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陵

茂陵是汉武帝刘彻的陵墓，是西汉帝王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由于陵的所在地原属汉代槐里县之茂乡，武帝建陵于此，故称茂陵。

茂陵博物馆建在茂陵陪葬墓之一的霍去病墓前，是以汉武帝茂陵、霍去病墓及大型石刻群为依托的西汉断代史博物馆。它初建于1956年3月，时称茂陵文管所，1979年12月晋升为博物馆并正式对外开放，总占地面积49.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1万平方米，展厅面积2370.42平方米，拥有各类文物藏品5240件(组)，其中国宝文物14件，占咸阳地区国宝总数的70%，目前陈列展出有260件(组)，尤以再现西域天马雄姿的婆金马、构思巧妙的四神纹玉雕铺首、气势磅礴的霍去病墓石雕以及刻有“阳信家”款识的铭文铜器等珍品举世瞩目。

二、西展厅“西汉出土文物菁华展厅”

(1)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茂陵遗址遗迹沙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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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东侧较为集中，墓葬等级较高。茂陵东北一公里处是卫青墓，形似“庐山，意在纪念他抗击匈奴之功。

卫青墓的东侧埋葬着少年战神霍去病，也就是我们今天参观的茂陵博物馆所在地。霍去病墓的东侧则是匈奴王子金日墓。三朝重臣、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则以帝礼陪葬于茂陵东侧约3.2公里处。茂陵陵区的东北部是茂陵邑，陵邑内部道路纵横交错，人口曾多达27万人，为西汉陵邑之冠，董仲舒、司马迁、司马相如等历史人物都曾居于此。茂陵现已成为研究汉代帝陵制度、汉武盛世风貌的重要阵地，是中国汉文化旅游经典景区。

(2)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精致的雕塑造像

陶俑是古代一定时期内专门用在墓葬中陪葬死者的陶质人形和动物形，出现于我国青铜时代的晚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当野蛮和血腥的用活人活畜殉葬的旧俗已越来越不被新的时代所接纳时，陶俑作为人殉的替代物便应运而生了。它作为古代社会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相对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第一组展品人物俑

共19件，分为塑衣式和着衣式。第1、3件是塑衣式驭手俑，第2

件是塑衣式跽坐俑，第4件至第8件是5件着衣式陶俑，其余的都是塑衣式陶立俑。

塑衣式驭手俑为坐姿，体态丰硕，眉目清秀。发分两颞(nie)，头顶挽髻，身着交领右衽三重衣，两臂前伸作执缰状，造型优美，制作精细。

塑衣式跽坐俑其姿势为跽坐状，双手平伸，可能原持有器物，器物已佚，似在侍候主人宴饮，应是训练有素、恬静端庄的侍女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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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衣式陶俑，有女俑、男俑和宦者俑三类。这些陶俑通体施以近似真人肤色的彩绘，一般是真人的三分之一高。其独特之处在于，均呈无臂裸体状，男女性别特征鲜明。其实，这些陶俑在两千多年前埋入地下时都安装有木质双臂，身穿丝织或麻纺长襦。衣物及木臂因年代久远已朽没无存，因此出土时呈现在今人面前为裸体缺臂的尴尬状态，被俗称为“裸体俑”。

塑衣式陶立俑，在这组服饰俑中，前面四件陶俑是2010年从茂陵帝陵外藏坑中出土，它们的服饰、人物面部表情的刻画都比其它的陶俑更加形象、生动，这也反映出帝陵陪葬品规格之高。

汉代的人物俑造型简洁，神情庄重质朴。塑的衣服也是宽大疏松，反映出汉人以瘦为美的审美特点。从这些俑可以看出，塑造者在赋予它们纤纤细腰之后，衣服或裙摆摊开形成一个稳定坚实的基座，除增加整体的曲线美之外，也克服了单纯强调“瘦”带来的纤弱感。

茂陵出土的各种人物造像，展现了汉代人物雕塑艺术清秀、俊朗、纯朴的风格，摒弃了秦代陶俑的冷酷和阴凉之气，是研究汉代社会生活习俗、舆服制度的重要资料

(3)第二组展品汉代虎镇

这里展出有4件花斑纹石虎镇、4件鎏金铜虎镇和2件错金银铜虎镇。镇最初的功能是压席子的。因为汉代人是席地而坐，席作为坐具，在人们起身落座时，常会移动，席又容易卷角，席镇的功用，就是在四角将席压住，使其服帖，席镇通常四件一组成套使用。席镇西周产生，春秋战国普遍使用，汉代发现最多，汉代的席镇多做成动物造型，常见的有虎、豹、辟邪、羊、熊、龟、蛇等。汉墓出土的虎镇呈昂首团卧状，其质有铜、石两种，铜镇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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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鎏金、错金，除了实用功能以外还带有辟邪祛恶的作用。

