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本文发表于2020年8月30日、9月6日北京青年报。本文涉及诸多民进人物。总标题为编者所加。
为一册1922年的日记手稿本寻主
2020年08月30日北京青年报
◎叶淑穗（鲁迅博物馆研究员）
本人存有一册九十八年前一位先生写的日记，我急切地希望能找到作者的家属或有关单位，将这本日记手稿，物归原主，但我也感到十分愧疚，对不起作者。对于这本日记，我当年也曾想过各种办法，企图弄清日记本的作者，将日记手稿原件奉还，但因找不到准确的物主，不敢随意处置。而后我因忙于面临的工作和写一些急切要写的稿件，无奈中，就将它放下了。这一放就是三十余年，遗憾的是日记的作者恐早已不在世间了。
疫情期间，宅在家中，我在清点旧稿时，偶然又看到了它——这本日记，才恍然大悟，因而写此小文，并希望能得到谅解和找到物主。
日记手稿本的由来
《日记》本的状况
日记本的外壳虽然受到损坏，但所幸日记本本身还是完好的。看起来它原来应当是一本非常讲究的日记专用册，名为“中华民国十一年国民日记”。目录注明书内有“节气星期表”、“阴阳历参照表”、“五千年间星期检查表”、“十二月收支一览表”、“繁利息表”、“全国县名表”等，名目繁多，计有三十余项。
日记的书写很特殊，有用毛笔书写的，更有用紫色、蓝色、红色钢笔书写的，还有用红色、蓝色和变色铅笔书写的，字迹尚清晰，全册无署名。为弄清日记的作者，本人曾求助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朱正先生，朱先生曾依据日记中提供的有关人物线索，对照查找有关史料，如提到胡适则查《胡适日记》，提到郑孝胥情况时查找《郑孝胥日记》等等，均未找到日记作者的确切名姓；本人也曾请《人民日报》副刊编辑、资深记者姜德明先生和资深学者王湜华先生（王先生是著名作家王伯祥老先生的公子）。王湜华先生与出版界和文化界的人士均有广泛的联系。先生们都为此遍查有关资料，仍未查出日记的作者。无奈，当时本人只得暂时将其妥存，期待将来能有所发现。
日记文本揭示真相
疫情之中，本人宅在家中，静下心来，又重新仔细阅读日记。经过考证本人以为，这本日记的作者，应当是一位商务印书馆的成员，这本日记是他工作的手记本。
商务印书馆是我国最早、最闻名的出版机构，于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创建于上海，尔后在上海设立总馆。它最初是从一个小小的印刷作坊，逐步发展成为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文化机构。商务印书馆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它以“倡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一百二十三年来创造了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辉煌。
据商务印书馆史料记载，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在湖北汉口开办第一家分馆，进而在各地广开分支书馆，大致有40多家，遍及国内各大城市远至海外新加坡，这些分馆在书店服务之外更多成为知识界、教育界人士乐往交流的好地方。
统观商务印书馆的历史，对照这本日记，可以证实作者所在单位，应是在商务印书馆总馆领导下的北京分馆，仅举日记中的几则即可说明：
（一）与上海商务印书馆总馆的联系
一月二日记：“取第三届国语讲习所同学录一本，交伯恒稍送上海总馆”。
三月九日记：“上海总馆函为北京指南稿，待查之件，即找戴之，请其速办”。
三月二十七日记：“上海商务馆函复，此时补《四部丛刊》《范文正公集》，不能办，须俟将来印单本时，待告通俗图书馆。”
四月三日记：“午后访梁声之，仍为北京指南稿事（上海又来函，即转交）”等等。
（二）两则日记展现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工作和活动的概况
四月七日记：“下午四时去津，四时廿五分开车，七时十分到津。”
四月十日记：“到新旅社访胡适之谈多时，又到模范小学访刘竺生谈多时，访陈爵莊未遇（刘赠予学校概况等）。
到津馆，到教育厅略听梁任公讲演，访李子勤略谈，并取得会员录二本，又访汪一广。
到扶轮小学访王平甫谈多时，在霞飞楼吃午饭后，到旅馆拜会员，到南开学校访罗辛田谈一小时。”
四月十一日记：“午后到各旅馆拜客，在金台旅馆遇邵亚芩谈甚久，到扶轮中学访建武谈。
晚由商务、中华两处即办欢迎中小学会议会员，于青年会，七时半开会，十时半毕，会到者五百人，今须是由孙子文代为主席，中华演图书机，商务演电影四片，另备茶点。”
此次分馆活动历时五日，分馆成员一一拜会了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还广泛联系教育界，中小学教职员，召开联欢会，传播知识，增进友谊。
