还进行了交换意见，三上次男先生表示赞同我的看法。
2004年笔者曾专程至大英博物馆考察萨马拉遗址8-9世纪出土的中国瓷器，非常遗憾，由于其他原因，未曾见到与邛窑相似的瓷片，但见到了邢窑、定窑白瓷碗、杯等碎片数十片。也看到了9-10世纪的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邢、定窑、越窑碎片，其中有三片长沙窑彩绘瓷，确实未见有邛窑残片。可喜的是，在库存中，看到了20世纪初大英博物馆收集的邛窑绿釉龟盖砚、绿釉小龟、小蛙、三彩人头埙、葫芦形小瓶，其中所藏的邛窑三彩脸谱残片与邛窑博物馆所藏三彩脸谱极其相似，邛窑墨绿彩碗与秭归出土的邛窑墨绿彩纹碗不仅器形相似，图案画法也似出自同一工匠之手，当然这些不能认定是唐代外销品，但至少邛窑瓷器也为大英博物馆收藏，至于是何时，何地流传至西亚或欧洲还需研究，不过那脸谱残片，是否就是出土于西亚或东非，而后再由大英博物馆收藏，也是有可能或亦有待进一步研究。
大英博物馆藏唐代邛窑三彩脸谱
大英博物馆藏唐代邛窑小件
1996年秭归出土唐代邛窑墨绿彩纹碗
大英博物馆藏唐代邛窑墨绿彩碗
第三，2001年4月在参观邛窑博物馆陶瓷展览时，当看到邛窑低温三彩釉时，北大秦大树教授说：“我在埃及看到这类彩绘瓷时，还以为是清代瓷器，没想到还是邛窑的产品”。
第四，日本学者失部良名著《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写道：“久留未市火葬墓出土的黄釉褐彩圆点纹壶，和筑紫野市大门出土的黄釉褐彩圆点纹水注等等，在粗糙的胎上，施以灰白色薄的化妆土，再施褐彩，其施釉工序看起来和瓦渣坪窑（长沙窑）同样的手法，在釉胎上，立即要判断是一个窑制的，感到犹豫不决”[10]。即说明在日本出土不少长沙窑的，而其中仍有很难准确判断为长沙窑出土物，那这又是什么窑呢？迄今为止，与长沙窑相似的只有邛窑，这是目前国内外学者公认的。
第五，三上次男先生在《唐三彩的后裔》中提出：“而在伊朗发现来看，也是长沙窑最多，这足以说明长沙窑在唐末出口的商品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长沙窑，离海岸的贸易港口遥远，为什么长沙窑会成为重要的贸易商品，也是不可思议的怪事”[11]。可见三上次男先生对中东与西亚同我国的邻国出土这么多的长沙窑，有质疑的感慨，但他仅提出离海岸遥远为由，我认为那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他所认的长沙窑中有邛窑产品，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扬州出土唐代邛窑青釉褐彩斑大罐
六、关于邛窑外销瓷的历史依据与输出路线
1、追溯历史依据
关于成都与邛崃的商品，早在西汉初时，即公元前二世纪左右，就有运至中东与西亚的，具体就是张骞出使西域时，亲眼在阿富汗看到邛竹杖与蜀布，据悉是从印度运去的[14]。在汉代我国与亚欧一些国家已有交往，马其顿商人（今欧洲巴尔干半岛中南部地区），常旅游大夏，由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到所谓的丝绸之国（中国）贩卖丝织物品[15]。至北魏太安元年（公元455年），波斯萨珊王朝遣使来华，其后常有使节来往[16]。到隋，中国和波斯已互遣使节[17]，至唐波斯使节不断来到唐朝，仅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至贞元十四年（公元788年）年，正式遣使之记载就有37次[18]。此外，还有唐末随禧宗入蜀的李珣，即波斯商人李苏沙的后裔，与三台（今四川三台县）、成都人融为一体。李珣（855—936年）家居三台，善词能诗，妹舜弦为前蜀王衍的昭仪女官，地位仅次于皇后和四妃，为九宾之首，长住成都[19]。从以上史料看，成都与西亚的交通和商品贸易、文化交往，从汉代起一直到唐五代都有相互往来。
2、唐时的长江商贸
唐代经济兴盛，有“扬一益二”的说法，扬即扬州，益指成都。是唐时两个著名的经济繁荣的大都会，两地商贸往来十分繁忙，以水运最为兴旺，杜甫有诗“吴盐蜀麻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20]及“胡商离别下扬州”[21]其“胡商”泛指大食波斯商人。此二首诗，均是杜甫寓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所作。不仅论述了当时成都至扬州水运之畅达，船舶之大、货物之多，且还有定居中国的成都或重庆之波斯商参与商贸，可见成都已是唐时内陆商贸的国际都市了。
3、运输路线
根据以上唐代著名诗人的生活实感所记载，充分阐明了四川水上交通的发达。因此，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邛窑陶瓷，虽地处内陆，离海岸比较遥远，仍然也是实实在在可从成都、重庆直航扬州出海，输至海外各地的。
注释：
[1]陈丽琼《邛窑与铜官窑的关系及邛窑可能有外销》，载《四川文物》1996年增刊《四川考古研究论文集》。
[2]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出版，洛阳博物馆编《洛阳唐三彩》河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出版。
