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文物工作会议7月22日在京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同志、4位受表彰的先进代表先后发言，现将发言摘编刊发。
——编者
奋力推进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
二、文物保护与考古取得新成效。公布两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完成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石窟寺等专项调查，各级各类文物资源保护管理制度不断完善。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传统村落等重大文物保护工程相继竣工，预防性保护、系统保护积极推进。数以万计馆藏珍贵文物、重要出土文物得到抢救修复，博物馆标准化库房建设基本完成，文物保存状况持续改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成果丰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在基本建设考古中抢救保护大批珍贵文物，考古工作为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提供有力支撑。文物安全“严防严打严管严治”机制不断完善，打击文物犯罪、查处法人违法、整治火灾隐患取得重要成果，城乡建设中破坏文物的行为得到坚决纠正，文物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体系加快构建，文物安全形势持续向好。
三、文物博物馆展现新形象。类型丰富、主体多元、普惠均等的现代博物馆体系基本形成。10年间，博物馆数量增长60%，年度举办展览数量增长144%、接待观众数量增长119%。博物馆免费开放不断拓展，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参观博物馆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一部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深入实施。赣南、延安等革命旧址焕发新风采，广西湘江战役革命遗址遗存、青海原子城等保护项目成效显著，助力脱贫攻坚、老区振兴。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等建成开放，红色资源发挥重要教育作用。支持引导民间收藏文物，推动文物市场有序发展，不断优化文物进出境监管、文物鉴定服务。积极参与国际文化遗产领域治理，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56项，中外联合考古渐成规模，文物保护合作工程扎实开展，文物进出境展览异彩纷呈，流失文物追索返还亮点频现，文物成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金名片”。
四、文物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实现新提升。法律制度日臻完善，文物保护法修改积极推进，国务院颁布《博物馆条例》、新修订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办理妨害文物管理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各地出台实施200多部地方性文物保护法规。文物领域“放管服”改革纵深推进。财政投入稳中有增，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文物支出持续增长，中央财政投入文物保护资金10年累计1000多亿元，对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给予有力支持。文物工作“科技含量”显著提升，一批文物保护共性关键技术取得重要突破，实验室考古技术广泛应用，113项文物保护国家和行业标准发布实施。国家文物局增编扩岗，各地文物考古机构普遍加强，文博人才培养体系更加健全，广大文博工作者践行弘扬“莫高精神”，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
10年来，我们坚持党对文物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辱使命、守土尽责，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下一步，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奋力推进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守望田野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文博研究馆员田建文
我是个农家子弟，1980年15岁时考入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1984年毕业后，分配到了一所省属大学，不能干田野考古了。这怎么行？我索性跑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的田野工地，就“赖”在那里，当了10个月的临时工。
