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海博物馆东馆开馆的首个特展，“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正在上博东馆展出。展览汇聚了来自全国28家文博考古单位的363件/套重要古蜀文物，通过“天行乾道”“地势坤物”“人和明德”三大主题向公众揭示古蜀文明的面貌、内涵、特点以及来龙去脉。其中约三分之一的展品为最新考古发现，如金面具笄发青铜人头像、青铜猪鼻龙、竖披发青铜人像、青铜大面具、青铜长发跪坐人像、青铜神兽等。
古蜀文明的创新性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始终保持生机活力的发展历程，得益于在传承中创新与融合中创新的文化根基。创新性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宇宙观、历史观等精神创造虽然也在不断发展，但传承和延续是主流，创新发明更多地体现在物质文化方面。古蜀文明汇聚了来自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诸多族群和文化因素，最终融入中华文明体系之中带来充满活力与创造性的文化因素。这是对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使得中华文明弥久历坚、生生不息。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考古发现的青铜器、金器和玉器具有突出的创新性特征，为世界古代文明发展历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中国青铜时代谱写了丰富多彩的华章。
（一）青铜器
三星堆文化最令人感到神秘和震撼的地方就是以青铜神树、祭坛和各种神灵动物组成的祭祀神灵系统，以及由高大的青铜人像、各种发式的青铜人头像和造型奇异的青铜面具组成的祭祀人物系统。二者之间的结合构成了古蜀人对天地山川、祖先神灵祭祀的历史场景。张光直先生曾说：“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大的特征，在于青铜的使用是与祭祀和战争分离不开的。换言之，青铜便是政治的权利。”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分为天地人神不同层级，只有巫觋通过巫术仪式和宗教活动才能沟通分层世界中的天地人神。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第一次将中国古史传说中被认为是“神话”的历史场景通过实物的方式再现。
在中原文明和古蜀文明的古史传承体系中，颛顼都有重要的地位。蒙文通先生称“自黄帝而后，要以颛顼最为杰出”，最大的贡献在于“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国语·楚语》记载：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颛顼结束了自远古以来人神不分的局面，从此沟通天地人神需要仰仗巫祝与巫术。《山海经》中古史传承体系不是以黄帝为中心，而是以帝俊和帝颛顼为中心。已经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山海经》描述的“天下之中”不是中原地区，主要在巴蜀、荆楚之地，其中许多篇章都可能是巴蜀地区所流传的典籍。蒙文通先生称：“《山海经》于岷江上游又著岷山、嶓山、崃山、女几之山、高山、曼山，又著岷三江、南江、北江，《山海经》所载至广，而独于此岷江上游蕞尔之地载之至详。”因此，《山海经》所代表的文化体系与中原不同，属于南方文化系统，特别是与巴蜀、荆楚的文化关系特别密切。那些看似“荒诞不经”的古史传说，恰好反映了以颛顼为核心的古蜀文明极重天地鬼神和人神沟通的历史背景，与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多有契合之处。
图26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冠青铜人像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太阳形器、青铜神树，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太阳冠青铜人像（图26），以及各种有太阳纹或太阳神面纹的装饰题材均反映了古蜀文明强烈的太阳崇拜。这种宗教信仰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许多民族中都存在。有学者通过研究东西方太阳崇拜表现的不同艺术形式提出“将太阳与鸟联系在一起，将太阳表现为鸟或将太阳神表现为人首鸟身，并有东西太阳神树和十日神话的背景，这是中国古代许多地区都曾经有过的传统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的特征。”
图27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树
古蜀文明的宗教观念与同时期的中原文明略有差异，中原文明更强调祖先崇拜的重要性。太阳崇拜在古蜀文明的思想观念中占据核心地位，并且通过青铜器表现得相当直观和具体，这是古蜀文明的一个主要创新处。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多棵青铜神树，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山海经》等文献所载的“扶桑”、“若木”、“建木”。《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局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山海经·大荒北经》又记：“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阴山、泂野之山，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淮南子·地形训》记：“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一号神树（图27）和二号神树均为十枝十鸟，鸟又可称作金乌。中国古代神话中，大地尽头的东方海隅有一棵“扶桑”或“扶木”的神树，大地尽头西方的天涯有一棵“若木”或“细柳”的神树，两棵神树停歇着十个太阳，十个太阳都是背负在神鸟背上轮流在天上巡行，故而十只神鸟可以被视为太阳的化身。