[3]唐昌朴《邛窑彩釉的兴起及继承问题》，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1期。
[4]湖南省文物考古所、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出版。
[5]张福康《邛崃窑和长沙窑的烧造工艺》，载耿宝昌等主编《邛窑古陶瓷研究》，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6]冯先铭《从两次调查长沙铜官窑所得的几点收获》，载《文物》1960年3期。
[7]同6
[8]童兆良《上林湖越窑单子款》，载《2002年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专辑》195页图五十，杭州出版社2002年出版。
[9][美]葛维汉著，成恩元译《邛崃陶器》，载《四川古陶瓷研究》第一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出版。
[10][日]矢部良明《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载《中国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二辑，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于1983年编印。
[11]三上次男《伊朗发现的长沙铜官窑与越窑青瓷》及《唐三彩的后裔》，载《中国古代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
[12]关于扬州出土青釉褐彩斑块大罐，经《长沙窑》专著主笔周世荣先生审视，于2008年3月回示同意笔者意见。
[13]胡习珍《长江三峡地区出土的长沙窑瓷器》，载《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二辑，303页。紫禁城出版社2006出版。
[14]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卷123,3166页，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15]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418页。
[16]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三册33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17]同（16）第四册506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8]《陈坦学术论文集·回回族入中国史略》548页，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19]魏尧西《杂谈西蜀词人李珣》载《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683年3期。
[20]杜甫《夔州歌十绝句》之六，载《全唐诗》卷230,5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
[21]杜甫《鲜闷十二首》，载《全唐诗》卷230,5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22]蒙漠、刘琳、唐光沛等著《思创古代史稿》200-2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23]同（21）杜甫《绝句四首》之三，卷415,563页。
[24]《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卷一，95页557页，671页，卷四24页，151页，159页，393页，科学出版社出版。《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卷1997,91-97页，181,页，317页，342页，1998卷52页，280页，287页，390页，1999卷24页，75页，211页，447页，493页，674-677页，科学出版社出版。徐光翼主编《三峡文物抢救纪实·永不逝落的文明》139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出版。
[25]同（21）李白《峨眉山月歌》卷167页，394页。
[26]同（21）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卷401,577页。
[27]同（21）岑参《万里桥》卷198,465页。
[28]扬州考古队池军、薛炳宏《沉睡古窑瓷，出土惊天下-谈扬州珍园工地出土唐代邛窑瓷器》载《扬州文博研究集》101页，广陵书社2009年版。
后记：文中照片分别由邛崃市文管所、尚崇伟先生、宜昌博物馆、云阳文管所、大英博物馆提供，特此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