也许是我对田野考古的坚定，1985年得到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举荐，考取了吉林大学研究生，师从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
我明确了“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方向，确立了“让材料‘牵着鼻子走’”的治学宗旨。张忠培先生教会我做考古卡片，将出土文物的图、照片、文字等所有信息都记录在卡片上以备排队、查询和引用，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至今。
如果说大学毕业选择去基层做田野考古，是一腔热血的职业冲动，那研究生毕业重回侯马工作站，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郑重选择。
再次回到侯马，有了既定的学术目标，除进行日常田野考古发掘外，我和同事们经常是骑上个自行车、拿上个手铲、带上个陶片袋，说走就走，搞考古调查，也小有成就。
正当我在田野考古上大显身手之时，1997年4月2日遭遇车祸，先后三次开颅手术，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沮丧之余，我不停地问自己，难道我的考古生涯就此了结？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重新站在田野考古现场。日复一日的锻炼，虽然很艰难、很辛苦，但身体还是一天天好了起来，2003年我终于再次回到考古第一线。
我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全部奉献给了我所挚爱的考古事业，践行了年少时“择一业，终一生”的考古初心。如今虽已年近花甲，对考古的痴爱仍如少年，是田野考古事业给了我勇往直前的动力和勇气。
我将继续深扎田野考古一线，在对“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追寻中，发扬老一辈考古人的优良传统，贡献自己绵薄的力量。
我的外号“于粘磨”
山东省宁阳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勇
我是山东省宁阳县一名基层文物工作者，人们送我一个外号“于粘磨”。“粘磨”，在山东方言中就是不屈不挠、锲而不舍的意思。凭着对文物的满腔热爱和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儿，我在文物战线一干就是38年。
我的父亲一生从事文物工作，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文物无大小，每件都是宝，文物要是没了就永远没了。”正是凭着这种认识，只要发现能够征集保护的文物，父亲就会想尽各种办法把文物征集到馆里。1980年，父亲在原城南公社柳楼村发现了一件断为两截的汉代石狮，花60元钱请人运到博物馆。这60元钱相当于当时一个人两个月的工资。面对家人和同事的不理解，他回应的还是时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他对文物的热爱和执着，造就了我对文物事业中的那股“粘磨”劲。1984年，接续父亲的愿望，我选择了他一生不离不弃的文物事业。
宁阳文庙创建于元代，是泰安市现存唯一的一处尊孔、祭孔的庙宇。2003年深秋，暴雨连连，某天正在值夜班的我忽听一声巨响，文庙西庑屋顶坍塌，大梁掉下来离我只有半米左右。我马上想到，文庙绝不能毁在我们这代人手上，借钱也得修！望着倒塌的古建无法入眠，我壮着胆子，向时任县委书记写了长达5000字的信。接到信后，县里决定拨付50万元启动资金。文庙修复工程开工后，资金缺口较大，我开始向一些企业“粘磨”，争取多方支持。有时候被拒绝，心里动摇时，我便鼓励自己，“再粘磨一会，文物就有救了。”靠着这股“粘磨”劲，终于筹足了工程款。
那时，我吃住在工地，十天半月回不了一趟家。有一次，雨下了一整天，晚上我爬梯子摔了下来，浑身又冷又疼，一身泥巴，想想也该回家看一下老婆孩子、换换衣服。10岁的孩子开门见到我，吓得“哇”一声就哭了。妻子埋怨我：“要文物啊还是要家啊，人家哪个像你，连家都不要了，离家这么近，就不能回家住吗？”
文庙主体修完后，我们又陆续修缮了禹王庙、颜子庙、朱蓂阶烈士墓等不可移动文物20多处，修复馆藏骨器、陶瓷器等可移动文物300余件。凭着多年对文物事业的执着，我也得了一个“粘磨”的外号。对此，我欣然接受。
“人在文物在”，这是文物工作者的脊梁和风骨。只要初心不改，坚定前行，我们一定能够让文物事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绽放光彩，引导人们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做一个文化传承的接力者
贵州省铜仁市周逸群烈士陈列馆讲解员赵春莉
我是贵州省铜仁市周逸群烈士陈列馆聘用讲解员。
我在深圳工作期间，被歌手“好人丛飞”的事迹感动，走上了志愿者之路。2006年9月，我来到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一个叫“楼上”的乡村小学支教，其间兼管学校图书室。我在《中国工农红军史略》一书中了解到，红军长征曾两次经过石阡县。