(4)第三组展品：铜龟负螺山

龟为铜铸，呈缩颈爬行状，龟背中空，边饰海波纹，内残存有海螺壳镶嵌堆砌的假山，可能是表现海龟负仙山的传说。传说在渤海东面有三座仙山，方丈、瀛州、蓬莱。山上有金银筑成的屋子以及各种仙果，人们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但这三座山常被龙王的儿子海龟背负着飘忽不定。此器反映了汉人祈求延年益寿的神仙思想。

(5)第四组展品：金箔墨描动物

共4件，是用金箔剪刻并加以墨描的微型图案，一般作为漆器上的装饰物。大象、老虎、大雁均小巧玲珑、姿态各异，雷公怒目虬髯(qi0ran)，奋拳出击，则更为生动形象。

(6)第五组展品：精美的动物雕塑

茂陵出土的动物雕塑种类繁多，除常见的马、牛、羊、犬、猪、鸡鸭外，还有鸽、兔、熊及鸱鸮(chixiao)等。它们姿态各异，造型生动，是古代茂陵地区生态环境的实物见证。

1、这件老鼠吃葡萄，是一件铜器，鼠的形象十分传神，一幅灵活机警的样子，把得食时贪婪满足的表情和急于衔食逃窜的一瞬间神态，刻得淋尽致。

2、这件黄釉陶猴，整体造型为三只猴的结合体，一母猴怀抱一小猴，又背负一小猴。母猴伸颈曲背，所背之猴，仰面朝天，怀抱之猴口微闭神态自然，造型独特生动，充满生活气息。其寓意为“辈辈封侯”或“代代封侯”。

3、这是鸱枭陶座和熊形陶座，我们看到在它们的顶部都有圆形的小孔，其实是当时人们用来插蜡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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鸱枭陶座，汉代工匠抓住了鸱枭双眼圆睁，尖勾嘹(hui)、两爪一尾构成稳定的特点，既以双腿和下垂的尾部作为支点，又丝毫不损害器物的整体和谐之美。鸱枭性情凶猛，长相丑陋，且昼伏夜出，随葬在幽冥的墓室中，当有镇墓辟邪、守卫墓主灵魂之功能，应该是驱除邪魔、保佑墓主人灵魂的精灵之鸟。

熊形陶座，体半蹲，双耳竖直，双目圆睁，熊嘴向右开咧，前腿搭在后腿上，显得凶猛可畏。在汉代，熊作为一种样瑞的形象大量出现在玉、陶、漆、铜、金银器、画像石等器物上，有同辟邪一样的功用，能携往生的灵体升天。

(7)这个独立展柜展出的是一组西汉建筑材料

西汉时期，空心砖的制作有了新的发展，它不单是作为建筑材料，更多的是用于构筑砖券墓的内椁室，砖上的图案都是模印而成。空心砖质密、体大、分量重，具有防潮、隔音、保温的作用。方砖则主要用作踏步或砌于壁面。

瓦当，置于瓦的头端，又称“瓦头”。覆在檐头既能保护建筑物不受风雨侵蚀，又能起到一定的美化装饰效果。汉武帝时期大建宫苑，使宫室建筑在秦和汉初的规模上有了更大的发展。这里展示的瓦当，均为上林苑和茂陵地面建筑的遗物，纹饰以字纹为多，其文字以吉样、写意祈愿、颂诰为内容。展出的“流远屯美、光耀西宇”、“泱茫无垠”“天地相方，与民世世，中正永安”、加气始降”、“屯泽流施”、“道德顺序”瓦当，则为其它遗址所未见。其余还有“长乐未央”、“车”、“上林”、“长生无极”、“延年益寿”、千秋万岁”瓦当。

