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我国古代瓜的重要文化现象。
我国瓜文化的整体氛围有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其节奏与上古、中古、近世三大阶段大致同步。
瓜的农作物与食物资源属性决定其文化艺术形象的核心内容，瓜的文化艺术形象更多着意瓜的果实，体现着朴实、亲切的人文特质。瓜无论是作为农作物还是食物都是极为普通、家常的，因而更多大众化、平民化的色彩，这是瓜文化的社会属性所在，瓜因而有了更多平民社会、大众群体的身份象征与符号寓意。
今日互联网流行的“吃瓜群众”一语与此有着潜在的语义与心理联系，包含着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文化情结。
[元]钱选《秋瓜图》（部分），绘青皮甜瓜及蔓叶、细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瓜的礼制、习俗
（一）瓜时、瓜代
（二）瓜祭
瓜祭指以瓜祭祀祖先。语出《论语·乡党》：“食不语，寝不言。虽蔬食、菜羹、瓜，祭必斋如也。”是说虽以瓜、蔬之类家常素食祭祀，也必恭敬有加。《诗经·小雅·信南山》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曾孙寿考，受天之祜。”则是泛言场圃种瓜，制作干菜腌菜，用以祭祀。《礼记·玉藻》：“瓜祭上环，食中，弃所操。”是说祭祀之瓜，切成环状，要选靠近瓜蒂的一段，瓜味较重，其他部分瓜味稍淡，只供一般食用，这是以瓜奉祭的礼制。汉人崔寔《四民月令》也称“六月，初伏，荐麦、瓜于祖祢”。这些都可见用瓜祭祀之传统十分悠久，上古时期比较流行，也备受人们重视。晋人卢谌《祭法》（一作《祭典》）称“夏祠、秋祠皆用瓜”，清人顾禄《清嘉录》称立秋节荐瓜祭祖，都是传承其习俗。
青皮甜瓜，上古、中古时期单称瓜者即指此种，后世也名青瓜
（三）削瓜之礼
《礼记·曲礼上》：“为天子削瓜者，副（引按：析）之，巾以絺（引按：絺为细葛）。为国君者华（引按：华指破成两半）之，巾以绤（引按：绤为粗葛）。为大夫累之（引按：累即裸），士疐（引按：疐同蒂，此指切去瓜蒂部分）之，庶人龁（引按：咬，此指不切去瓜蒂直接食用）之。”所说也是上古之事，根据汉人郑玄、唐人孔颖达的注疏，为周天子进瓜，削去瓜皮后，要析成四片，并各横断成两段，以细葛巾覆盖以献。向诸侯国君进瓜，则削皮，剖为两半，横断成两段，盖以粗葛巾。为介于诸侯公卿与士之间大夫一级的官员进瓜，削皮剖为两半并横断，但不以巾覆盖。为士进瓜，则削皮切瓜蒂瓜脐，只横断成两段。至于官府里的吏役之类庶人，则削去瓜皮，切去蒂脐直接吃。正如孔颖达疏中所说，“此削瓜等级不同，非谓平常之日，当是公庭大会之时也”[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二，清嘉庆南昌府学重刊宋《十三经注疏》本]，是说这是公庭朝会时的食瓜等级之礼。如此严格的等级之分，表明食瓜礼重，但礼分之差主要只在切瓜的精粗不同而已，上至天子下至庶人，所食瓜果与削皮则完全相同，充分显示瓜之食用的普遍性、大众化。
（四）瑞瓜、嘉瓜
黄皮甜瓜，南宋以来多见记载，也名金瓜
（五）瓜果乞巧、中秋供月
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七夕）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陈几筵、酒脯、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七夕之夜，妇女设供乞巧是比较古老的传统，此时正是初秋瓜熟之时，瓜是其中重要时鲜供物。唐以来，八月十五渐成重要节日，人们月下游宴赏月，祭祀月神，也当瓜熟祀供。明刘若愚《酌中志》记载：“（八月）初一日起，即有卖月饼者，加以西瓜、藕，互相馈送。……十五日，家家供月饼、瓜果，候月上焚香后即大肆饮啖，多竟夜始散席者。”[刘若愚：《酌中志》卷二十，清《海山仙馆丛书》本]此节礼俗较为丰富，南北各地多有不同，而送瓜、供瓜、食瓜最是常例，清人即有童谣：“八月十五月儿圆，西瓜月饼供神前。”[李光庭：《乡言解颐》卷一，清道光刻本]在南方，“楚俗妇人无子，邻里戚串往往于八月十五夜摘瓜馈遗”[徐宝善：《送瓜词·序》，《壶园诗外集》卷二，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应是因瓜多籽，送瓜以祝愿早得子嗣。