（三）日记中所现作者身份的一斑
一月三日记：“上国语讲习所上课”
一月二十日记：“午到国语讲习所行毕业式予幸取列第三。”
三月十三日记：“与白蔭波到教育部，予代表本馆慰问索薪教职员。”
三月十九日记：“又到体育社选举职员，予仍当选为评议员。”
七月十四日记：“到教育会开临时会，决定设立研究编著股执行股，予被举为执行股员。”
十月二十五日日记：“晚开本馆第一次会议，宣布职务分配及各种规则。”
所记职务虽不多，但已可以肯定，这位日记作者应当是这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负责人之一。
（四）日记内容简述
这本日记是作者的一本工作手记，所以有各种不同用笔的笔迹出现。它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工作的实绩。按书馆工作常规来说无非是售书、收银甚至是催交欠款等工作。但从这位先生的日记中，我们看到的远不只这些。他从始至终地深入各项工作的基层。从学校的领域来说，作为北京分馆的负责人，他踏遍了北京市各中小学和一些专业学校，去了解他们的需求，一一和这些学校的领导去面谈，甚至对这些学校校长的更替，他都了如指掌；对于当时的知识界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做更广泛的接触，为他们服务，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正是这位先生工作的重点。
日记中记录了诸多的事例，先生联系的人物繁多，由于本人对当时的社会情况不了解，仅举其中知晓的人士，其中就有：胡适、蔡元培、舒舍予、钱钧夫、郑孝胥、杨树达、叶恭绰、朱逷先、梁漱溟……先生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如十二月二十五日记：“蔡孑民来嘱代买金石萃编、劳乃宣遗著”；十二月二十九日记：“致蔡孑民函附金石萃编、山海经图著并告劳乃宣年谱无卖”等等。在日记中还多处记有与老舍先生的联系，如三月二十七日记：“舒舍予函谢明日之饭局”又六月二十五日记：“访舒舍予收名片二盒，面交”等等。
先生不只承担书馆业务，还承担许多社会工作，如教育部安排去慰问索薪教职员，再如三月十六日记有：“午后到教育会开评议会，被推荐代表调解学潮”；还多次记有接待来访者，如十一月一日记有“早同四川到京之李念吾、游子九参观高师附属小学。”等等。
一桩桩一件件的工作，体现了作者对事业的执着，和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精神，这正是商务印书馆的宗旨——“倡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具体体现。先生倾注全心为读者服务的精神，是我们商务印书馆人的楷模，令我们这些后人由衷地钦佩。这本日记的留存将成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
最后我们还应该感谢那位抢救文物的宋致中先生，至今已经和先生联系不上了，不知先生现在可安康！
幸亏有你，发现百年故纸无言之美
2020年09月06日北京青年报
在考证材料中发现伊见思之名
原编者按：
两天“破案”令我惊喜
厉害呀！我们的新媒体
厉害呀！我们的年轻人
费冬梅从数据库中查找的材料，准确而有说服力，令我信服。她的论述完全证实这本日记的主人是伊齐贤（见思）先生无疑。这位费冬梅是一位80后，是2014届北京大学的博士生，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博士后，现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她不但学识渊博，而且是一位热心于公益事业的青年人，她向我表示，“我明天继续查资料，帮您找一下家属的线索”，并且还说，“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帮您实现您的心愿”。
当初宋致中先生从造纸厂的废纸堆中，抢救了这本日记手稿本，交给我，是一种责任；本人受宋先生的委托，曾极力想查出手稿的主人，无果后，只得妥为保管，也是一种责任；今天媒体将这本日记的故事公之于世，得到多方面的帮助；费冬梅博士更是以最快速度、最准确的论证，将这本日记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写出论文；还竭尽全力找到日记著者的家属，这更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这些就是我们当今社会的新风尚。对此，我们要给予它最高的评价。
我找到了“1922年日记手稿本”的主人
◎费冬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我先说一下结论。目前，根据已有材料，可以推断，此本日记为商务印书馆元老伊见思先生所著。