(8)独立展柜两边这几幅图是茂陵外藏坑的发掘清理现场。

为了对西汉帝陵前期调查、勘探成果进行验证，了解茂陵外藏坑的性质、内涵，从2009年9月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汉武帝陵园内封土南侧的两座外藏坑进行了发掘。这是外藏坑Kl5的发掘清理现场全景。长48.2米，深11.2米，由斜坡通道与坑体两部分组成。坑体北段有一处木质隔断，隔断以北15米的范围放置陪葬的马匹，出土马骨3排，每排放置6匹马，并出土陶俑2件。这个外藏坑使用竹子铺设上棚木，在西汉帝陵外藏坑中属首次发现，同时也印证了“渭川千亩竹”史料记载的真实性。左手边是外藏坑K26的发掘清理现场，长56米，深8.5米，由斜坡通道、坑体及洞室三部分组成，坑体东西两壁下部各有10个窑洞，每个窑洞内放置两匹马骨，大多数窑洞内放置1—2件陶俑。窑洞放置陪葬品，在外藏坑的结构上岀现了新的变化，可能是同时期洞室墓的影响所致，并且被后期帝陵外藏坑广泛使用。

茂陵此次发据的两座外藏坑出土有大量的马骨，K26中的马骨均为成年的公马，它们可能象征的是六厩中的某两个厩，陶俑则是马厩中官吏和养马人的缩影

(9)这是一组青铜器

汉代铜器是我国传统工艺里的一朵光彩夺目的奇葩，其式样丰富多彩，艺术风格繁复多变。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类为实用器，仅在器身饰以弦纹或铺首纹；一类则比较华贵，并施以鎏金，或饰以错金银，往往将多种工艺手法饰于一器。

1、鎏金银竹节熏炉(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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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铸，通体鎏金银。底座透雕两条蟠龙，口衔竹节状高柄，柄上铸出三条蟠龙以支撑炉盘，盘外壁环铸四条蟠龙，炉盖呈博山形。盖沿和足均刻有铭文。从熏炉上的铭文及同时出土的其他器物上的铭文得知这件熏炉原为汉未央宫的生活用器，汉武帝在建元五年(前136年)十月赏赐给“阳信家”所有，阳信即汉武帝的大姐阳信长公主。它既是宫廷的实用之物，又是中国古代金属雕塑和铸造艺术的瑰宝。

2、铜钫即青铜制作的方形壶，用以盛酒或粮食。方形的壶在战国以前叫壶，到了汉代起了个专名叫“钫”，盛行于战国末至西汉初年。

3、阳信家铜锺制作工艺精美，形体风韵饱满。肩部刻有铭文“阳信家铜锺容十斗重卅九斤”12字，为小篆体势，字形扁方，刻画凝重方整，与秦代诏版、权量上的文字一脉相承，也与传世汉代印章上的“摹印篆”书法风格相似，是汉代金文小篆书法作品中的典范之作。出土的自铭为“锺”的铜器，其用途多与盛酒或水有关，还可能兼作标准容量的器物使用。

4、铜蒜头壶蒜头壶是古代一种盛酒的容器，因壶口做成蒜瓣形而得名。这件蒜头壶修长的颈部与腹部的圆鼓形成对比，造型端庄秀气，体现了素雅、古朴的审美意识和精湛的制作工艺。

5、铜扁壶盛酒或盛水容器，多作古代行军作战时驮在马背上的军用水壶。

6、铜洗铜洗为盥洗用具。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汉代最为盛行。

7、铜灶

灶是古代用于烹食食物的工具。这件铜灶，单火眼，圆形烟囱，蹄形四足，制作精良，应为西汉时期随葬用的明器。陶灶在全国各地均有出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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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灶发现的并不多。在汉代，人们对灶极为重视，《汉书·五行志》称：“灶者，生养之本”，生者要“事死如生”，因此就将死者生前的日常生活器具做成明器陪葬，由此灶成为两汉时期最常见的随葬明器。

8、铜斗挹洒器。圆形短柄背面镌刻有铭文“霍平浥家斗重二斤”8字。

9、铜臼汉人用来捣药的器具。

10、铜温手炉取暖用具。炉身、炉足分别锻制后用铆钉结合，盖沿外侧和炉身下腹外侧镌刻有铭文。

11、四神纹染器和阳信家染器

器形分上下两层。上层放耳杯，下层是一个小炭炉。它既不是染色器，也不是温酒器，而是一种雅致的食器。中国古代称调味品为染，食肉时常以酱、盐等调味品为佐料，佐料放在耳杯中。考古发掘中所见染器都出自西汉墓。染器的设计很符合汉代人的饮食方式，当时的人们是分餐制，一般是一人一案。有的染炉和染杯上还刻有顺序编号，宴饮时是一人一套，随吃随“染”，有点类似现代人使用的小型火锅。染器体现了汉代贵族饮食生活的一个侧面，它是炊器与食器结合使用的一个成功的例证。