（六）瓜战
瓜战是夏秋食瓜时的竞赛游戏。宋人陶穀《清异录》：“吴越称霅上瓜，钱氏子弟逃暑，取一瓜各言子之的数，言定剖观，负者张宴，谓之瓜战。”[陶穀：《清异录》卷二，民国影明《宝颜堂秘籍》本]《清异录》是一部按类编排的文言琐事小说，对该书作者宋以来即有不同说法，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清异录》二卷，称翰林学士陶穀撰。凡天文、地理、花木、饮食、器物，每事皆制为异名新说，其为书殆似《云仙散录》，而语不类国初人，盖假托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40页]是怀疑其为伪托，后来王国维等人指出书中有陶穀身后之事[王国维：《庚辛之间读书记》，《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钱钟书批评该书“取事物性能，侔色揣称，又复杜撰故实，俾具本末而有来历”[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66页]。此条所说霅上指霅溪所经之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但自古未见吴兴以产瓜闻名。又甜瓜、西瓜等果用之瓜籽多不易计数，所说竞猜瓜子数量不够合理，宋元间也未见另有人言及，应是伪编者杜撰之辞，远不可信。
冬瓜，又名寒瓜、白瓜，产量高，是我国重要的传统瓜种，秦简中始见记载
（七）瓜灯
上述这些古代瓜事掌故，既有时令习俗的，也有士人活动的，既有庙堂之上的，也有民间百姓的，数千年间逶迤而来，代表着人们种瓜、食瓜的生活风习与情趣，展现着丰富的生活经验与文化传统。
哈密瓜，属于中亚厚皮甜瓜种系，我国主要分布在甘肃西部及新疆地区。汉魏时所传甘肃敦煌一带大瓜应即此种，清康熙间因新疆哈密一带盛产而定名
二、瓜的雅辞与俗语
（一）瓜的文史辞藻
同样是康熙年间开始编写的词藻类书《骈字类编》也证明了这一点。该书分门别类编写，其中“草木门·瓜”字收“瓜”字打头的词目，有瓜华、瓜蒂、瓜瓞、瓜子、瓜脐、瓜蔬、瓜果、瓜州、瓜洲、瓜田、瓜畴、瓜戍、瓜菹、瓜荐、瓜期、瓜分、瓜浮、瓜苦、瓜祭、瓜战等90个，另同属“草木门”的“瓠”字收瓠子、瓠菜、瓠芦、瓠口、瓠羹、瓠歌等词目28个，“匏”字收匏瓜、匏叶、匏竹、匏尊等11个。而《骈字类编》“草木门”无“果”字词目，以“蔬”“菜”打头的词目分别有29、54条，合计83条，则远不如“瓜”“瓠”“匏”三字累计之多。
两书所收词汇是经史子集四部书面语词与掌故，尤以士大夫的各类文史编撰为主。每一条后都简要注明文献出处，方便人们写作时查阅取用。由于“瓜”与“果”“蔬”其实不是同一层级上的名词，“瓜”仅是“果”“蔬”中的一类，而瓜的词目数量却如此突出，显示瓜在人们实际语言和各类写作中出现频率之高，历史事迹、书面语词积累之丰富多彩，这应与瓜无论作为植物果实还是人类食物都十分普遍和醒目有关，充分反映瓜在我们民族物质与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黄瓜，随着佛教东传而带至我国，十六国时佛教译经已出现“胡瓜”之名，隋炀帝时改名“黄瓜”。唐以前，多黄熟之后作腌菜，故习称黄瓜；宋以来，多青嫩时食用，因嫩时带刺，也名刺瓜
（二）瓜的成语谚语