图28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太阳纹陶方鼎（左）图29湖南桂阳千家坪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纹陶器（右）
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都发现有抽象的太阳纹和鸟纹，还有飞鸟与圆点组合的图案推测可能是太阳鸟背负太阳运行神话的体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陶方鼎（图28）装饰有太阳纹，说明太阳崇拜的信仰在夏代依然存在。长江流域的太阳崇拜表现得更为直接，虽然时代、地域不同，艺术形式却基本相同。在公元前6000年—前4500年的高庙文化中，已经出现将鸟和太阳放在一起构成太阳神鸟的固定组合。例如，湖南桂阳千家坪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纹陶盘（图29），鸟体中央有太阳形图案寓意着“神鸟载日”。在公元前5000年—前4000年的河姆渡文化中，发现了数件装饰太阳神鸟纹的骨牙器和木器。其中有一件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图30），双鸟展翅中间托举太阳。此外，在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中都有太阳崇拜的观念和相似的艺术表现形式。由此可知，古蜀文明的太阳崇拜观念、以及神祇形象和组合形式是史前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普遍存在的，伴随着人群与文化的交流融合最终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构建起庞大的体系。
图30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
三星堆遗址的青铜人像和青铜面具气势磅礴、威严神圣，具有强烈的地方特点与浓郁的宗教色彩。中原文明的青铜器主要是作为礼器，并不崇尚对偶像的制作。在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以及西北地区的四坝文化都曾有史前时期的人物造像艺术。但是这种人像传统并未在夏商周时期得以延续。石家河文化的玉人像与古蜀文明的青铜人像却存在太多相似的文化因子。因此，三星堆文化的青铜人像无疑是继承了中国史前文化的造像传统，并将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以来长江流域普遍盛行的巫觋制度推行到一个鼎盛阶段，这是古蜀文明又一个主要创新处。
图31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
各种青铜人像和青铜面具大致分为神、巫、人三类，不同的人物形象在身体造型、动作姿态和衣服装束上都有所区别，指明他们的身份地位和职能不同。在以神权为主的古蜀社会中，这些青铜人像和青铜面具是古蜀王国社会结构组织的真实反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青铜大立人像（图31），头戴兽面高冠，身着双尾左衽龙纹长衣，双手呈环握状持有神器，站立于兽面高台之上，代表的可能是大巫师、大祭司一类的领袖人物。身穿长衣短裙，肌肉遒劲的小立人像可能是地位相对较高的神职人员。跪坐小人像多呈持物状，有的手持牙璋，有的头顶尊，有的背负罍，表现的可能是正在向神灵供奉祭品的低级神职人员。此外，还有抬杠、负重的跪坐人像代表地位普通的祭祀者，以及具有鸟人造型特点的神人形象（图32）。这种神人形象也是长江流域普遍存在的一种艺术形式，例如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鸟人玉饰（图33）。
图32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鸟人像
图33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鸟人玉饰
青铜人头像的主要有平头顶辫发和圆头顶笄发两种，有学者认为这是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族群，进而提出古蜀国由两个族群联合执政，笄发是从事宗教活动的神职人员，辫发族群是从事世俗职业，执掌政治、经济和军事事务。但是，从三星堆遗址最新的发现来看，手持龙首权杖的辫发人像站立于神人面鸟身头顶的青铜尊之上，表明这位人物的身份地位要超越一般的神灵。所以，在三星堆遗址中辫发族群的社会地位可能高于笄发族群。
图34甘肃张掖山丹县霍城镇刘庄村出土的青铜人像
图35陕西宝鸡茹家庄弓鱼国墓地M1出土的青铜人像（左）图36陕西宝鸡茹家庄弓鱼国墓地M2出土的青铜人像