12、阳信家铜鼎鼎是煮或盛放肉类的食器。盖外侧与鼎腹外侧各刻铭文一处

13、鎏铜铜甗古代炊器。全器由甑、釜、炉三部分组成。通体鎏金，搥揲制成，釜肩、甑、盆外侧均刻有铭文。

14、提链暖炉

锻制，炉身圆形，炉壁镂刻九道竖向条形孔，便于净除灰烬。炉身外设二钮，附提链，外壁刻铭文“阳信家铜炉，容斗五升”二行9字，三条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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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足。整个器形规整，简朴大方，为不可多得的汉代炉具。

15、铜漏壶

是中国古代的计时器。壶盖和提梁中间均有长方形插孔，以装置带有浮座的时辰标尺，随着壶底漏嘴的滴水，造成浮标均衡地水平下降来标示时辰，是研究西汉计时科学的重要实物资料。

16、铜灯，1组3件。灯是古代照明器具。青铜灯出现于战国时期，而盛行于汉代。这里展出的筒形组合灯、横山宫行灯和阳信家铜锭构成了汉代灯的三种主要形制。

筒形组合铜灯，1990年汉武帝茂陵从葬坑出土，造型在全国极其罕见。这具灯就功能而言，应为出行灯。从造型看，应叫卮灯，是仿汉代容酒器卮制作而成。整体呈直筒形，筒分三层，使用时旋出第二层和第三层，就成为三个灯盘，这三个灯盘分别为行灯、豆形灯、卮形灯套合而成。

横山宫行灯，由于有柄便于行走时手持，所以得名行灯。柄端上阴刻“横山宫”三字。“黄”谐音“横”，“横”“黄”在汉代可以互通，“横山宫”应该就是“黄山宫”。此灯制作工艺精湛，铭刻清晰，属于汉武帝时期“黄山宫”的实用器。“横山宫”灯的发现对于我们确定汉代黄山宫地望及研究秦汉宫殿具有重要价值。

阳信家铜锭，器型为豆形。锭同灯，是一声之转。锭之制，上有盘中有柱，下有座，灯盘外侧横镌刻有12字铭文。豆形灯是我国最早灯的形制。

17、鎏金铜盆用于盥洗的盛水器。鎏金是自先秦时代即产生的传统金属装饰工艺，先后称为黄金涂、金黄涂、金涂、涂金、镀金，宋代始称鎏金。其制作方法是将黄金锻成金箔剪成碎片，放入坩埚内加热，然后以一比七的比例加入汞制成银白色泥膏状的金汞剂(俗称为金泥)涂在金属器物表面，经加热使水银蒸发，金就牢固地附着于器物的表面，最后使用玛瑙工具磨压抛光。

18、熨铫

敞口，深腹，園底。腹外部刻铭“阳信家熨铫，容二升。”茂陵1号陪葬墓1号从葬坑出土的这件铜器，自铭为“熨铫”，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件铜熨斗实物。熨斗又称“火斗”、“金斗”，其主要功用是熨烫衣物，一般有两种要求：一是把有皱褶的地方熨平贴；另一种是在需要有明显褶纹的地方，把褶纹熨得挺贴。

(10)铜镜

1组共8件。铜镜是古代用来照面饰容的器具，有时也用作随葬。汉代是铜镜发展的重要时期，这里展出有星云纹镜(2件)、铭文草叶镜(3件)、铜华镜、清白镜和四螭四乳镜。

草叶纹镜主要流行于西汉前期，星云纹镜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期。日光镜、日有熹镜、清白镜、铜华镜这四种镜的形制风格基本相同，只是铭文内容有别，从西汉中期流行，西汉晚期至王莽时很为盛行。汉代铭文铜镜的内容是当时吉祥思想、儒家思想的生动反映。四乳四螭镜于西汉中期出现并开始流行，盛行于西汉晚期至王莽时期，一直延至东汉早期。

(11)漆器

汉代宫廷多用漆器为饮食器皿。漆器以其稳重朴实的红黑色调，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实用特性，受到了统治阶级的喜爱与推崇。

