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复帖》的书写方式是章草。书法常识告诉我们,书体有篆、隶、楷、行、草五种。但当代美术史家徐建融的看法是,字体只有前三种;而书体从书写方式来说,也应该只有正、行、草三种,不能把字体和书写方式混为一谈。正书是每种书体的一种规范写法,而草书是正书的一种快速写法。也就是说,相对于篆、隶、楷的正书,也有三种草书:草篆(也叫“飞白”)、章草和今草。不过,行书也是对楷书的一种快速书写,与今草相比,它更应是楷书的草体书。因今草受到章草的不少影响,故不应完全视作是楷书的草体。我比较赞同徐氏的说法,否则叙说各种书体沿革,经常是一笔糊涂账。
从《平复帖》中可以看出,章草一方面“强化了隶书一横一竖基本结构中的竖势,使竖势最终变为悬针垂露”(徐建融),促使隶书向楷书转变;另一方面,虽然章草的每个字基本上是分开的,没有今草的笔笔相连之致,但章草之重勾连的“一笔”之势为今草奠定了基础。
西晋陆机《章草平复帖卷》
历来鉴赏家都认为《平复帖》“文字奇古,不可尽识”,最多识得十几字,及至刚逝去不久的学问家启功(1912-2005)才把全文基本释读出来。这个帖子文字不多,陆机却在帖中谈论了三个人。首先谈的是陆机的朋友贺循,说多病的贺能活到这时,已经可庆,又有儿子侍奉,可以无忧了。所谓《平复帖》,意义恰恰相反,应该是“恐难平复”。其次谈到一个叫做吴子扬的人物,他曾到陆机家做客,但没受到重视,这次他临西行前又来相见,威仪举动较之前大有不同。最后谈到夏伯荣,则因寇乱相隔,没有消息。
《章草平复帖卷》细节
隔着展板的玻璃凝视1700多年前传来的斑驳隐晦的人生感悟,吟诵《文赋》中的“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伤”的名句,我若有所悟。
考虑到“恐难平复”,此帖和隋人所书的《出师颂》在上海博物馆展览一周后,便匆匆回京。从保存状况看,也是章草的《出师颂》清晰精神多了,似乎没必要如临大敌。《出师颂》曾引出了一段新闻,2003年,故宫博物院以2200万元买回这幅书法作品,却引来各方人士的极大争议。原来拍卖行将《出师颂》从旧说,以为是西晋的索靖(239—303)所书,而人们认为此说不可能成立,便有了故宫博物院买了假画的议论。
索靖与陆机同年离开人世,但他比陆机年长22岁。从书法成就而言,索靖要比陆机的名头大。索靖是敦煌人,世代为官宦,他幼年就很有名望,与同乡四人被称为“敦煌五龙”。但那“四龙”皆早死,只有索靖飞黄腾达,最后以65岁高龄战死疆场。索靖与卫瓘是当时两位最擅长草书的书法家,《晋书·索靖传》说卫瓘“笔胜靖,然有楷法,远不能及靖”。索靖是东汉大书法家张芝(?—192)的姐姐的孙子,有人将他跟张芝比较:“精熟至极,索不及张;妙有徐姿,张不及索”。这个评价非常高。
此次展出,《出师颂》与《平复帖》比邻而居,即使不是专家也能看出两者的时代风格差异性很大,不可能是西晋的索靖所书。
故宫博物院的专家现在也坦承,他们在购买《出师颂》时,也不认为它是索靖所书。由于《出师颂》的书风明显是受到东晋“二王”的新书风洗礼,书写时代应在东晋与初唐之间;又由于《出师颂》上有宋代鉴赏家米友仁“右出师颂,隋贤书”的审定,便将它归之于隋人书。中国书画鉴定有许多有趣的推理方法,米友仁的眼光是相当不错的,而隋末距南宋只有500多年,这相当于我们距明代中期。既然我们对鉴定明代中期的书迹很有把握,米友仁对隋代作品的确认也会很可靠。当然,元代汤垕所著的《古今画鉴》也指出,米友仁为了顺从宠爱他的宋高宗的旨意,经常有违心之举。幸好《出师颂》卷前的宋高宗的“晋墨”系伪造,因为“晋墨”引首所用龙纹笺纸上的龙的形象是典型的明代特征,不可能是南宋的东西。有人认为,这是为了打压米友仁的正确鉴定意见而伪造的,殊不知,若“晋墨”真是宋高宗所写,米友仁岂敢画蛇添足,说是“隋贤书”呢?