再从如今所说成语和谚语来看瓜的语言积淀与影响。这两部分中有不少明确出于古代，兹据通行辞书录示这部分内容。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版《新华成语词典》以首字拼音字母为序收录：沉李浮瓜、瓜剖豆分、瓜熟蒂落、瓜田李下、滚瓜烂熟、及瓜而代、绵绵瓜瓞、破瓜之年、摘瓜抱蔓。这类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正是上述四部辞藻的基础上形成的常用固定词汇。
谚语更多大众俚俗之言。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温端政主编《中国谚语大辞典》所收源于古代的有：“吃瓜莫吃蒂，做官莫作卑。瓜蒂十分苦，官卑万样亏”；“房上好走马，只怕蹰破瓦。东瓜难碓嘴，只怕捣出水”；“甘瓜苦蒂，物无全美”；“瓜果之生摘者，不适于口”；“瓜熟自落蒂，水到自成川”；“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果苽失地则不荣，鱼龙失水则不神”；“胡荽不结瓜，菽根不产麻”；“苦瓠连根苦，甜瓜彻蒂甜”；“六月大，瓜茄落苏箩来坐”；“糖瓜祭灶，新年来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古代常用而该辞典失收的还有：“瓜皮搭李皮”（宋陈世崇《随隐漫录》），是宋人对强拉名人作祖先现象的讥刺，后世也作“瓜皮搭李树”；“老王（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清随缘下士编《林兰香》）；“哑子吃苦瓜”，出于宋人《五灯会元》，形容人能默默承受。这些流行的谚语既有食瓜、种瓜节令、农事的知识与经验，更多则是以瓜果、瓜事喻说事理人情，语言形象生动，意义通俗易懂、豁人心目，是汉语中流动而闪亮的语言资源，传载着丰富的生活经验与思想情感。
西瓜，因来自西域而得名。五代时辽太祖（907-927年在位）北征回鹘，在漠北回鹘牙帐一带（今蒙古国哈拉和林附近）获得西种子，在内蒙古赤峰市辽上京一线种植
（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傻瓜”的语源与意义
谚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脍炙人口，“傻瓜”一词更是日常生活中的高频词语，两条词语不见于《佩文韵府》《骈字类编》，是俚俗词语中比较重要的语汇。我们通过这两条词语的话语渊源和具体语义来感受“瓜”之词语的形象性、通俗性及其蕴含的生活与文化意义。
1、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语源远流长。秦吕不韦《吕氏春秋·用民》：“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为用也。用民之论，不可不熟。剑不徒断，车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种麦而得麦，种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种，不审其种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是说用民须知民力、顺民情，不能过度役使。此处“种麦得麦，种稷得稷”是形容顺应民心民意，不作脱离实际的奢望与贪求，与后世“种瓜得瓜”的语意并不完全相同。东汉道教《太平经》：“古者帝王、大臣、人民各知自养之道，安有承负哉？天不欺人，种禾得禾，种麦得麦，在用力多少。”[佚名：《太平经钞》丙部卷三，明正统《道藏》本]所说种啥收啥，种多得多，与后世“种瓜”“种豆”两句的句式语意已基本相同。南北朝时佛教译经《大涅槃经》：“种麦得麦，种稻得稻。杀地狱者，还得地狱。”[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十九，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本]是佛教譬喻，其意在佛教所说因果报应，各就其因而自得其果，相应的语意进一步明确。