说到做到。支教期满后，我留在了贵州。我走在红军写下标语的巷道里，想着当时的画面：先辈们穿着草鞋，用脚板丈量着祖国的山河，一路播撒下革命的火种。今天，我走过他们走过的路，我攀过他们攀过的山，我看着他们没看过的风景：天堑变通途，高峡出平湖。我愿意为“地球永恒的红飘带”再注入一抹我生命的颜色。
做红色讲解员是不会脆弱的，那些革命历史就是最好的营养剂。
我讲述最多也最感动我的是“困牛山红军壮举”。1934年10月，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下突破敌军设下的石阡封锁线，去寻找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为了掩护红六军团主力，由红18师52团负责断后。队伍遭遇湘、黔敌军和地方民团的阻击，为了拖住敌军，红军将敌人引向困牛山，面对敌众我寡的不利处境，加上难以辨别民团和百姓，且战且退，一直被逼退到黑滩河虎井沟的悬崖边。在与敌人几次肉搏之后，战斗到最后的100多名红军战士，“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当俘虏”，选择了跳崖突围。“悬崖铭赤胆，山河镌忠心”，我为那坚定信念支撑下的伟大灵魂而感动，为那对党无限忠诚的革命精神而感染，为那顾全大局、不畏牺牲的革命意志而动容。
十几年来，在近千场解说中，最难忘的是2016年，任弼时之女任远芳等红军后人来到石阡。分别时，她拍着我的肩头说：“小赵，我们重走父辈们的长征路，可能只这一次了，你在当地要多去讲讲这段历史，不要让后辈们忘了啊！”就是这份殷殷嘱托，让我更加执着于对革命文物的宣传。
英烈们在信仰的支撑下，把年轻而有限的生命活成了一束光，照亮着历史前进的道路。而我的生命则在传播他们的故事时被照亮。现在，我在铜仁市周逸群烈士陈列馆工作，我会努力学习，把这位“湘鄂西红军和苏区创建者之一”的事迹讲述好。
回望贵州之行，我踏着西部大开发的脚步而来，成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时代大潮里的一朵浪花。支教时，有人说我是奉献者，其实我只是撒了一颗“爱”的种子；在宣传历史人文时，有人说我是“代言人”，其实我只是一个红色历史的守护者、一个文化传承的接力者。
文物保护要靠科技
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赵丰
我来自中国丝绸博物馆，长期从事丝绸纺织文物研究和保护科技工作。
中国丝绸博物馆位于浙江杭州，是对以丝绸为主的纺织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研究、弘扬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建馆30年来，始终秉承“研究型、全链条、国际化”的办馆理念。技术部作为落实这一理念的主力和先锋，为中国丝绸博物馆注入了文物科技的强劲动力。
技术部是一个由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修复师组成的多学科团队，主要承担应急保护、科学研究、保护修复、工艺复原等工作，文物科技作为主线贯穿其中。
在大家心中，博物馆也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研机构，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为何如此注重科研呢？这是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响亮的名称——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因此，技术部要不断提升站位，提高文物科技水平，发挥丝绸特色，讲好丝路故事。
历经岁月的文物如同急待救护的病人，于是，我们在实验室研发符合文物保护原则的“诊断”“病理”“药理”和“保健”技术。现在，我们能够有效处理丝绸文物的糟朽病害。采用这种技术，我们成功唤醒沉睡千年的法门寺丝绸。
寻找丝绸起源一直是我们心中的梦想，我们奔赴仰韶村、三星堆等遗址，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丝绸。这种“所得超越所见”的惊喜，都来自我们自行研发的丝绸微痕检测技术。
哪里有纺织品，哪里就是我们的“战场”。我们在丝路沿线的新疆、西藏、甘肃、陕西等地设立了7个工作站，开展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其中，科技援藏最令人难忘，我们先后10余次，携带重达数百公斤的仪器设备奔赴西藏，克服高原反应，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任务。在西藏同行的眼中，来自西子湖畔的我们，就像“格桑花”一样在雪域高原盛放。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日新月异。我们的纺织品文物科技逐渐从跟跑、并跑到跑进世界一流方阵，以昂扬姿态走上国际学术舞台。在全球视野下开展世界丝绸互动地图研究，这是我国文化遗产领域首个由中国发起并主导、多国参与并实施的国际合作项目，也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
成绩属于过去，奋斗赢得未来。我们将继续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定力，开展前沿性、原创性和系统性研究；实现从实验室到考古现场的双向奔赴，把论文书写在广阔大地上；继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在世界发出中国强音。