青铜人像是古蜀文明的标志性成就，对周边地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10年甘肃张掖山丹县霍城镇刘庄村修建水库发现一件青铜人像（图34），头顶挽左右双髻，脑后三股束发辫，狭长的杏形眼，阔鼻方嘴，吻部前突，双手操蛇，双腿一前一后作行进状站在一件器物上，人像左臂和器物均残失。这件青铜人像的面部特征、发式服饰虽然不见于三星堆遗址，但是与三星堆青铜人像的整体风格却有相似性，两者之间应有密切的联系。陕西宝鸡茹家庄弓鱼国墓地M1和M2分别出土了两件青铜人像（图35、36），双手呈环握状持物的造型与三星堆青铜人像相似。从汉中地区走“陈仓道”，穿过秦岭即到宝鸡。还有一条“傥骆道”也是从汉中地区进入关中地区的古道，陕西西安周至县是这条要道在秦岭北侧的门户。在这里曾发现一件与三星堆文化极为相似的青铜人头像（图37），但是这件青铜人头像的双目并不突起，显然不是三星堆文化直接输入的器物，可能为邻近地区的仿制品。
图37陕西西安周至县文化馆收藏的青铜人头像
图38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神人面具
图39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岗M1004出土的青铜面具
图40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龙虎尊
图41安徽阜南出土的龙虎尊
图42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兽面纹尊
图43湖南华容东山出土的兽面纹尊
图44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顶尊跪坐人像
图45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的兽面纹尊
三号祭祀坑出土一件青铜顶尊跪坐人像（图44），由青铜大口尊和青铜跪坐人像两部分组成。青铜尊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器物相同，但是颈部所装饰的三组垂龙饰和垂兽饰却不见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根据口沿发现的短柱形铆接结构，可知垂龙和垂兽的附件是后加上去的，这是三星堆青铜容器的创新处。青铜尊的圈足与青铜人像头顶的平板铸接而成，并将青铜尊圈足的纹饰熔铸掉一部分。因此，这件青铜尊显然是外来的器物，古蜀人对其添加各种神灵动物，将之融入到本地的祭祀文化系统中。三号祭祀坑还出土一件兽面纹尊（图45），颈部和圈足钻有多处圆孔，这种现象在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上普遍存在而不见于其他地区，可能是为铸接附件特意制作的。所以这件兽面纹尊是古蜀人改制的半成品，显示了三星堆的青铜工艺受到周边地区的影响又有独特的创造。
图46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牌饰
图47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镂空几何纹青铜牌饰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牌饰与二里头文化的非常相似，但不是二里头文化直接影响的结果。二里头文化的镶嵌绿松石青铜牌饰主要是兽面纹。1985年甘肃广河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青铜牌饰，以及天水市博物馆收藏的镶嵌绿松石青铜牌饰与二里头文化的相同或相似，显示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牌饰（图46），整体为非镂空平板状，背中部有长突棱，与新疆哈密天山北路遗址出土的相似。天山北路文化为公元前1800年—前1200年，年代大体相当于夏代晚期至商代晚期。此外，在三星堆遗址还出土有两类镶嵌绿松石青铜牌饰，一类是镂空的几何纹装饰（图47），与天山北路青铜牌饰也很相似。一类是具有动物纹因素的装饰，与二里头文化和齐家文化有关。因此，三星堆青铜牌饰是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两种文化融合创新的结果。
图48金沙遗址祭祀区平面图
（二）金器
在中国青铜时代，中原地区制造和使用金器并不普遍。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发现大量的金器制品是古蜀文明的重要标志。故而，有学者认为金器属于外来文化因素，在文化形式和风格上完全不同于巴蜀本土的文化，在巴蜀本土完全找不到这类文化因素的渊源。在殷商时期的全中国范围内，同样也找不到这类文化形式及其渊源。这些文化形式渊源于古代近东文明。更有不明就里者无视中国的考古发现，将西方文化的影响过度夸大。须臾之间，三星堆文化为古代近东文明的说法甚嚣尘上。
图49河南郑州商城书院街M2出土的金覆面
河南汤阴龙山文化遗址中已经发现有金块，说明在史前时期黄金已经被发现并被简单利用，但尚未制成黄金饰品。中国最早的金器发现于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四坝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前1400年，主要为金耳环、金鼻饮等饰件。在陕西渭南华州、河南郑州商城、山西石楼和保德、河北藁城、北京平谷刘家河等地都发现有商代中期的金器，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郑州商城二里岗上层墓葬内曾出土金叶制成的夔龙纹饰件，2021年郑州商城书院街M2又出土一件金覆面（图49）和金泡饰，可知中原地区并不缺失使用金器的传统。2013年湖北黄陂盘龙城杨家湾M17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器，以金饰片作为兽面的目、鼻、耳，表明商代中期的长江流域也使用黄金制品。商代晚期三星堆遗址出现大量金器的历史逻辑，是建立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化技术交流的基础上，而不是古代近东文明传播扩散的结果。