上述三种说法同出中古时期，用以取譬的麦与稻人们都耳熟能详，而据今人考证，秦汉时所说稷、禾都指粟[李根蟠：《稷粟同物，确凿无疑——千年悬案“稷穄之辨”述论》，《古今农业》2002年第2期，第1-15、44页]，这四名三种谷物同属传统“五谷”之列，带着《范子计然》所说“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三，清光绪桐庐袁氏刻《渐西村舍丛刻》本]这一上古社会传统理念的深刻影响。
到了元末明初成书的《水浒传》中，“种瓜还得瓜，种豆还得豆”（卷四十五）开始组合为言，此后虽然仍有“种麻得麻”“种谷得谷”“种粟得粟”“种李得李”“种菽（豆）得菽”等参与组合，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以平仄协调、音色明亮，果实形象突出、对比鲜明，如此有声有色，而一枝独秀，日益流行。至晚明冯梦龙“三言两拍”已基本清一色“种瓜”“种豆”组合为言，可见这一说法已完全定型。入清后，纪昀文言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即全句引用，汤贻汾则化入诗句，其《甘祺人煦大令种一切图》“种瓜得瓜豆得豆，曰雨而雨旸而旸”即是，这些传统士大夫层面的使用，进一步显示了“种瓜”“种豆”两句的影响与活力。
南瓜也称番瓜，应是明武宗正德末年（1520-1521）由葡萄牙（佛郎机）遣华使者经南海带到北京。先前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明人以为该国与马六甲相邻，视作“南番”国家，因而认为“南瓜种出南番”，遂名“南瓜”或“番瓜”。明嘉靖、隆庆间，河北、河南、安徽（淮北）、山东、山西等北方地区的方志最先记载，由北向南逐步传播，至明朝末年我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已种植，是美洲新大陆作物在我国传播最为迅速的一种
2、傻瓜
《清国京城市井风俗图·卖香瓜》（十九世纪西洋出版）
[宋]佚名《秋瓜图》，绘青皮、白皮甜瓜三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三、瓜的艺术创作
在我国传统文化领域，文学、艺术都是绝对的大宗，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对瓜的文学情况，笔者已有专题论述，此就瓜在艺术方面的表现略作梳理勾勒。瓜的果实视觉效果显著，茎叶形态也颇可观，因而果实与蔓叶题材在各类视觉艺术创作中都有一席之地，本节主要讨论这方面的情况。
（一）绘画
1、发展简史
[宋]韩祐《螽斯绵瓞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螽斯俗称蝈蝈、纺织娘
2、题材意趣
古代瓜之画作中，瓜常与果、蔬搭配。唐宋时所画以甜瓜为主，皮色或青或黄或白，五代以来西瓜、丝瓜、南瓜等相继引入传种，成为瓜类大宗，传种食用较盛[程杰：《论我国古代瓜业的历史发展》，《中国农史》2020年第2期，第32-33页]，也渐成画中描绘对象，宋末法常《写生图卷》所绘即有丝瓜，明张以宁《丝瓜图》、清朱彝尊《清平乐·题水墨南瓜》都是题画诗词，所题即相应绘画之作。所画不仅着眼果实，瓜之花朵、蔓叶也成描绘对象，如居廉《南瓜花螽斯图》所绘即以盛开的南瓜雌花与初生的花苞为主。