隋人《出师颂》
历史很有意思。当年李世民骗得《兰亭序》后,除了石刻传世(最佳者是定武石刻)之外,又命人临摹数本以广为流传。值得注意的是,临摹两字尽管并称,但二者方法是不同的。临,又叫对临,是把所要临的碑帖放在旁边,然后看一笔写一笔,看一字写一字,力争位置逼真不走样,主要着眼点是笔意,《兰亭序》的临本有唐代大书家虞世南、褚遂良所临的本子。而所谓“摹”,是把一张透明度较高的白纸蒙在所要学习的碑帖上,然后描摹出每一个字的形迹来,比重笔意的临更重位置,包括每一个字的结构、每一行的行气和一帖的章法等。《兰亭序》最好的摹本是由冯承素(617-672)所为,他的书艺虽然没有虞世南、褚遂良那般出色,可他的《兰亭序》摹本却被公认为最佳的复制品。
唐冯承素摹《兰亭序帖》
在展出的冯承素《行书摹兰亭序卷》上,我们可以看到,从第14行起,行距越来越局促,而后纸书写后还有余纸,明显是为了真实再现《兰亭序》的原貌:而冯承素对王羲之的笔墨复制也是“毫铓转折,纤微备尽”(元代郭天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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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书法大家有四人——蔡襄、苏轼、黄庭坚和米芾。这次“书画经典”展上除了苏轼的作品,其他三大家都有代表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书法家的最精品)参展,观者真是大饱眼福。
原来的宋四家苏黄米蔡中的最后一位是奸臣蔡京,虽然他与后来的“是鬼不是人”的康生一样,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但最终还是被人品书品俱佳的蔡襄替代。在书法史上,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年长的蔡襄(1012—1067)在宋四家中最在意“法度”,同时又直追“二王”。“书画经典”展上的《自书诗卷》,内容包括蔡襄自己所写的《南剑州芋阳铺见腊月桃花》等十一首诗,一气呵成,叹为观止。蔡襄卒年56岁,作《自书诗卷》时40岁,正是做诗写字精力最旺盛的年代。现代文物学家朱家溍看过蔡襄二十余件作品,比较下来,他还是认为《自书诗卷》是蔡襄的第一精品。
《自书诗卷》
徐建融在《中国书法》中也赞曰:“沉稳端丽,意新笔古,开卷行楷相间,有矜持顾盼之致;信笔写来,渐为行书,而映带牵连,曲折停蓄,依然分明有致;最后演为小草,笔画纤细的真力弥满。通篇流畅自然,优美俊爽,行气连贯,风采奕奕,用笔干净利落,笔意婉约淡雅,极其潇洒飘逸、蕴藉清隽,兼有王羲之《兰亭序》、王献之《洛神赋》的风流文采,不愧是他的至精之品。”
黄庭坚(1045—1105)的《诸上座帖卷》被现代大书画家和鉴定家谢稚柳先生称为“书法史上的剧迹”,“为其晚年笔,笔势亦最高妙”。比较有趣的是,谢先生还将《诸上座帖卷》作为《古诗四帖》是唐代草书大师张旭所书的证据,因为黄庭坚书体正是从张旭一脉而来的。
在上海博物馆的展览室里,我被《诸上座帖卷》的书写节奏与痛快淋漓的情绪所感染,还想到了另一位唐草书大家怀素的巨作《自叙帖》。关于这层关系,明代的沈周、祝枝山等人也有如此认识。但谢先生认为是皮相之谈,《诸上座帖卷》的书体是张旭多于怀素。可能是明代以来,张旭的草书早已不察,谁都无法从《诸上座帖卷》上溯至《古诗四帖》。
北宋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帖卷》(局部)
《诸上座帖卷》的“上座”是佛教中对有德行的僧人的尊称,“诸上座”是指各位高僧。黄庭坚晚年沉迷于禅宗,此帖所书的是法眼宗的创始人——五代的文益禅师的一段演讲语录,阐释“不是风动幡动,风动幡动者心动”的禅宗偈语。让人感叹的是,黄庭坚创作此帖时,已是56岁的人了,当他经历了“无法无天”的长长的“情绪功夫”后,在篇末由绚烂至平淡,以“明窗净几,它日亲见古人,乃是相见时节,山谷老人书”作结。五六年后,老书法家就离开了人世。