在前辈查证的基础上，放弃他人日记中的查找
不仅在材质上编排精致，这本日记的内容也相当丰富。据叶老师介绍，日记记录了主人与当年诸多文化界名人的来往，并对自己的业务工作做了十分详细的记录，反映了真实细致的上世纪20年代北平的文化生态。叶老师考证后认为，这本日记的作者应当是一位商务印书馆的职员，这本日记是他工作的手记本，而作者所在单位，应是在商务印书馆总馆领导下的北京分馆，且这位日记作者应当是北京分馆的负责人之一。而据读过日记的姜德明先生推断，“这本日记主人分别用毛笔、钢笔、铅笔写于本年（引者注：1922年），中间缺九、十月间的记录。作者是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一位协理，经理似乎是一位叫‘伯恒’的人。”两位前辈都是仔细阅读过日记原文的，做出以上判断想来是有充分的证据，在两位前辈提供的信息和判断的基础上，我开始查找资料。
叶老师在文中提供了共19则日记材料，涉及不少人物、事件，如主人到新旅社访胡适之，又到教育厅略听梁任公讲演，访李子勤，又访汪一广等。凡涉及人物交往，查证史实的最好办法就是查双方日记，尤其是一眼看到胡适这样爱写日记的人出现，立即想到查日记。但叶老师文中说朱正先生曾依据日记中提供的有关人物线索，对照查找有关史料，如提到胡适则查《胡适日记》，提到郑孝胥情况时查找《郑孝胥日记》等等，但均未找到日记作者的确切名姓。想来我再查也是无用功。
从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管理人员名单入手
想了想，决定还是先从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管理人员名单入手。
在数据库输入检索词“商务印书馆”，很快地，在《上海文献汇编文化卷10》（上海文献汇编编委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中发现了一则职员名录材料，从中得知1922年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的负责人有四位，分别是：经理孙伯恒、副经理朱国桢、协理伊见思、会计主任张镜清。
姜德明先生文中提到，日记“作者是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一位协理，经理似乎是一位叫‘伯恒’的人”，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成立于1922年，当时是北平最大的书店。那么，姜先生文中的“北京分馆的一位协理”是不是就是这里的伊见思呢？联系叶老师文中提供的日记材料：
“伯恒”应该就是“孙伯恒”，而日记主人也很可能就是孙伯恒的同事，即伊见思。
很高兴，第一步就发现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材料，但孤证不立，我试着从叶老师提供的材料里寻找更多的线索。
再探国语讲习所同学录
我注意到，叶老师提供的日记材料有几次提到了“国语讲习所”。
一月三日记：“上国语讲习所上课”。
一月二十日记：“午到国语讲习所行毕业式予幸取列第三”。
由以上三则材料，可以初步判断日记主人是1922年北京国语讲习所的学员，且学业成绩很是不错，以至于他在日记里颇有些自得地说，“毕业式予幸取列第三”。这里提到“第三届国语讲习所同学录”，是个重要信息，我决定再从此处探探路子。
在数据库里输入“国语讲习所”后，发现了一则重要材料，是一份教育部文件，由时任教育总长齐耀珊颁发。这份《部令：敎育部訓令第六一號（中華民國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令各省敎育廳、京師學務局：國語講習所第三屆畢業學員名册》，登载于《政府公报》1922年3月31日第2183期上。其中完整记录了第三届国语讲习所的学员名单。
然后，我看到了“伊齐贤京兆宛平”这个学员。心中一喜，这个伊齐贤是否就是伊见思呢？此刻，心中盼望，这两个名字要是一个人就好了，但希望归希望，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来佐证。
伊齐贤是否就是伊见思？
在数据库中将检索词设置为“伊齐贤见思”，继而在《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一书中发现了一份文件：《北京教育会第一次发刊会务纪要》（该会事务所编，1913年4月）。据会务纪要可知，北京教育会是一个以谋取北京地方教育之发达为宗旨的团体，会所设于北京。设会长、副会长各一人，又另外设干事员48人，分别处理各种会务。会务则主要有筹设图书馆、编辑教育报、开设小学研究会及通俗讲演研究会等内容。教育会采取分股办事制度，设调查股、编辑股、文牍股、会计股、庶务股，各自负责不同事务。其中，文牍股员主要负责往来公牍文件及会场记事等工作，在这个文牍股员名录里，赫然写着：伊齐贤（见思）。果然，伊齐贤就是伊见思！