我们看到这组漆器，红漆部分是后来复原的，金属部分是出土的。茂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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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陪葬墓1号从葬坑出土的这件鎏金漆案，长方形，面饰云纹，四蹄足。出土时器身已全朽，仅存鎏金案足和案面周栏的鎏金案栏。漆案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这件轻便的小型食案在汉代墓葬中出土较多，为陈举进食而用，类似托盘所起的作用。案的出土显示，汉代贵族的用餐方式采用分餐制，每人一案，自己则坐在专用的席子上，席子四角还有精致的席镇，同时享用可口的食物，很是斯文。

两边是鎏金漆耳杯及座整体分为座、杯两部分。座为盘足，柿蒂状支架，承托耳杯。耳杯呈椭圆形，两侧附耳，纹饰华美，漆工与鎏金皆非常精湛。耳杯是古代的一种饮器，可用来饮酒，也可盛羹。因其形状像爵，两侧有耳，就像鸟的双翼，故名“羽觞”，又称“羽杯”等。饮时杯上可插羽毛，意有催人速饮。

(12)这是一组汉代随葬陶器

汉代随葬陶器的数量之多、品种之广，大大超过了以往各代墓内随葬的陶器，其中除一部分实用器，绝大多数均属仿商、周青铜器和漆器烧制的陶明器。在明器中有灰陶、红陶、铅釉陶和硬陶等。器类有灶、鼎、釜、壶、盒、甑、勺等20余种。

1、绿釉陶奁奁是我国古代较为常见的一种专门放置梳妆用品的器具，还可兼作贮存美酒和食物的盛器。实用的奁有漆、铜等质地。陪葬用明器多为陶质。绿釉陶是以氧化铜为着色剂，以铅为助熔剂，以700-900度的温度，在还原焰的焙烧下烧制而成，它完成了从原始瓷器到现代瓷器的成功过渡，代表汉代陶艺制作的最高水平。

2、黄釉陶鼎陶鼎是新石器时期出现的炊器，用于煮食物。此展品为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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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随葬用的明器，汉以后消失。黄釉陶是以氧化铁为着色剂，以铅为助熔剂，在还原焰的焙烧下烧制而成。

3、彩陶盒盒是古代用来盛放黍、稷、梁、稻等饭食的器皿。就饪食器总体的发展变化而言，与盛肉食的鼎相配套的盛饭食的器物，西周是簋，春秋是敦，战国以后则是盒。该陶盒整个器型呈球形，盒与盒盖子母口相合，通体施彩绘，造型古朴，做工精美，为汉代陪葬用的明器。

4、褐釉陶灶陶灶作为一种随葬的冥器，主要发展在两汉时期。此灶为马蹄形两火眼，上置一甑一釜，两侧模印有勺、铲、瓢、瓶、盘、勾、烟囱等图案。灶底部出沿，拱形灶门两侧分别模印有一烧火侍者，瓶状物及菱形方格图案，熊形四足，为汉代陶灶中典型器物。

5、绿釉陶壶通体施低温铅绿釉，仿铜壶造型烧造，属于随葬明器，腹部转折处釉面因长期在地下处于潮湿环境中析出盐类物质，致使表面星银白色。

三、西石刻长廊

茂陵石刻是遗留在霍去病墓上大型石刻群，距今二千多年。是我国已发现的古代大型石刻中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最具有艺术价值的石刻珍品。

石刻的形成，构思超凡，利用自然石块的原始形状，稍加雕凿而成题材多样、手法洗练、辅以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显得雄健遒劲浑厚有力。特别在表现各种动物的造型上，惟妙惟肖，生动传神，皆蕴含着饱满的生机。

茂陵石刻是中华民族雄厚气质的艺术杰作，是中国雕刻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马踏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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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踏匈奴历来被认为是霍去病墓石刻群中的主体雕刻，是一件有代表性的纪念碑式的杰作。工匠把马的形象刻画得坚实有力，姿态威武，气宇轩昂。马腹下的匈奴人，仰卧地上，左手握弓，右手持箭，双腿蜷曲，作狼狈挣扎状，蓬松零乱的须发，更显得惊慌失措、声嘶力竭，带着既不甘心就缚又无可奈何的表情。

马踏匈奴采用象征手法以及浮雕、圆雕和线刻技法，以写实与浪漫相结合的手法，使用一人一马对比的形式，构成一个高下悬殊的抗衡场面，揭示出正义力量坚不可摧的主题。其手法简练概括，于浑厚中显示着雄强的力之美。