瓜之绘画意趣也较为丰富，从《诗经》所说“绵绵瓜瓞”以来，一直作为子息繁衍、家道兴旺的象征，汉以来又多瑞瓜、嘉瓜等祥瑞吉庆之兆象见于记载，清朝多“画一瓜一蝶为瓜瓞图者”（清徐时栋《为台州人题徐天池天心来复图》诗自注），则是取其谐音，祥瑞寓意则完全相同，由此形成瓜之绘画源远流长的民俗象征传统。人物画中的种瓜、摘瓜一类名目多写秦邵平长安青门种瓜之事，表达士人隐逸、退闲志趣。而瓜与蔬、豆之类搭配既是夏秋时令风物，也是典型的乡野风景，洋溢着鲜明的田园生活情趣，如吴昌硕《瓜菜图》题字即称“田园风味”。瓜本家常食用之物，一经画家绘来，正如清人黄图珌《题画瓜》所说，“携来笔墨间，写出更清嘉”，寄托和传达出闲逸幽雅的情志与意趣。至于如李东阳《画瓜》诗所说：“玉盘秋露水精寒，冰齿余香嚼未残。暑月为君清到骨，不知身在画中看。”因观瓜图而有食瓜消暑之快感，更是别有一番美感在心头。
[清]雍正斗彩瓜蝶纹瓜棱罐，美国芝加哥博物馆藏
（二）工艺美术
工艺美术泛指各类生活应用制造品的造型与装饰等视觉艺术形象，瓜的形状与图案是其中比较常见的选择。
由于瓜实多圆型或楕圆形，适宜用作盆、罐、壶等盛器造型，所以陶瓷、漆器等多见选用。瓜形也用作锤形兵器的造型，而演化为仪卫仗器，宋龙大渊《古玉图谱》记载立瓜、卧瓜玉器图：“立瓜仗，长七寸，圆径八寸一分，玉色莹白无瑕，瑑刻作立瓜之状。《卤簿记》云，黄麾仗内有玉瓜仗四对云，即此是也，唐物无疑。”“卧瓜仗，横长七寸二分，圆径八寸四分，玉色甘青无瑕。《卤簿记》云，黄麾仗内有玉卧瓜仗四对，即此仗是也。”《卤簿记》是帝王出驾仪仗队的记事簿。元明以来立瓜、卧瓜成了宫廷仪仗的重要仗器，《元史·舆服志》记载：“卧瓜制形如瓜，涂以黄金，卧置朱漆棒首；立瓜制形如瓜，涂以黄金，立置朱漆棒首。”实际使用时视君主、臣属身份高低而数量不等，明清时大幅减少，一般2-6根，最多不过16根。这也是瓜之文化中值得一提的事迹。
[宋]龙大渊《古玉图谱》记载的立瓜、卧瓜玉器图。瓜仗本为瓜形兵器，而演化为重要的仪仗器具
以瓜之果、蔓作饰纹的制品更多，如清中叶铜胎画珐琅花果瓜蝶纹高足盘，故宫博物院藏，通体天蓝珐琅地，绘花卉瓜蝶图案，色彩明艳，制作精美。清嘉庆端石瓜式砚，故宫博物院藏，砚池作大小瓜形，砚面顶端雕瓜蒂、瓜蔓纹，图案简洁，制作十分精致。另如故宫博物院藏宋黄绿釉香瓜式枕（枕面瓜纹）、明宣德款搯丝瓜果纹圆盒、明白玉雕瓜蝶佩（乾隆款）、清嘉庆款粉彩瓜蝶纹碗、清堆彩瓜纹漆盒、清咸丰藕荷色实地纱绣瓜瓞绵绵纹袍料、清光绪蓝色缎绣十团瓜瓞绵绵纹女帔，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螽斯瓜瓞砚（清乾隆御题）、宋瓜纹玉佩、清康熙松花石甘瓜石函砚、清嵌玉紫檀木果盒，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藏明景德镇产青花瓜纹大盘、日本大阪市东洋陶瓷美术馆藏明成化官窑青花瓜纹碗等，都纹样秀美，精致可观。
瓜之装饰纹样，有墨画、彩绘、浮雕、透雕、织绣等不同形式，其中以瓜瓞图最为流行，多绘刻缠枝瓜蔓与瓜实，取意《诗经·绵》“绵绵瓜瓞”，无论是瓜实、瓜蔓都有子嗣兴旺的吉祥寓意。而在乾隆以来，这种图案多取瓜蔓搭配蝴蝶图案，即所谓“瓜蝶纹”，在各类工艺制作装饰中比较流行，典型如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款冬青地粉彩瓜蝶图蒜头瓶、嘉庆斗彩缠枝瓜蝶纹瓶、嘉庆绿地粉彩瓜蝶纹坛等。而砚台等文人用品，也常见以瓜果叶蔓纹，搭配螽斯、老鼠等。上海博物馆藏松江窖藏出土元金鼠噬瓜瓞纹簪，清朱彝尊《朱碧山鼠啮田瓜觥铭》描写道：“瓜蔓生，瓜蒂结，相鼠有齿瓜上啮。”朱碧山，嘉善人，元朝后期著名金银器匠师。金银器的瓜鼠造型或受绘画启发，元以来无论绘画还是工艺制品，鼠食瓜都是比较常见的表现题材。
绘画与工艺美术等视觉艺术外，其他艺术领域涉瓜资料比较罕见。宋人陈旸《乐书》记载，“北齐神武平中山，有鱼龙烂漫、俳优侏儒、山车巨象、吞刀吐火、杀马剥驴、种瓜拔井之戏”[陈旸：《乐书》卷一百八十六，元至正七年福州路儒学刻明修本]，所说种瓜拔井之戏，清徐岳《见闻录》认为是魔术杂耍游戏之类（卷一）。明人冯梦龙记载江南民歌《西瓜》：“一个西瓜寄多情，叫姐莫学此瓜身。外面青时还好看，恼你肚里许多仁，只为人多坏了身。”[冯梦龙辑：《山歌》卷十，明崇祯刻本]比喻巧妙贴切，可谓瓜题民歌杰作，可以略窥此类艺术涉瓜主题之一斑。