图50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象牙权杖（左）图51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持龙首权杖人像（右）
图52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金面具
三星堆遗址五号祭祀坑出土的金面具是迄今中国境内发现尺寸最大、形体最为厚重的金面具。金面具的边缘均向内收，可能是覆于其他质地的面具之上。金沙遗址祭祀区8号礼仪性堆积出土的金面具（图52）与三星堆金面具形制相近，属于同一文化系统。金面具使用锤鍱工艺完成整体造型，再通过脱錾和裁切的技法形成眉目等透雕轮廓，最后以轧亮的方式使其光彩夺目。金箔饰数量较多，种类丰富，主要有人首鸟身形饰、虎形饰、四叉形饰、璋形饰、鱼形饰、叶形饰、圆形饰、直条形带饰等，其中璋形饰、鱼形饰、叶形饰和圆形饰明显见有可供穿挂的小孔，应是神树或其他器物的构件或装饰。
图53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图53）系锤鍱制成，图案采用了切割技术。内层图案的中心为一个镂空的圆圈，周围有十二道等距分布的月牙状图形象征着光芒四射的太阳，外层图案为四只逆向飞行等距的鸟，环绕着内层的太阳图形。这件金器构思奇特，工艺精湛，在有限的空间内达到无限的遐想。一起发现的还有金蛙形饰，使用很薄的金箔制成，蜷曲的四肢，葫芦形的头部，尖桃形的蛙嘴，特别是沿着蛙形饰的一周錾有连珠纹，应该是表现青蛙或蟾蜍身上的疙瘩。八件金蛙形饰与太阳神鸟金饰可能构成一个组合关系，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太阳崇拜中又出现月亮的观念。《淮南子·精神训》记有“日中有骏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蚀无光。”骏乌是驮日飞行的太阳神鸟，蟾蜍就是月中神灵。
（三）玉器
古蜀文明的玉器种类包括礼器、工具、饰件三类，其形制特点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史前玉器属于同一体系，是中国玉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工具类玉器没有发现使用痕迹，与礼器的功能用途一样，是在祭祀活动中供奉的祭器或是与神灵沟通的法器。《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玉垒山，出璧玉，湔水所出。”古蜀文明的玉器多数为不透明或半透明状，色泽以白色和灰白色为主。玉器材质主要是闪玉石，其他的还有蛇纹石玉、石英、大理岩、长石等。大部分原料可能来自成都平原西北龙门山一带。
《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从文化系统来看，古蜀文明的玉璧和玉琮具有来自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和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中上游两个方向的影响。例如，三星堆仁胜村墓地出土的玉璧形器与良渚文化早期玉璧较为接近，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大量的玉璧，特别是大型成组的石璧可能也是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而产生。金沙遗址出土的十节玉琮，上大下小，每面正中开竖槽，器身分出十节，以边角为中轴雕刻简化人面纹。这件器物与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武进寺墩、吴县草鞋山等良渚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玉琮形制十分吻合，应是从长江下游辗转流传的良渚文化晚期玉琮。但是，在这里有良渚文化风格的玉琮发现较少，大量的玉琮是上下大小基本一致，不分节槽，大多素面，与齐家文化的玉琮更为接近。金沙遗址还流行一种矮体玉琮，形如玉镯状，也是齐家文化玉琮的特点，并且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和殷墟妇好墓都有发现。
图54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持璋跪坐人像
《周礼·春官·典瑞》记载：“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玉璋是古蜀人祭祀仪式中最重要的礼器，是巫师沟通神灵，祭祀天地、山川的媒介。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有一件青铜持璋跪坐人像（图54），手持牙璋作正在祭祀的状态。三号祭祀坑新发现的青铜站立人像，手持有鸟形璋。二号祭祀坑还出土有“祭山图”玉璋（图55），每幅图案以带状云雷纹分隔为上下两段，上下段图案均以人居上，山其下，人与山之间用平行线分隔。山岳由两座山峰相连，山峰横插一根象牙，山下竖插一柄玉璋。下段山上跪坐三人，各戴山形冠，耳饰为两套环，双手环握胸前。上段山上站立三人，各戴平顶冠，耳饰为铃形，双手环握胸前。金沙遗址也出土有“祭祀图”玉璋（图56），以上下两层云雷纹和四道弦纹为分隔带，祭祀者头戴高冠，跪坐在地，肩抗着象牙举行祭祀仪式。有学者认为人像肩部所抗之物是玉璋造型的象牙。由此可知，古蜀人祭祀山川使用的是玉璋和象牙的组合方式，这是古蜀文明“以玉事神”的生动写照。
图55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祭山图”玉璋和线图
图56金沙遗址出土的“祭祀图”玉璋和线图