相比黄山谷,米芾(1052—1108)的草书很一般,他的长项在于行书。《行书苕溪诗卷》是米芾38岁时的作品,与他现存的另一件精品《蜀素帖》都作于40余天内,是他风格成熟期的代表作。当时米芾在苕溪(浙江省北部)泛舟而游,自作五律六首用纸本书写,已完成米书特有的字中心向左倾斜的姿态。后人对此书评价很高,吴其贞在《书画记》中写道:“运笔潇洒,结构舒畅,盖效颜鲁公;书者,绝无雄心霸气,为米老超格妙书”。说得很好。米书追求气势的跌宕,运笔雄强骏快,变化多端,米芾自己说这是“刷字”,以区别于别人的“勒字”、“排字”、“描字”、“画字”等,但有时不免成了习气。
北宋米芾《苕溪诗卷》(局部)
《苕溪诗卷》却少有此类习气。《苕溪诗卷》的命运如米芾的性格那般诡谲。清朝灭亡后,《苕溪诗卷》被溥仪携至东北长春市伪满洲国皇宫的小白楼内。伪满灭亡,溥仪出逃,看守小白楼的士兵们将傀儡皇帝来不及带走的稀世珍宝洗劫一空,《苕溪诗卷》被没文化的士兵撕得粉碎。1945年9月8日,三个东北人在长春街头购得包括《苕溪诗卷》在内的50余件国宝书画。回家的路上,其中一个叫骆大昭的人杀死了另外两个东北人,企图独吞。案发后,骆大昭被绳之以法,文物被交到了被杀的名叫丁征龙的东北人的妻子手中。18年后的1963年至1964年,丁征龙的儿子将这些国宝送往北京荣宝斋。《苕溪诗卷》碎片经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修复,终于恢复原貌。
其实,上述的几件国宝在20世纪都有段不寻常的经历。1933年,鉴于日军侵华态势明显,北京故宫将大批文物南迁,冯本《兰亭序》却一直留在宫内,在日军占领北京的8年内也是安然无恙,很是幸运。
陆机的《平复帖》在民国时由清王室成员书画家溥儒收藏。1936年,溥儒将唐代大画家韩干的《照夜白图》售予叶某,流往英国(后流入日本,最后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购藏)。富有爱国心的上海大收藏家张伯驹闻后大惊,想起了《平复帖》也在溥儒手中,不免担忧国宝再度流失。张伯驹与溥儒不熟,他看见《平复帖》是在“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上,“晋代真迹保存至今,为惊叹者久之”。张伯驹托人问价,溥儒开价20万元。卢沟桥事变后,溥儒为母治丧,亟须款项,便以4万元的低价卖给了张伯驹。1965年1月,张伯驹将《平复帖》捐给故宫。
张伯驹的捐赠品中还有一件精品,那便是蔡襄的《自书诗卷》。辛亥革命后,故宫国宝外流严重,《自书诗卷》被太监盗出,卖给了古玩铺的“品古斋”,又以5000银元转让给朱家溍的父亲。1932年,朱家的一位仆人吴荣将其窃去,拿到与朱家没有交往的古玩铺“赏奇斋”求售。没想到掌柜一看便知这东西出自朱家,遂表示只肯以600元买下,否则就报告警察局,吴荣只好答应。当年的古玩界还是讲点交情的,“赏奇斋”忙托人告知朱家。朱家除了偿还600元垫款外,还赠送了掌柜1000元作为酬劳。朱家溍的父亲去世后,在抗战时家中办理祖母丧事需要用钱,便作价35000元转手张伯驹。黄庭坚的《诸上座帖》也是在民国时期流散出宫,被张伯驹收藏,1956年一并捐给政府。
隋人书的《出师颂》也是由溥仪盗出宫外,后在21世纪初由北京嘉德拍卖行从民间征得,但其间的曲折并未披露。也许也像《苕溪诗卷》那样,被伪满士兵抢劫,卖与民间。这批“东北货”不少已流往国外的博物馆或为私人所收藏,如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就有17件东北货。
摘自《中国精神观察——“书画经典——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藏品展”观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