[宋]瓜叶形金耳坠，无锡博物馆藏
五、我国瓜文化的演进历史与精神意义
正如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所说，“普遍之物装备了我们的文化空间”[美国玛丽安娜·德莱里特（MariannedeLaet）：《关于文化研究和科技研究之间沟通的笔记》，美国托比·米勒编，王晓路译《文化研究指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5页]，瓜正是这样一种见诸民生日用，充满着生活内容和文化意味的普遍之物、文化之物。上述三方面的诸多事实与意义，连带笔者已有历史、文学方面的论述，足见我国瓜之文化景象以及精神意义的生动鲜明与丰富深厚。在此基础上，我们有必要就其整体文化气息的历史演进状况以及相应思想精神特色与文化意义进行综合的思考与阐发。
（一）瓜文化氛围格局的演进嬗变
透过上述各方面的事实和迹象，不难感到整个与瓜有关的生活气息与文化氛围有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其节奏与我国古史的三大阶段大致同步。上古时期也即先秦时期是我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文化重心高度偏倚于北方，有关瓜的信息也多见于北方，从《诗经》到《左传》《论语》《管子》所言瓜瓠主要属于陕西、河南、山东等地。黄河流域疏松的黄土沙地极适宜瓜类作物的生长，瓜在整个农业生产、人类饮食资源中的地位比较突出，因而相应的礼仪制度、民风民俗之事比较丰富。先秦许多文献都显示了瓜作的重要地位，明人谢肇淛所说“古人于瓜极重”[明谢肇淛：《五杂组》卷十]就主要体现在这个时期，前举瓜代、瓜祭、削瓜之礼制风习等早期瓜事即多出现在这个时期，也多属于北方地区，带着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宗法礼乐文明温文尔雅的文化气息。
[清]康熙松花石甘瓜石函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二）瓜文化的景观特色与精神意蕴
瓜的形象固然有瓜蔓瓜叶等元素，在草本植物中比较粗大醒目，但瓜的果实最为起眼，这与木本植物果实、禾本植物的种子不同，有着远为显著的视觉形象，因而相应的艺术形象多取材于此，文化现象多系迹于此。无论是陶瓷等器物制作中的造型，绘画的艺术表现，还是工艺美术的图案装饰，乃至于流行词语的比拟隐喻，都主要着眼于瓜实及其生产与生活应用，带着更多切实、生动的生活经验，洋溢着朴实、亲切的人文气息，这是我国瓜文化又一特别值得重视之处。
佚名《清代民间生活图集·卖西瓜》
瓜无论是作为农作物还是食物，是极为普通的、家常的，因而有着大众化、平民化乃至贫民化的色彩，这是瓜文化社会属性所在，也是其精神意义内涵所在。广为人们传诵的种瓜为业者、思食未获者多是贫民、寒士，相应的人物事迹与传说都发生在瓜田地头、城镇街市。元人王仲文杂剧《救孝子贤母不认尸》说“你便晨挑菜，夜看瓜，春种谷，夏浇麻”，清人彭兆荪《浪说》诗“人闲自有村夫子，稳坐瓜棚饱说书”，都是底层社会、乡土生活的家常内容，正因此瓜更倾向于作为底层社会、普通大众、乡土社会的身份象征。流行的“绵绵瓜瓞”吉祥图案寄托的也是十分踏实和普遍的大众情趣、民俗意愿。在士大夫的文化书写中，种瓜为业者多被视为“瓜隐”（清田雯《广种瓜说》），瓜也更多与蔬菜组合，成为乡土食物、“田园风味”乃至灌园学圃、村居隐逸生活的经典象征。这些不同层面的经验、情趣有机交流渗透，进一步强化了瓜之平民的、大众的、乡野的、田园的生活氛围、阶层属性与符号象征，这是我国瓜文化深厚的精神内涵与文化意义。
（本文原题作《论我国瓜的文化》，载《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189-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