2、起马

修剪得整齐的短鬃，短而尖的双耳，以及惊觉的神态，都显示出这是一匹转战千里的战马，久经沙场的精骑。马头上仰，似乎在谛听远方传来的声音，注视着前方的动静。右前蹄略微抬起，左前蹄紧扣住地面，后腿也正在用力，这是从卧着转入起身时一瞬间的动作。静中有动，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

起马采用立体圆雕，躯体丰满，蕴藏着无穷的内在力量。而勾画出肩胛与四肢的那几笔锐利的长线条，刀痕刚劲并富于弹性，恰能表现出积蓄已久的力量即将迸发的状态，作品格调明朗，洋溢着奋起的健美感。3、伏虎

3、伏虎刻画出猛虎机警凶猛，随机捕获猎物的形象，全身刻有条纹，显示了皮毛的丰满、轻柔和斑斓，尾粗有力，卷曲在背上，更增添了其咄咄逼人的威猛气势。虎头、颈与胸连在一起，似为积蓄力量，一蹴而发。

伏虎采用写实的表现手法，顺着天然石块的纹理，以线刻勾勒出的斑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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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柔美圆润，给人以雄健、丰满的感觉。

4、蟾

蟾体形似蛙而口中有齿，头部造型简练概括，鼻孔异常富有深度感，口裂自然，嘴下两条线纹尤能表现皮层的质感。后半部有大块棱面来显示后肢，具有非同凡响的高度概括性。

石匠利用一块形状和色泽都与蟾相似的石料，稍事勾勒出一只酷似蹲踞着的蟾，有着即将跳动的态势。背上一条自然形成的白色石线恰似蟾的脊线，黑白分界，相映成趣。

5、蛙

石蛙乍看起来好像是一方盘磬石，当你留心细看，才能发现它的妙处。全身加工的痕迹很少，犹如天然原石。惟对蛙的特征部位，利用石块的平面轮廓，作了精雕细刻。一对鼓得圆圆的眼睛，张着的小小嘴巴。

磬石的底色似乎是蛙的天然保护色，“荷塘清且浅，处处听蛙鸣”的夏日景象，通过石雕的联想，就会浮现在眼前。其意境含蓄幽雅，表现得极为巧妙。作品实中有虚，以虚拟虚，在虚实的创意之外，显露出一种清新的情趣。

6、石鱼①

工匠利用天然石块的尖端雕刻出鱼头、鱼尾和鱼鳍，它好像刚开始刻线，还没有完成，但从石料原型的选择方面，已经可以看出作者的匠心。

7、石鱼②

工匠采用一方条石，在其尖端用线刻的手法，刻画了鱼的眼、嘴、腮。用修长的石条代替了鱼身，并略去了鱼的尾部，洒脱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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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与熊

人与熊是一件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雕刻作品，以人与熊格斗为题材描写了惊心动魄的场面。由于过分地局部夸张，紧张而激烈的气氛里颇带幽默情调。石人体型粗壮，高颧深目，隆鼻大嘴，耸起双肩，以铁钳般的双手，用力紧抱住一只野熊，熊则狠咬此人的下唇，斗得难解难分，石人被咬的表情，由裂开的大嘴表现出来，显得形象逼真。熊的体型略小，比例较为严谨，和对人夸张刻画的手法，有明显的对比效果。

作品以线雕为主，辅以浮雕的技术手法，既利用了顽石浑圆饱满的体量感，又使整体充满了外向的张力，体现了西汉雕刻貌似笨拙而力量无穷的艺术特点。

四、“霍去病生平事迹展览馆”

1、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少年战神霍去病铜塑像

霍去病是西汉武帝时期抗击匈奴名将，累受大司马骠骑将军，封冠军侯。十八岁领兵作战，二十四岁病逝。短暂的一生，曾六次打败匈奴，为西汉王朝的统一、巩固，做出卓越贡献。他的千古名言—“匈奴未灭，无以家为”震撼了无数炎黄子孙，成为中国历朝历代保家卫国的将士们的座右铭。

下来我们详细了解他短暂而传奇的一生：

2、时势造英雄

每个时代都不缺少英雄，两千年前的大汉王朝也不例外。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32万步兵迎击匈奴，结果被匈奴冒顿单于围困于白登山七天七夜，最后重贿单于的皇后阕氏才得以突围。从此，西汉政府被迫与匈奴“和亲”。(所谓“和亲”，就是汉政府把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与匈奴言和，维持友好关系，并送与大量绣、锦、絮、缯、酒等礼物，并与匈奴进行贸易，这是一种妥协政策。)自此“和亲”政策成为西汉前期对匈奴采用的主要策略，但是仍然无法阻止匈奴骑兵对边境的侵扰。