玉璋出现于山东龙山文化早期，龙山时代和夏商时期非常盛行。在古蜀文明的玉器中数量最多、形态最丰富，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边璋，有前端为平刃和斜刃两种。二是牙璋，前端呈两个尖角的凹弧形刃和深V字形刃两种。三是鱼形璋，射呈长三角形，前端缺口呈V字形。《周礼·玉人》记载：“大璋、中璋九寸，边璋七寸。”又记：“牙璋、中璋七寸。”郑注：“于大山川则用大璋，加文饰也，于中山川用中璋，杀文饰也，于小山川用边璋，半文饰也。”汉儒以玉璋形体大小来确定名称，显然是不对的。平刃边璋、斜刃边璋和凹弧形刃牙璋保留了中原地区的风格，牙璋阑部的“兽首式扉牙”与石峁遗址的关系密切。朱乃诚先生认为：“二里头文化牙璋传至成都平原的途径，可能是取道陇西，并通过陇南至川西北的文化通道到达成都平原。二里头文化牙璋流传到成都平原的过程，不仅仅是牙璋器物本身的传播，而应是反映了一批文化遗存所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的一支系人群的迁徙。”深V字形刃牙璋和鱼形璋具有鲜明的本地特色，是古蜀文明玉璋的一种创新形式。金沙遗址的小型玉璋已经完全失去其神秘、威严的感觉，开始转变为明器。
玉戈主要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繁盛于商代晚期。古蜀文明的玉戈有的是中原地区的样式。一般为体形宽大，中部较厚，援身较宽，援的前端有尖刺的前锋，中部有突起的中脊。有的体现了当地的文化特色，一种是玉璋和玉戈相互影响的鱼形戈，前锋磕成缺口，锋尖分叉。另一种是两侧边刃呈连弧形曲刃，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发现的曲刃铜戈的形制相似。这两类玉戈仅见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是古蜀文明玉戈的一种创新形式。
此外，一些制作精美的玉凿、玉锛、玉斤等器物，未见明显的使用痕迹，可能并非实用工具，而是具有礼仪性质的礼器。其中，凹刃玉凿是古蜀文明最具地域特点的器物之一。这类器物是由成都平原宝墩文化遗址中的小型凹刃石凿演变而来。凹刃玉凿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不多，金沙遗址大量出现。大多数器物选料精美，制作考究，是金沙遗址祭祀活动的重要物品。然而，凹刃石凿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部、越南冯原文化等地都有少量发现，表明古蜀文明与中国东南地区的文化交流。
结语
古代中国不同区域文明演进模式和发展道路的差异，决定了存在不同的区域文化传统。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华大地就出现了八大文化区系和数个小文化圈，它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圈又相互影响，每个文化都为中华文明的形成起到一定作用，贡献出自己的文化因素。随着不同区域文化的频繁接触，各个文化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就构成了一个大的“相互作用圈”，“多元”渐渐走向“一体”。夏商周三代时期，“某种层面的文化一体化完成，文化大传统初步形成。这个大传统的突出特点就是礼乐文化、礼乐制度，其背后是祖先崇拜信仰。”以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文化是重视神权、具有浓厚的神鬼崇拜信仰为特色。古蜀文明的思想观念和物质文化体现了与长江流域早期文化传统的相似性和继承性，是神权政治和神鬼信仰“文化小传统”在长江流域的传承。
神话传说是全世界古代文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一项历史记录，是研究任何一种古老的文明系统最基本的支撑点。十九世纪德国人海因里希·谢里曼根据荷马史诗《伊特利亚》发现了传说中的特洛伊古城，揭开了古希腊历史考古的序幕。中国古代传世文献中大量的古史传说并非毫无根据，而是隐藏着极为宏大的历史背景。四川盆地虽然有大山阻隔，却能通过水道河谷与外界沟通，南北向和东西向的族群不断进入成都平原，不同的文化在此交汇、交融，催生了新的区域文明。以《山海经》为代表的传世文献与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相契合，证实了古蜀文明与周边地区文明密不可分的关系。
古蜀文明并非是外来的、封闭的文明体系，而是原生的、开放的，具有包容性和创新性的文明体系。古蜀文明汇聚了周边地区的贵重物、资源、技术、观念、人员，从而创造出独放异彩的地方性文明。这样的多元融合使得成都平原成为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之一。古蜀文明与周边地区文明的关系，实质上是一个互动、双向以至多向的文化交流。因此，有学者认为成都平原是一个知识中心或者神圣区域，古蜀文明向外输出的“可能是知识形态的而非物化的产品，这是一种更为高级的产品”。
长江流域是一个广阔的文化传播带，具有共同的精神崇拜、共同的信仰体系、共同的艺术表现形式，由此形成了思想和艺术上的某种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正是以后统一国家和大一统观念形成的一个思想基础。四川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揭示了中原以外的边缘地区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在中华文明起源格局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展现了古蜀文明在中华文明宏大格局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