而据叶老师文中提供日记：
“七月十四日记：到教育会开临时会，决定设立研究编著股执行股，予被举为执行股员。”
由此条可知，日记主人参加了一个“教育会”，此会设立“研究编著股”和“执行股”办事制度，日记主人被推举为“执行股员”。联系上文《北京教育会第一次发刊会务纪要》，由“教育会”及“股员制”这两个关键要素，我做出了基本判断：这本日记的主人就是伊见思。
然而，为了更稳妥起见，还是继续看一下叶老师提供的其他日记材料吧。
“德、智、体三育皆为教育之本，而三者之中以体育为尤要。盖身体不健，不惟道德学术无所寄托，而国家亦无由强盛。况吾国讲求体育，由来已久，代代相传，未或稍止。[……]乃有京师志士许禹生、郭秋坪、钟一峰、岑履信、关伯益、金湘甫、延曼生诸君，谋组织体育研究社，对于体育从事研究，更得佟旭初、吴彦卿、治鹤清、于子敬、王模山、章联甫、祝荫亭、刘芸生、伊见思、钟受臣、赵静怀、陈筱庄、维效先、王鹤龄、赵绍庭、梁载之、郭志云、郭幼宜诸君之赞助，乃于民国元年冬正式成立。”
该社宗旨前后曾有变化，初始注重社员之训练，后则转为纯粹研究体育的学会，以研究体育、振兴尚武精神为宗旨，机构设置上，“社务分为研究、编译、交际、会计、文牍、庶务等六部，职员计分设社长一人，副社长一人，基金监二人，评议员九人，均用社员投票选举”，评议员规模后又增大，“嗣于十一年春，复将评议员额扩充为十五人”。——日记主人1922年3月19日日记记载，“又到体育社选举职员，予仍当选为评议员”，正是民国十一年春，体育研究社扩充评议员而伊见思再度当选之际。
至此，日记主人是伊见思，已确凿无疑。
日记主人伊见思，究竟何许人也？
那么，伊见思究竟何许人也？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熟悉，至于我自己，也是通过这一机缘才知道伊先生的一些事迹。
检索才知，伊见思，满族镶红旗人，满名伊吉斯欢。作为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的职员，伊见思和当时北平文化界联系密切，因工作的认真细致，赢得了众多文化人的信任，经常受托代购图书，如黄炎培日记中就有多个委托伊见思代购书籍的记录。新中国成立后，伊见思担任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其在编辑出版行业的工作也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是中华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发起人之一，并在首次全国出版会议上作为商务印书馆代表发言。
上世纪50年代初，郑振铎先生倡议并主持编纂大型戏曲作品总集《古本戏曲丛刊》，将刊物的出版交于上海商务印书馆，时任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的伊见思，因此和郑振铎多有往来，如送书、取书、商谈印制细节等。伊见思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如1954年10月，他将寄往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的丛刊第二集古本原书装箱之际，“除了照例抄录一份‘装箱清单’之外，还郑重地写下了‘第三次交下曲丛二集原本十一种检查略记’”（引自肖伊绯《纸江湖1898-1958书影旁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在这份“略记”里，伊见思详细列出了某些书籍页面上重要历史信息的历史去留问题，并将请示郑振铎后的郑的意见用毛笔一一标示出来。
郑振铎对伊见思的工作很是满意，1958年4月29日记记载：“伊见思持商务已印出的毛边纸本《古本戏曲丛刊四集》样书16册来，甚为高兴。”此后，丛刊编委会委员之一的吴晓铃先生也在《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序》中特意提及：“参与前四集的编印工作的，在北京有健在的陈恩惠先生、郑云回女士和周妙中女士，在上海有丁英桂先生；已故的有北京的伊见思先生。他们默默地辛勤着，不求闻达，未为人知；然而永远也不会被我们忘记。”
而今，得以确证伊见思先生早年的工作日记依然存世，真觉莫大的欣慰。正如叶老师所说，伊先生一生辛勤地工作，体现了对文化事业的执着，和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精神，令我们这些后人由衷地钦佩。而这样一本曾流落于废纸堆的日记，得到了宋致中先生的爱惜和叶老师多年的守护，这本身也是一个“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