经过文景之治，至汉武帝时，民殷国富，国库充实，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也空前加强，于是，汉武帝转而采取武装进攻、消灭匈奴贵族的军事政策。公元前133年，汉武帝采取王恢以诱歼匈奴为主要目的的“马邑之谋”，却未料计划泄露而功败垂成，汉军无功而返。“马邑之谋”虽未成功，但却使汉朝结束了屈辱的“和亲”政策，拉开了汉匈大规模战争的序幕。汉武帝开始对匈作战，任命一些富有经验的老将如李广、公孙贺、程不识、李息等的同时，又大胆提拔青年将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霍去病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抗匈战争中建功立业，崭露头角。可以说，汉匈战争的时势，造就了少年骁勇的霍去病。

3、少年骁勇

霍去病(前140—前117年)，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人。他的母亲卫少儿、舅舅卫青均为汉武帝大姐平阳公主的家奴。后来他的姨母卫子夫被选入皇宫，受汉武帝宠爱，霍去病也因此获得了贵戚的身份，18岁时做了汉武帝的侍中(皇帝侍从)

霍去病为人沉着寡言，作战时坚决果敢。他不默守兵书教条，而重视战争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汉武帝曾想教他《孙子兵法)和《吴起兵法》，他回答说：“战争只要看你自己的作战方略就够了，不必学习古代兵法。说明了他对行军作战有独到见解。霍去病独特、敏锐的军事思维让汉武帝感到后生可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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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是霍去病征战匈奴路线图

公元前123年阴山北麓之战，霍去病第一次参战，这一年他刚刚18岁。大将军卫青奉皇上之命，任命霍去病为剽姚校尉。霍去病率领八百名轻骑，离开大军，深入匈奴腹地几百里，结果以极少的损失斩杀匈奴2028人，其中包括匈奴的相国等高官，还杀死了单于的祖父辈的籍若侯产，活捉了匈奴单于的叔父罗姑比。他的功劳，在全军两次居第一，汉武帝以一千六百户封霍去病为冠军侯

公元前121年春天，汉武帝任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领精骑一万人从陇西出发，去夺取河西走廊。霍去病不负武帝重托，率兵横扫五个匈奴王国，转战六天，越过焉支山，连续奔驰一千余里，和凶奴军短兵相接，大获全胜。霍去病初次独立作战就立下军功，斩杀匈奴8千多人包括折兰王、卢侯王、相国等一些高官，生擒浑邪王王子，特别是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汉武帝非常高兴，亲自下诏增封霍去病食邑两千户。

同年夏天，汉武帝决定乘势全部扫除匈奴在河西地区的势力，打通进入西域之路，于是发动了第二次河西战役。这次战役，霍去病与公孙敖从北地出兵，分道进军。为了保证霍去病出征的顺利，汉武帝同时还派李广、张骞率1万多人从右北平出发，攻打匈奴左贤王部，吸引和牵制匈奴单于的力量，使他左右不能兼顾。霍去病出北地2000里越过居延泽到达祁连山，杀敌3万多，俘虏了5个小王、王的母亲、单于的妻子，还有59个匈奴王子，其他高官63人，汉军只损失了十分之三，所以，汉武帝再次感到振奋，頒布诏书增封霍去病五千户。

这年秋天，两场河西大战后，匈奴单于想狠狠地处理一再败阵的浑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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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休屠王，消息走漏后两人便想要投降汉朝。汉武帝不知匈奴二王投降的真假，遂派霍去病前往黄河边受降。当霍去病率部度过黄河的时候，果然匈奴降部中发生了哗变。面对这样的情形，霍去病单骑阅营直面浑邪王，下令他诛杀哗变士卒8千人，并让浑邪王一个人乘着专车，先到汉武帝的行宫，然后由他领着浑邪王的全部军队渡过黄河。这次跟随浑邪王投降的有4万人，号称十万。至此，河西走廊全线打通，汉首次设置武威、酒泉两郡(后改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称河西四)，河西走席并入中原版图。

公元前119年春，为了彻底消灭匈奴主力，汉武帝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漠北大战”。卫青和霍去病各率一路大军进军漠北，奇袭匈奴。霍去病出代郡深入匈奴腹地两千余里，重创了匈奴左贤王，杀敌7万多。霍去病封于狼居胥山，匈奴左贤王部几乎崩遗，从此“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封狼居胥”，成为中国后世战将追求的最高军事梦想

5、这是以沙画投影的形式来表现霍去病征战匈奴

共有六个场景：阴山北麓之战霍去病初露锋芒、河西首战独立军功第二次河西之战横驰塞北、河西受降成为名副其实的万户侯、漠北决战封狼居胥。

6、霍去病六战六胜成为不败之神，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作战方式

一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霍去病核心战术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其速度之快，奔袭之远，超乎匈奴想象，这种连续作战的独特方式，打破了匈奴以往作战的常规。例如第二次出兵河西，霍去病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疾驰二千余里，避开匈奴的正面，绕到浑邪王和休屠王的侧后方，切断其向西北逃跑的后路，出奇制胜，正如《孙子兵法·势篇》载：“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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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二是长途奔袭速战速决

霍去病在每一次战役中都恰当运用了长途奔袭的闪电战略，阴山北麓之战“直弃大军数百里”，河西之战“过焉支山千有余里”，这也正是统领上万骑军深入大漠必须遵循的有效战术，这种战术充分发挥骑兵的长处，“历五王国”、“转战六日”，显示出霍去病深入贯彻了速战速决的战术原则。

三是服而舍之功成则止

霍去病在作战中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服而舍之，功成则止也”的政策，即降服者不予过问，一旦成功就继续下一任务。不取辎重，不俘虏平民，对坚决反抗的敌人予以打击，对臣服者一律赦免，不杀无辜。霍去病的战斗作风，也是河西战役后数万匈奴归汉的一个重要原因。

7、霍去病在战场上屡次创造奇迹，离不开来去如风的骠骑部队，更离不开追随他一同征战的路博德、赵破奴、邢山、高不识、复陆支、伊即靬等将领，可以说他的手下猛将如云。

霍去病对自已的士卒组成，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在首次征战时，即从大将军卫青属下选择了800善战勇士，在河西之战中，他也有意识的吸纳许多善骑射的各民族成员，补充汉族骑兵草原、沙漠作战经验不足的短板。

8、这个展板说的是战神霍去病冒死进谏、忠孝两全的故事

汉武帝即位多年而不立储，长期以往可能会引起朝廷动荡，满朝文武人心惶惶却无一人敢直言进谏。霍去病敢为天下先，两次主动带头，请封皇子刘闳，刘旦，刘胥为诸侯王；武帝最终纳谏，封三王，为皇子刘据成为太子莫定基础。霍去病为了国家政局安定，毫不避讳，冒死进谏，成为后世之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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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霍去病对君忠，对父孝。生父霍仲孺为平阳县小吏，与平阳侯府奴卫少儿私通，生下霍去病。霍去病长大后才知道自己的生父，在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出击匈奴时，路经河东郡，见到其父霍仲儒，去病跑拜认父并为其父购置大量的土地、房屋、奴婢，后来更是将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领进长安，培养成才。

9、深得帝宠

外戚身份和官廷的尊贵生活，造就了霍去病烈火般的性格。霍去病为人寡言少语，有气魄，敢作敢为，年少时就显示出不凡的军事才能，因而在弱冠之年就被汉武帝赋予重任，而霍去病也用他“冠绝全军”的功绩回报武帝的信任和宠爱。第一次河西战役后汉武帝为了奖励霍去病的功绩，派人给他修建了豪华的府邸，他却辞谢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铿锵豪迈的回答，使得汉武帝看到了霍去病忠心为国，不以家事为念的高尚品德。

在一次狩猎活动中，霍去病当众射死大将军李广之子李敢，霍去病是汉武帝一手提拔的军中战神，彪炳战绩和封狼居胥的功勋让武帝喜爱至极，为了保住霍去病，武帝竟对外宣称李敢是被鹿撞死的。

10、彪炳史册

正是因为霍去病等人的征伐，河西走廊和西域才正式纳入汉王朝的版图，霍去病也因此彪炳史册。这首《塞下曲》及《乐府诗·胡无人》正是李白笔下的少年英雄霍去病形像：“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

然而，天妒英才，公元前117年，霍去病病世，年仅24岁。汉武帝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